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09 10:00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齐上志

最难忘的一次“再出发”

——黄乃裳在福建辛亥革命中


黄乃裳

黄乃裳是辛亥革命起义的福建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走上革命道路,经过漫长的上下求索过程。

黄乃裳(1849-1924年),字绂丞,号慕华,闽清县六都湖洋(今坂东镇湖头村)人。父庆波,务农,农闲时兼做木工,育有四男一女,乃裳居长。因家境贫寒,乃裳少时就常帮做家务和农活,稍大后开始上私塾,半耕半读。

清同治三年(1864年),基督教传入闽清。1866年,黄乃裳洗礼入教,供职于教会。他聪颖勤奋,既学中文,又学英文,从中逐渐了解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开阔了眼界。他与美国牧师薛承恩合作翻译《天文图说》《圣经图说》《卫斯理传》等书作,还独立将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翻译成福州方言读本。1869年,他考入福州基督教年议会,被派到福州东街福音堂当传教士。黄乃裳希望借助教会多办学校,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1874年,由美以美教会主办的福州第一份中文报纸——《郇山使者报》创刊,黄乃裳被委以主笔。当年,他就在报上发表劝人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文章,第二年又与人合作在报上连载刊出关于革除缠足陋俗的5篇文章,洋洋万言,后来还加印1万册单行本,广为发行,影响很大。

从关心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推动社会风气变革进步做起,这是黄乃裳早期改革维新的思想和实践。他还与友人在福州开办福音、培元和英华三所书院,兼任教务长,使福州有了第一批新型学校,培养出一大批爱国志士和科学文化英才。

黄乃裳早在1877年就考中县秀才第二名,但他不热衷科举,直到20年后的1894年才中了举人。他希望多了解中西文化差异,让自己有所作为,为拯救落后的中国做出贡献。他看到“外强之侵迫,国势之孱弱,民治之腐败,社会之颓落”,“希冀有所效力于国家”。他认为,“中国之积弱由于民智不开,而开民智有治本、治标二法:办学为治本之图,办报为治标之计”。

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洋务派苦心经营近20年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黄乃裳强烈地感到“中国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他一方面潜心研读顾炎武、黄梨洲诸学说,树立民族意识;一方面阅读新学史地译本,了解世界强国先进潮流。1889年,在黄乃裳的鼓励影响下,三弟乃模以优异的成绩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任“致远”舰副管带。1894年,乃模在黄海大东沟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牺牲,北洋水师重蹈覆辙全军覆没,中国因战败而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恨家仇,黄乃裳悲愤至极。

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黄乃裳深思后选择维新变法道路,第二年他赴京会试,毅然加入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行列。在京的二个多月里,他经历了轰轰烈烈,催人奋进的激动场景,感受到浓烈的维新变革气氛。他结识了乡亲严复、林旭等一批革命新志士,大有相见恨晚之慨。这时,黄乃裳的维新变革思想更臻成熟,目标更为明确,意志更加坚定。他奋笔撰文在《闽省会报》上发表《英华格致书院关系国家说》,指出:“今日而欲振兴我中国,非格致之学不为功。”“格致之盛于西瀛也,此欧美新以富且强,而为之民智熙熙然,乐逢其盛而精益求精。”

为大力鼓吹维新思想,宣扬民主风气,推动社会变革,打破福建沉闷的局面,黄乃裳于1896年4月斥家财在仓前山创办福建人自己的第一份中文报纸《福报》。《福报》关注社会时事,针砭时弊吏治,倡设学堂实业,反对守旧,破除迷信,文章说理透彻有力,对唤醒民众起很大作用。《福报》除在福州、厦门发行量较大外,还在全省各市县以及上海、台北、台南、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发行,是当时传播维新思想的重要报刊之一。

1897年春,黄乃裳入京参加会试落第,留京不归,参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协助林旭筹建“闽学会”。1898年6月,光绪帝接受康梁维新派变法主张,下《明定国是》诏书,发出数十道改革令,林旭等四卿入值军机章京,开启了闻名中外的“戊戌维新变法”,黄乃裳大为振奋。由于袁世凯出卖维新派,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追查通缉维新人士。黄乃裳虽被列通缉名单第11名,仍冒着生命危险,通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避祸。康梁逃到日本后,非常感激黄乃裳的义胆忠肝,撰写一副对联赠黄:“英雄自古多肝胆,豪杰直堪托死生”。黄乃裳当时还设法营救林旭,但林旭决心赴国难,苦劝无果。后来,当他得知林旭等六君子壮烈献身时,悲痛不已。“百日维新”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他觉醒,认识到,维新道路行不通,“知非革命不足以救亡拯毙”。从此,他开始了从改良主义走向革命的思想转折,投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

福州市鼓楼区南街花巷3号的基督教尚友堂,是1911年11月9日福建辛亥革命起义军的司令部旧址。当天清晨,黄乃裳率领学生炸弹队、桥南社体育会、南台商团等人员共300多人,由仓前山出发,进驻设在城内花巷3号的革命军司令部,然后分头奔赴各战场。学生炸弹队队员机智勇敢,在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取得重大战绩,为辛亥福建革命光复起义战役立下汗马功劳。

1911年春,黄乃裳出任福州的英华、福音、培元三所书院的教务长,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热情。同时,他主办的《左海公道报》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产生很大影响。接着,又开始组织训练学生炸弹队和桥南社体育会,以晨练为名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为辛亥光复起义作思想、军事上的准备。11月5日,在闽江下游台江的江面夹板船里,黄乃裳、郑祖荫、林斯琛、刘通等福建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与驻闽新军孙道仁、许崇智等人召开秘密会议,商定起义的具体作战方案,包括学生炸弹队配合大部队作战等事宜。孙道仁提出要付给20万元的军饷才答应参加起义,谈判陷入僵局。在这关键时刻,黄乃裳答应紧急筹集先付给5万元,其余待起义后再付给,并晓以大义,孙道仁才点头答应。福建光复后,黄乃裳被推举为军政府的交通部长兼筹饷局总办,除补足孙道仁的20万差额外,因军政府刚成立经费十分困难,黄乃裳以自己的名义通电南洋各地华侨,请求对新政权给予援助,总共筹得捐款70多万元。不久,他又向福州商界筹捐100多万元,使新成立不久的新政府渡过财政难关。闽清华侨志士许逸夫等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回国联合福州籍的学生500多人,组成北伐军,其所需经费也由黄乃裳筹措备足,得以成行。

11月8日夜,黄乃裳在仓前山对湖路住宅集合英华、福音、培元三书院的学生炸弹队队员41人,组编成以李藩为队长的学生炸弹队。9日拂晓总攻打响,起义军主力首先一举攻占于山制高点,并将前线总指挥部设在于山顶观音阁大士殿。清晨5时,黄乃裳高举由黄花岗烈士林觉民、刘元栋、冯超骧的三位遗孀秘密精心绣制的铁血十八星旗,激昂地对大家说:“旗手不用选了。我今年已经63岁,剩下的日子不多,就让我为大家当一回旗手吧!”说完,他就走在队伍的前面,率领学生炸弹队队员、桥南社体育会会员、南台商团团员共计300多人,由仓前山出发,浩浩荡荡向城内行进,沿途两边街巷路口挤满了群情激奋、鼓掌欢呼的市民百姓。队伍迅速进驻花巷3号革命军司令部,简要宣布战斗任务后,分头奔赴战场。同时,黄乃裳到附近津泰路福建武备学堂操场,把崭新鲜艳的十八星红旗高高地升起。接着,他身先士卒带领炸弹队几个小组,守候在于山和旗汛口一带前线阵地,以配合大部队作战。

战斗打响,黄乃裳穿梭于弹雨炮火之中协调指挥作战。学生炸弹队队员个个摩拳擦掌,斗志高昂,“无不效力前驱,尤不怕死”。在这次战斗中,有三位队员壮烈牺牲。

下午,起义军取得全线胜利,旗兵节节败退,在起义军宽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纷纷缴械投降。当天下午4时,清驻福建总督松寿见大势已去,逃到渡鸡口吞金自杀。5时,清将军扑寿走投无路,慌忙易服乔装躲到蒙古营巷民房,被正在巡逻的学生炸弹队队员发现并生擒。由于这次战斗的胜利,福州成为全国辛亥光复起义时间最快、伤亡人数最少、社会治安最稳定的省会城市。

1911年11月11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闽都督府成立,简称福建军政府或闽都督府。为表彰学生炸弹队在起义战役中的杰出贡献和功绩,福建军政府都督孙道仁授予参战队员勋章、奖状和奖金。队员们既感到欢欣荣耀,又想到刚成立的新政府还面临财政困难,一致表示只接受勋章和奖状,不收奖金。这一义举深深地感动了政府和广大民众,被传为美谈。后来,都督府特制作金牌颁发给他们,金牌上镌:“闽省光复,将士同心,奖金不收,其志可钦”。

黄乃裳先生一生孜孜不倦地为追求强国富民的真理而不断探索、实践、奋斗,从办教育办报开民智到维新变法,从远涉重洋诗巫垦荒到辛亥革命光复起义,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艰苦卓绝的“再出发”。而使他感到最难忘、最激奋畅快的莫如1911年11月9日福建辛亥革命军光复起义,从花巷革命军司令部的这一次“再出发”。正如光复胜利后不久他写给陈楚楠的信中所述:“裳平生最得意之事则此,十九日(指旧历,即公历11月9日)从后迄今,为最踌躇满志之时,虽死无憾矣!”

他还自撰一副对联挂在书室中以“抒情善志”:“专制已摧,大伸素抱;共和待建,何得安居。”联中:“专制已摧”指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福州也于农历九月十九日(1911年11月9日)经过于山战役得到光复。“大伸素抱”指封建王朝垮台,民主革命达到目的,平生多年为之奋斗的最大愿望得以实现。“共和待建,何得安居”指刚建立的民主政权,还有许多尚要做的工作,不能说已安逸无事。果然不出所料,民国刚成立不久,胜利果实就被袁世凯窃取,随后就有“洪宪”复辟帝制之变。联语寓含居安思危警意,料事极有远见。几乎同时,黄乃裳又撰写了一副对联:“新民事业图无逸,福地人家产有恒。”新民:使民更新,教民向善之意。产有恒:即恒产。他认为际此更新的人民民主事业还得勤奋事之,不可贪图安逸,如果懒惰逸豫就会前功尽废。建设一个幸福家园,须不断经营创业,才有可能拥有稳固恒久的事业。

花巷3号花厅,是福建辛亥革命军司令部旧址,1992年被福州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门口立有文物保护石碑,是体现福州近代革命史的重要文物遗址。这里是黄乃裳先贤一生革命生涯中无数次“再出发”中最值得纪念的一次再出发地,值得后人永世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