爱国敬业 奉献终生

——记香港资深银行家陈纮

原中国银行董事、香港分行高级副总经理、顾问陈纮，于2009年夏，以95岁高龄在香港病逝。在他几近百年的一生中，充满爱国情怀，尤其是1949年他毅然带领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起义，在香港挂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为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赢得了广泛的赞扬。为此，1950年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其后60年间，他坚持不懈地为祖国金融业、改革开放以及香港回归尽心竭力，作出卓越贡献。1978年他担任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至1998年连任第六、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陈纮出身于福建著名的家族：祖父即末代帝师陈宝琛，母亲吴绥如是林则徐的外孙女。青年时期他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而后到日本升学，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立即回国，参加学生运动领导人安排的工作。1944年到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研究院深造，毕业后在伦敦一家公司任经理。1948年，他到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工作，从董事会秘书升任该行经理。新中国诞生前夕，他团结员工，拒绝国民党企图将资产调往台湾的指令，使该行全部资产归到人民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利用该行的资金和人才，成立香港丰成公司，并在厦门等地成立分公司，用私商名义大量购进粮食、布匹、肥料等物资到香港，绕过台湾方面和港英当局的封锁运至内地，为此受到福建省政府的表彰。解放初期，侨乡的侨汇断绝，香港侨批局接到侨汇后无法转到内地侨眷手中，陈纮通过自己所掌控的银行积极设法代为转驳，既解决了侨眷的生活困难，又为人民政府提供了急需的外汇，受到省领导的重视和嘉许。

到了1950年末，根据当时形势需要，在港中资机构进行调整，丰成公司结束，其人员和资金拨归福建省外贸机构，福建省银行的人员、资金和房地产归新成立的南洋商业银行，陈纮任该行副经理（后升任总经理）。当时，该行是香港唯一能接受国内汇款的银行，任务艰巨，尤其在这初创阶段，人手缺乏，各项制度尚待建立。陈纮认真调研，运用他所擅长的国际金融理论和专业知识，并与员工反复磋商，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推动了业务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港的金融工作一直面临极大困难。由于美国长期冻结我国美元资产，国家的国际收支支付手段与外汇储备主要使用英镑及少量瑞士法郎。那时我国现汇来源主要是港澳地区的出口和转口贸易收汇以及侨汇的港元。因此，要求香港中国银行及时将港元资金换成英镑；但是香港外汇市场上的英镑供应量有限，而且基本上由英资银行控制。汇价的波动就影响到买汇成本的增减。为了做好这项艰巨的套换外汇工作，尽力做到汇价合理，及时购得足额的英镑，以满足国家对外支付的需要，于是，1966年，中国银行领导决定将陈纮调到香港中国银行担任高级副总经理。陈纮不避艰险，勇挑重担，将这一条作为自己第一要务，为之奋斗终生。

他到中国银行任职的1966年，正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刻，香港发生了反英抗暴斗争，一时中资银行的业务无从开展。陈纮殚精竭虑，思谋如何摆脱困境。他看到当时欧洲各国定下汇价比例后又允许在一定幅度内上落，如果掌握得好，可以从中获利，于是他提出了试行买卖外币的建议，经有关领导同意后实施，获得可观的利润，终于渡过了难关。

“文革”紧张进行的1969年，陈纮因母亲生病，请假赶回北京探望，可是回到家里母亲已经濒危，一天清晨，他在收听广播时听到国际汇率发生波动的消息，他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匆匆地对姐姐陈荷说：“妈的后事拜托了”，立即回到香港。事后他对家人解释说：要是不及时赶回，国家的损失就大了。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走向腾飞。遵照中央的决策，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积极谋求多元化发展，努力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根据总行指示以及一些外资银行和企业的提议，香港中行组织成立了多家中外合资公司，共同拓展中国业务。在筹组这些公司的过程中，陈纮亲自牵头研究，并与对方谈判。这类公司在我国开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香港中行和美国第一芝加哥国民银行、日本兴业银行等合组的“中芝兴业财务有限公司”，成为首家进入国内、为内地企业筹组项目贷款和银团贷款的财务机构。

1982年6月15日，是香港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邓小平邀请了费彝民等17位德高望重的香港知名爱国人士开座谈会，陈纮也列名其中。会上，邓小平向与会者宣告：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这引起了与会者的震惊和无比喜悦。会上，陈纮就廖承志的提问，对香港平稳过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国内好，香港就没有问题。”由于当时此事尚未公开，他丝毫没有透露会议内容，而内心无比兴奋。尽管这时他已年届七十，却更加焕发精神，做好银行工作，为祖国建设服务。他还竭力劝说金融工商界巨子留下来，继续为香港发展做贡献。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十层大楼，本是地标式建筑之一，这时已显得陈旧。特别是香港的发展前景明朗化，繁荣指日可待，旧楼必然不敷应用，建设新大楼成为迫切任务，陈纮为此操心。但是在中区一带寻觅新址很不容易，只能耐心设法。机遇不负有心人，不久居然找到门径。陈纮每天清晨都到马会游泳，锻炼身体，而香港政府财务司司长夏鼎基也每天必到，日久相熟，时常在马会共进早餐。一日闲谈中陈纮向夏提出中银准备建新楼的事，夏也感到新址确实难找，但还是可以想办法。经两人反复磋商，渐渐有了眉目，从具体地点到买地的条件，一一细心商议，逐一得到解决。最后由陈纮代表中国银行，与香港政府签署了批地合约，取得了黄金地段的廉价地皮。这时已退休的陈纮被任命为委员，负责新大厦的建设。设计工作也由他出面，请国际著名的设计大师贝聿铭承担。贝老理解中银的要求，精心劳作，设计出既美观、气派、安全，又节省费用的大楼构图，使中银大厦作为建筑精品，成了香港一景，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前作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在香港的标志，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起了很好的形象视观作用。

陈纮在长期担任银行领导的工作中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人才的培训。在南洋商业银行时，他开办了职工业余学习班，把自己的业务知识和经验写成教材，还亲自授课。他对下属体贴关怀，循循善诱，以德服人。一位员工一直忘不了一件事：他在工作中出了一个差错，吓得不轻，以为一定会受到处理。陈纮发现了，先不开口，只是翻查记录，认真看完后徐徐地说：“是大意的错。干银行必须专心，忙的时候更要沉着，这是比较难做到的。业务知识我可以教你，但是修养要依靠自己磨炼，我教不了你。”他只是这样心平气和地说，没有训斥，却打中了要害，令人心服，让人能够诚心地吸取教训。他作为领导者的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陈纮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关心对他们的教育，常常教导他们：能帮助人就是好事。他说，世上没有give and take，只有give and give。我们理解他的意思是：人生唯有奉献而已，只有奉献，不要期望回报。这实际上也就是他的人生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