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爱在民的晚清循吏——王仁堪
王仁堪
在福州鼓楼区灯笼巷北侧，有一座建于清乾隆间的民居，坐北朝南的建筑共三进，穿斗式木构架，双坡顶。与之毗邻的是王氏家庙，这样的建筑结构，为福州罕见。左邻右舍皆称之为“状元府”。它就是清末状元王仁堪的故居。
王仁堪出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9年），字可庄，是道光年间两广总督、工部尚书王庆云之孙。
王仁堪自幼勤奋好学、志向远大，同治九年（1870年）中举人，之后，接连三次会试俱落第。屡试不中并没有让王仁堪气馁，他更加勤奋读书，光绪三年（1877年），果然夺得一甲一名，独占鳌头。王仁堪的父亲只是个秀才，儿子高中状元，他喜不自禁地说道：“父尚书子状元，我满足了”。
王仁堪高中状元后，被授予翰林院修撰，随祖父王庆云在北京生活。帝师翁同龢对于这个青年才俊自是青睐，他在1878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这样评价：“王仁堪，功夫极细”、“王仁堪，极好，通各家说”。
光绪五年（1879年），王仁堪充武英殿协修官，当时“中国与俄罗斯更定条约”，沙俄企图霸占中国的领土伊犁，出使大臣崇厚竟然迫于沙俄的压力，擅自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没有奉旨就回到京城，引起公愤。正直爱国的王仁堪义愤填膺，他联合前科状元曹鸿勋等二十四位官员上书弹劾：“厚所定条约堕俄人之狡谋，背朝廷之名训……请将崇厚立肆市朝，以彰宸断而更前约”，得到舆论一致嘉许，声动朝野。清廷罢免崇厚、判斩监侯，并拒绝签订条约。
王仁堪文章、书法和品貌都端正秀润，深为朝廷器重。光绪六年（1880年），任山西学政、考官，他严禁学官、生员吸食鸦片，一番整饬，山西学风大变，秩序井然。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贵州乡试副主考，他取才甚严，杜绝请托，受到广泛好评，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载：“今年闱墨以贵州为最，主试李桂林、王仁堪也”。光绪十二年（1886年）秋，王仁堪被派主持江南乡试（副主考），民初大总统徐世昌就是他的学生。光绪十三年（1887年），王仁堪在上书房行走，每参加宫廷宴礼和节庆大典，得到的赏赐都格外丰厚优渥，郑逸梅《艺林散叶》载：“以翰林院编撰入直南书房，颇邀辰宠，频颁上方珍物，甚至腊月廿三日之祭灶糖，亦蒙赐赏。”光绪十五年（1889年），王仁堪出任广东乡试副主考，提拔了不少人才，梁启超即出其门下。梁是当科广东举人最年轻的一个，王仁堪阅卷后，认为梁是个奇才，便送卷给正主考李端棻看，李看罢，大喜过望，就托王仁堪为自己妹妹作媒，成就了一桩美事。
晚清朝中有清流与洋务两派各执一端，清流派人数不多，大抵为言事、讲职京官，为首有张之洞、宗室宝廷、陈宝琛和张佩纶。王仁堪融入清流派，一疏上闻，直言敢谏，是京都风云人物。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全国各地水旱灾害频发，京城地震，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朝廷依然还在为慈禧的寿辰大兴土木，建造颐和园，十二月，太和门又发生火灾。忧国忧民的王仁堪再次偕同曹鸿勋上疏进谏，请罢颐和园工程，谓：“工费指明不动正款，夫出之筦库，何非小民膏血？计臣可执未动正款之说以告朝廷，朝廷何能执未动正款之说以谢天下？”他耿介切直：“若不及时停止竭泽而渔，岂堪设想，请将此项工程停止”，同时，王仁堪还指出太和门火灾本不至于造成太大损失，是负责紫禁城守卫的神机营多年积弊，导致偷惰误事，救护不力，因此要严加整顿。他还建议朝廷广开言路：“然后士气振，下情通，内治可成而外患可攘也”。
王仁堪刚直不阿，终于得罪了慈禧和朝中权臣，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一月被外放为江苏镇江府知府。消息一出，“同官相顾愕然”，“举朝叹惋”、“群惜其出”。王仁堪不以为意，“领凭即行”，临别留诗：“圣明无弃才，中外不歧视”。朝中有良知的众臣为可庄鸣不平，王仁堪却认为：“内居禁密，固时参帷幄之谋；外典方舟，亦小试经纶之手。两无喜愠，一秉忠诚”，意思是，只要有益于国家社稷，朝内外并无区别。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王仁堪刚到镇江，便发生了“丹阳教案”。当地百姓发现教堂后林地埋葬婴孩尸首七十余具，育婴堂内也无一活婴，群情激愤，放火焚毁了教堂，一发而动全身，激起邻近诸县轰轰烈烈的反洋教斗争。列强震惊，向清廷提出各种无理要求相要挟，官府迅速派兵弹压，并勒令地方官缉捕涉案百姓。王仁堪与丹阳县令查文清一起踏勘现场，面对“纵横交错于地，或矐其目，或断其四肢，至惨酷无人理”的童尸乱葬地，王仁堪心痛不已，感叹道：“此其罪岂专在市民耶！”旋即上奏总督刘坤一曰：“名为天主教堂，不应有死孩骨。即兼育婴局，不应无活婴儿”，指出教堂被焚乃“祸由自招”，最后决定由地方当局赔偿教堂损失，不追究焚毁的责任。这一处理，和平解决了外事纠纷，达到了保全国体、保护人民的目的。王仁堪在镇江，和好友张謇时有通信往来，1891年10月12日，张謇到镇江看望老友，留下记载：“诣可庄，可庄官居持正，明于事理，民甚称之。”
王仁堪在镇江期间，走遍镇江的各个角落，体察民情。经过考察，了解到，当地冈陇阡陌没有水源，容易发生旱灾，开设渠塘、兴修水利是当务之急。在给张謇的信里，他写道：“西南各乡荒山大半，刻思以垦代赈，导以种树，惟用人筹款均不易耳”。因为申请不到朝廷拨付经费，又不愿扰民向百姓募捐，王仁堪就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不足的就写信向福建的亲友求助，镇江当地富商为之感动，纷纷解囊，很快“得钱三万余缗”。
王仁堪依照先开老塘，后开新渠的顺序，开塘修渠。为了保证工程质量，王仁堪派司友和工人各一名，会同本地耆董逐日查视所管各工，他长远计议，以工代赈，实施开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公率邑民，度地高下，开塘二千三百有奇，沟、渠、闸、坝以百计”。
入夏，果然大旱，飞蝗遮天蔽日。镇江所属的四个行政区域蝗灾十分严重，王仁堪到各县去处理蝗害问题，结果中暑病了两个月，病好后又再到各处检查：“视四野病苗，乾叹已不可救，赤地龟坼，青草都尽，丹阳山乡亦损大半”。因为兴修水利，当地士绅已多次捐款捐物，王仁堪请求报告递交朝廷后，翁同龢予以支持，帮忙获得通过。1891年10月11日，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镇江同乡十人来告被荒情形，请于督抚奏报到时乞恩准其截漕赈济，余答以即刻转告枢廷”、“丹徒、丹阳、金坛三县野无青草，亦有蝗，溧阳稍有禾”。
王仁堪奏请截留漕米五万斛，救济了二十余万饥民，他募捐二十多万办理救灾善后。他清理整顿善堂，把镇江地区原有的育婴堂、恤嫠堂、普仁堂、救生堂、留养堂合并办理，除分请董事司事外，公举总理六位，每位稽查两月。为了防止贫民养不起牛而滥杀耕牛，王仁堪规定以三千六百文、七千头牛为限，贴养耕牛。此举缓解了贫民的压力，保全了耕牛的存量。王仁堪仿照先贤社仓遗法，存钱不存谷。将所收款项的收支数目，全部公布于众，各款项都有据可查，这一切利民和取信于民的措施，得到镇江人民的普遍拥护。
作为一府行政长官，王仁堪认为：“农田水利和学校教养并兴”刻不容缓，他将救灾募捐到的剩余款项用于创办教学机构。他还亲自做了一副对联：“郡斋读书，借官地二亩；山谷治事，占尺阴一分”。
镇江金山寺外有“中泠泉”，苏东坡有诗云：“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波涛”，描绘中泠泉水于滔滔江水之下，时出时没的独特景观。王仁堪到任时，因江沙淤积，中泠泉湮没不见，为了恢复古迹，他亲自带人勘察、清淤，重新找到泉眼，在周围修筑石栏，在泉外建屋数间，种植柳树千株，荷数亩，使得这一重要古迹得以保存。他还建屋勒石，写下“天下第一泉”。
三年任满考绩时，定王仁堪为全省第一，光绪十九年（1893年）奉调苏州知府。镇江士民听闻，遮道乞留，甚至有乡民泣于府署外，丹徒县令王芝兰询问，乡民回答：“闻贤父母去郡，故痛心耳。”有文人韩弼元写诗赠远：“君泽深以远，泉流清且涟。斯泉亘万古，君泽偕绵延”。歌颂王仁堪的德政如同中泠泉的泉水清澈透亮。
繁苦艰难的镇江任期，王仁堪殚精竭虑，日夜操劳，积劳成疾，调任苏州，事更繁剧，史载：“日坐谳局清积案，风采动一时”，终因积劳过度，疝气发作，《王苏州年谱》记载了王仁堪临终前的情况：“疝气加剧，腹痛大作，饮食即呕吐。”庸医误以为得了寒疾，配服吴茱萸等药，不见起任何效果，王仁堪终日绞痛，自知不起，他紧握不孝等手曰“我来去分明耳！”
王仁堪去世，镇江百姓“士废业，商罢市，野辍耕，无不唏嘘流涕，设位而祭”，镇江籍绅士韩弼元等人联名上书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列举了王仁堪在镇江的种种政绩，请求朝廷宣付史馆为王仁堪立传。王仁堪十月卒，翁同龢11月30日获悉，他在日记中写道：“闻王可庄卒于苏州，可骇可怜，伊此月十一尚到常熟，不知何以至此？”张謇11月27日得到消息，他记载：“知可庄暴卒讯”、“作祭可庄文”，张謇12月7日赶到苏州拜祭好友，他写下一段比较长的文字评价：“堂有老母，下有七子，归无一椽寸陇也。高科荣进，修志清名，其终如此耳，可胜慨哉！”镇江士绅上奏光绪帝将王仁堪木主入祀于南泠学舍，以“上妥幽灵，下纾民望”。为了纪念王仁堪，镇江人民以中泠泉屋宇为公祠，至今祭祀无缺；泉南建八角凉亭，名为“鉴亭”，用来怀念王仁堪的高风亮节如池水之可鉴人。在王仁堪带领镇江百姓兴修水利的地方， （下转第63页）
（上接第60页《遗爱在民的晚清循吏——王仁堪》）民众自发为他建祠“拨充永远祭祀之费，以展崇功报德之诚”。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在《王苏州遗书补编·跋》中写道：“欲操笔而怆惘，不能下者久之”；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唐邦治评价称：“然酬之以万姓之讴，歌永以千秋之俎豆，公亦可无憾于冥漠矣”。
王仁堪去世后，灵柩运回福州葬于北郊凤池山南麓的一座小山丘上，面濒过溪水库，墓周广植相思树，坟墓深藏在深山密林中，静谧清幽。王仁堪生前所作诗文，均由其子收入《王苏州遗书》，其中《惜阴赋》和《志不在温饱赋》最为世人所传颂。王仁堪的大小楷书法，历来为世所珍，他所书的《千字文》帖，端庄秀丽，被刻成碑板，在坊间广为发行。
王仁堪，福州籍的一位廉洁清正的好官，他的事迹却不为福州人熟知，这无疑是一件遗憾的事。看来，对这位一百多年前的福州先贤作些宣传、推介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