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共“一大”作出贡献的李达与王会悟

李达

李达（1890—1966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曾公开发表署名文章，专题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第一个在中国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他与陈独秀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共发展史上第一个组织上海“中国共产党”（即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他创办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任主编）；他与李汉俊一起，统筹并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中央局委员暨宣传主任（即第一任中宣部部长）；他创办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任主编），写作并出版《社会学大纲》，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称该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

李达，刚满5岁就跟着父亲识字

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他一生中创造了党史中的许多个“第一”。每个“第一”，都很精彩。作为毛泽东推崇的“理论界鲁迅”，很多人知道李达跟毛泽东有交情，但他曾在毛泽东的床上酣然入梦，毛泽东在一旁彻夜不眠的事却鲜有人知。

李达出生于湖南永州一个贫穷农家，刚满5岁就跟着父亲识字。他天资聪颖，除了熟读指定的教材外，还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对数学和自然常识特别喜爱。15岁时，投考永州中学。因年纪小，个子矮，乡下人打扮，引得许多人围观。榜单上，李达排在被录取者的最后一名，比第一名的朱保善小五六岁。进校后，朱保善常当众挖苦李达成绩差。受到刺激的李达暗下决心，刻苦攻读，第一学期结束时，便跃居年级第一名。

青年时期的李达，理想经历多次变迁。辛亥革命爆发后，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思想的影响，于1913年和1917年，两次赴日本留学，攻读理科，力图为“实业救国”、“科技救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失败。李达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不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李达偷偷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最终放弃理科专业，师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回国内发表，这使得他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少女时期的王会悟

李达夫妇，中共“一大”的幕后功臣

李达到达上海后，认识了另一个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人——苏浙才女王会悟。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会见李达、李汉俊，建议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李达等随即联系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商量后，决定由李达代表党的发起组，致信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小组，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除邀请信，李达等还给每位参会代表寄去100元路费，这些费用出自共产国际给的经费。“一大”会址选定和外地代表住宿等具体事务都由李达负责。筹备建党期间，他以留日学生理事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博文女校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因学联跟女联（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有工作往来，李达结识了在女联从事文秘工作的年轻女子王会悟。两个志趣相近的年轻人，接触频繁遂生爱意。

李、王的婚礼由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操持，在《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举行。二人的洞房随后成为《共产党》月刊编辑部。《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它首次鲜明地树起“共产党”的旗帜。

李达特别忙，加上还有编辑工作，于是把大会的一系列事务，包括给各地代表发会议通知、安排代表住宿以及确定“一大”会址，都托付给妻子王会悟。

王会悟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懈怠。首先，她按照李达的要求，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信，要求各地速派两名代表前来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成立大会。接着，确定开会地址。王会悟认为，在上海开党代会，危险很大，便向丈夫提议到她的老家乌镇举行。乌镇位于浙江北部，京杭大运河西侧，处两省三府七县交界之地，是个“三不管”的地方，而且风景秀丽。李达很想去夫人的家乡看看，但他沉思了一会，说道：“会悟，乌镇地方是清净，但你想，平时极是清净的一个水乡小镇，如一下子聚集了十多个陌生人，还有外国人，能不引起轰动?”王会悟想想也是，于是作罢。王会悟又想到了中华妇女联合会会址，觉得不便保密，也放弃了。最后，王会悟想到了李书诚的寓所。李书诚乃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亲哥，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左派人物，阅历丰富，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声望。王会悟还了解到，李书诚一家已出外避暑，如能在他家找个房间开会，安全系数要高得多。李家离上海博文女校很近，代表们行动也较方便。于是，王会悟当即找李汉俊商量：“你哥哥到外地去了，这次开会就借用你哥哥的客房，怎么样?”李汉俊一怔，问道：“你是怎么想到我这里的?”王会悟答：“借你哥哥的牌子嘛!”李汉俊又一怔，说：“这间房子太小，到饭店或者什么地方找个大房间，或者找黄兴夫人借一间房，岂不更好！”王会悟解释说：“这些地方我都想过了，但都不合适。黄兴夫人那里人来人往，很复杂。饭店就更不行了，这是什么会，怎能去饭店?”李汉俊听了，暗暗叹服王会悟考虑问题细心、周全。想了想，他慨然说道：“好吧，就在这里开吧。”于是，中共“一大”的会场问题解决了。

开会的地点确定后，王会悟忙于寻找外地代表来沪的临时住所。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7月中旬放暑假，有空闲的教室。另外，博文女校与选定的“一大”会址望志路树德里106号（现改为兴业路76号）相距只1里多路。她认为这个地方不错，就以“有个学术团体要在上海召开学术讨论会”为由，向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商租一幢带厢房的统楼。之后，买来芦席、蚊香等物，还想方设法安置了床铺。外地代表来沪后，除了年龄较大的何叔衡和董必武两位分别住在湖南会馆、湖北会馆外，其余的大都住在博文女校。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共“一大”会议正式召开。房间不大，中间摆了一张餐桌，四周置了10多张木椅子，靠街口的窗前放了一张写字台。出席会议的马林和尼可尔斯基以及翻译杨明斋三人由王会悟护送到会场。出席人员到齐后，王会悟便退出会议室，到楼下搬一张椅子，拿一把蒲扇，坐在门口“乘凉”。

7月30日晚上会议的会场遭巡捕袭扰，虽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但在上海继续开会是不可能了。去哪里续会，又成了代表们伤脑筋的一件事。因为以后的会议虽然内容不多，但很重要，要通过党纲，研究今后工作，选举中央局。代表们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在上海找个旅馆续会。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因为他在西湖智果寺住过三个星期，感觉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很熟悉那里，愿做向导，但这个提议被多数人否决了。理由是杭州属大城市，繁华热闹，军阀与外国势力控制严密。

大家一时想不出去哪里开会为好，沉寂无声。这时，坐在李达身边的王会悟，受周佛海提议的启发，建议说：“离浙江桐乡不远，有个地方叫嘉兴，是个开会的好处所。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那里有个南湖，不像杭州那样引人注目。我们不妨租一只画舫，扮作逛西湖途经嘉兴的游客。”王会悟的意见立即得到董必武和何叔衡的支持。李达也赞同妻子的提议：“南湖我也去过，虽属风景名胜，但毕竟是县里的小去处，官僚、密探一般不会去那里，在那儿开会比较安全。”担任中共“一大”执行主席的张国焘也认为“在船上开会，安全系数更高”，称赞王会悟好心计，胜须眉。众代表异口同声表示赞成，“一大”新会址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

王会悟领着与会的代表，来到烟波浩渺的嘉兴南湖公园，登上画舫。画舫环湖一周后，停泊处在烟雨楼东南约200米的僻静水面上。中午11点左右，南湖会议正式开始。忽然，王会悟走进船舱，将一副麻将牌“哗啦啦”地倾倒在八仙桌上。代表们当然明白她的用意，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为了确保会议安全，王会悟扮成俏丽的窈窕歌女，坐在船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警惕地保护着舱内的代表们。若有船划近，她就用纸折扇敲船板，提醒代表警惕。这时，船舱里就会立即传出劈啪作响的搓麻将声，以掩人耳目。这天是阴天，天公作美，下起了小雨，游人顿减，整个湖面上只有四五只游船，更适合开会。王会悟跟船娘拉家常中了解了其他船上游客的身份。船娘指着一条大船说：“那条最大的船是城里典当铺老板为儿子办满月酒雇的。”又指着一条中号船说：“那条船是桐乡一个乡下财主全家来游玩的。”下午5时左右，从远处驶来一只小汽艇。王会悟怀疑是巡逻艇，便迅速发出暗号。后经打听，方知是城里一个绅士的私艇，才又放心地继续开会。

“一大”南湖会议在游船上开了约7个小时，下午6时完成全部议程。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在简短的闭幕式上，代表们低声齐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解放万岁!”等口号，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至此，王会悟所担负的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同李达一样，王会悟也是中共“一大”会议成功召开的幕后功臣。

嘉兴南湖红船

李达与王会悟的坎坷人生

王会悟，1898年7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青镇(现桐乡市乌镇，当时乌镇分青、乌两镇)。父亲王彦臣是晚清秀才，在镇上办私塾教儿童。王彦臣耿直严谨，办学出色，深得邻里好评。王会悟6岁就进入父亲执教的私塾念书，与沈雁冰(茅盾)同窗，聪慧热情，进步很快。母亲勤劳贤惠，生子女九人，四人早夭，王会悟排行第五。幼年时，她就帮助母亲料理家务，照顾弟妹。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她从小就养成了善良勇敢又刚强坚毅的性格。12岁，考入嘉兴女子师范学校，离家寄宿逐渐培养起独立生活的能力。未及毕业，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父亲中年去逝，她继承父业走上学校讲堂。不久，她租了本镇定阁寺一个殿堂，独自办起该县第一所女子小学，寻找属于自己的一块新天地。在女子小学里，王会悟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俗，鼓励女学生剪辫子，反对抱养童养媳和女子缠足等陋习。她把女子小学办得有声有色，名闻乡里，乡亲们称赞“小王先生办的不比老王先生差”。

1918年，王会悟考入湖州湖郡女塾读英语。这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她半工半读，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她看了很多进步书刊，尤其喜爱《新青年》杂志。当时在《新青年》上发文章发诗歌的作者有胡适、沈尹默、刘半农、鲁迅、俞平伯、李大钊等著名人物。一次，她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提笔给陈独秀、李达、恽代英写信，表示赞成采用白话文，拥护他们的革命主张。陈独秀给她回了信，夸奖她“胆子大”，勉励她“多读点书”。后来，她与陈独秀、李达等就相识了……

1933年后，李达、王会悟一家迁居北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平，王会悟力促李达先去湖南家乡暂避，自带子女留守家中。她将李达的书稿及有关抗日救国的书籍装箱埋入院中地下。不久，她遭到日本宪兵和伪警的检查，被殴打并拘留。经友人帮助，王会悟于8月下旬带子女逃出北平。1944年8月，湖南零陵沦陷，李达与王会悟失去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王会悟随民主人士乘船出川回到南京。1949年5月，李达和部分民主人士应毛泽东邀请前往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才将王会悟母女接到北平，这对患难夫妻得以重逢。1949年12月，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证明，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国后，毛泽东欲留李达在京工作，因热爱教研，李达婉辞。1950年2月，李达出任湖南大学校长，后调任武汉大学校长，并兼任中国哲学会会长。王会悟在政务院从事法制工作，因多年劳顿，体弱多病，不久即离职休养。“文革”开始后，李达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王会悟及女儿被驱逐出门。她坚信是非颠倒的混乱日子终将过去，教育子女相信党、相信马克思主义，坚持既有的信念。“文革”结束后，1980年，李达获得平反，骨灰迁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王会悟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妇女解放作出过重大贡献。她心胸坦荡，安于平淡，一生未任要职。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寓所病逝，终年96岁。

上海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