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笔大王吴羹梅的创业人生

吴羹梅

如今极寻常的铅笔，70多年前我国却无力自造。从小学生用的普通铅笔，到工程技术人员用的高级绘图铅笔，一概依赖进口。这个历史直到1934年，才被一位年轻的留日学生吴羹梅改写。

创办铅笔厂

吴羹梅，学名吴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人，1906年出生于一个亦官亦商的家庭。1928年8月东渡日本，寻求实业救国。1932年，结束了横滨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三年的留学生活，到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神奈川工场实习，希望尽快掌握铅笔制造技术，回国自办铅笔厂。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社长数原三郎闻知此情后傲慢地说：“办铅笔工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到你吴鼎二世，你们国内也办不成铅笔厂，还是买我们日本的铅笔吧。”这位日本铅笔帝国的大亨的话深深刺痛了吴羹梅的爱国之心。但他毫不气馁。1933年11月从日本回国，翌年7月，面对重重困难，开始了铅笔厂的筹建工作。

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外货充斥，官僚、军阀、流氓等各色恶势力横行，任何一颗民族工业的种子欲破土发芽，都必须冲破层层的重压。吴羹梅办铅笔厂也是如此。

建厂，首先必须有资金。吴羹梅开始四处张罗筹资。经过奔走游说和不懈地努力，在众多的亲友中募集了股资2万多元，加上妻子章伟士募集所得3万多元（后又增至5万元），总算凑齐了办厂初期费用。随后，章伟士在上海南市斜徐路1176号购得一处倒闭了的缫丝厂旧厂房。接着建立董事会，有大小股东百数十人，潘公展被聘为董事长。铅笔厂终于在紧锣密鼓中开张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铅笔厂刚刚开始投产，一天深夜，厂房着火。在吴羹梅与工人及时扑救下，大火被扑灭，没有酿成大祸。事后得知，火是当地几个地痞流氓所放，因其几番上门敲诈未能满足，便想以此给吴羹梅一点颜色瞧瞧。

事件虽然平息了，吴羹梅仍然担心受怕，寝食不安。他的同学马雄冠闻知此事，建议他拉上海滩头面人物杜月笙入股，以资庇护。于是，杜月笙以入股费500元做了股东。从此地痞流氓便不再寻衅滋事了。

初建的中国国货铅笔厂规模很小，全厂不足百人，共有4个车间和5个科室。吴羹梅任厂长兼协理，主管供销、融通资金等对外联系之业务，并兼管技术；章伟士任经理，主管财务；郭子春为工程师，主管全厂的技术工作。1935年10月8日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正式投产营业。

中国标准铅笔厂首先推出的产品是以“好学生”和“小朋友”命名的普通飞机牌铅笔。一经问世，便面对铺天盖地的外国货竞争。当时，行销于我国市场的各种外国铅笔多如牛毛，高档货有德国的“三堡垒”、美国的“美女”牌，中档货有德国的“老鸡”牌，低档铅笔更有各种牌号的日本货。几经磨难诞生的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在外国货的挤压下，能否站稳脚跟呢?

中国标准铅笔厂是幸运的。“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提倡国货运动，给这个厂带来机遇。它第一批投放市场的铅笔反映良好，各大文具批发商要求连续供货。吴羹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请潘公展题写了“中国人用中国铅笔”八个大字，印在铅笔上，广为宣传，扩大了影响，增加了销路。中国标准铅笔厂因此站稳了脚跟。

1937年，吴羹梅又推出新产品——高级制图铅笔，并为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鼎”牌。这意味着它要鼎立于铅笔之林，要让外国人看看我们中国人的制造能力。接着，又成功地完成了一种新的尝试——完全采用国产原料制造铅笔，即采用苏州的黏土、湖南的石墨、东北的椴木，制出全新的“完全国货”。为赢得市场，他不惜以每罗（注：1罗为12打，一打为12支）六七角钱的赔本价格销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火很快蔓延到上海。8月，国民党政府决定上海民族工业内迁，而吴羹梅的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却不在其中。

不内迁，摆在吴羹梅面前的出路无非两条：或关厂出盘；或像许多不得内迁的厂家一样，挂起英、美、比等外国公司的招牌，静观待变。两者都不是他所希望的。必须内迁，舍此别无他途。几经奔走，终于得到批准。1937年10月，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踏上了漫漫的内迁之途。

那时，整个上海运输拥挤不堪。除军运外，尚余的为数不多的一点运输工具，几乎全被宋子文临时成立的所谓上海市运输委员会所控制。吴羹梅内迁工厂只能靠高价租四只小木船，由一条小火轮拖拉着，上面插着绿色的伪装，在狭窄、蜿蜒的河道上，艰难地爬行着。不时还要预防呼啸掠过的日本飞机的扫射与轰炸。他们在战战兢兢中，于11月中旬抵达武汉。

1937年底，中国标准铅笔厂在武汉复工。不久，九江、安庆沦陷，铅笔厂迁至宜昌，安顿下来后不久，也就是大约几个月之后，武汉又告失守，铅笔厂只得第三次内迁。1938年11月，铅笔厂的设备抵达重庆，终于结束了为期一年多的艰险的迁徙生活。

然而重庆也不太平，日本飞机轮番而至轰炸滋扰。敌机一来，工人们便不得不停下机器，躲进防空洞，一躲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整天不能见天日，生产无法正常进行。1939年底，在一次敌机轰炸中，吴羹梅因躲避不及被炸伤送进医院，所幸工厂未受损失。翌年铅笔厂第二次被炸，成品车间中弹，上万罗的铅笔被付之一炬，损失惨重。再加上缺少原料的补充和电力的供给，以及产品的推销等一系列问题，中国标准铅笔厂的月产量降到最低点。

铅笔厂为维持生产屡屡向银行借款，负债不少。鉴于这种情况，章伟士建议，重返上海建厂。吴羹梅坚决反对。于是，铅笔厂领导层出现了分裂。吴羹梅说：只要抗战需要，再艰难也要尽力维持。” 1941年底，章伟士、郭子春脱离中国标准铅笔厂，与吴羹梅分道扬镳了。

吴羹梅接任中国标准铅笔厂总经理一职。他筹措资金，改组机构，加紧生产，使铅笔厂很快又走上了正轨。1942年元旦，迁川工厂联合会在牛角沱生生花园举办会员工厂出品展览会，中国标准铅笔厂送去了自己的产品，并特制了两支一丈多长的大铅笔醒目地陈列在展架上，受到山城民众称赞。

　　 国难当头，民营内迁工厂的经营环境非常恶劣。一面是急聚膨胀的通货，致使工厂虚盈情况严重，资金周转失灵，原料补给困难；一面是国民党政府税收不减，严格的限制贷款，严厉的管制平价，从而把后方的民族工业一步步逼上了危险的境地。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这种处境非但没有好转，反而陷入了绝境。附属中国标准铅笔厂的中和化工厂、中国标准锯木厂均因此而被迫停产，铅笔厂虽勉强维持，但也只能靠借贷度日。 　　 　　

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吴羹梅作为工商界的代表曾三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得以亲耳聆听其对共产党有关方针政策的阐述。他感觉到民族工业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抗战刚一结束，吴羹梅即参与了民主建国会的筹建工作，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

1946年初，伤痕累累的中国标准铅笔厂在上海丹徒路复工。谁料，国民党政府对美国进口货征税极低，甚至不征税。价廉物美的美国铅笔便毫无阻挡地冲入中国市场。弱小的中国民族铅笔业根本无力与之竞争。复工不久的中国标准铅笔厂岌岌可危了。不得已，吴羹梅联合上海铅笔厂、长城铅笔厂，要求政府提高铅笔进口税。几经交涉，始获准许，美国铅笔的进口势头得以扼制。

可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使中国标准铅笔厂陷入灭顶之灾。在这种境况下，铅笔厂如何再继续生产下去?解放前夕，中国标准铅笔厂积债如山，生产停顿，濒于破产的边缘。

1948年底，吴羹梅接到了共产党邀请其参与新政协筹备活动函，欣喜异常。他和几位朋友就处理公私、劳资关系问题拟具了建议，请人先送往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随后于1949年元旦，携家眷绕道香港北上，3月初抵达解放了的北平。

1949年4月，各界民主人士组成首批“民主东北参观团”，由吴羹梅带队前往老解放区参观考察。他们走访了许多工矿企业，看到了共产党在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中所做的艰苦努力，特别是共产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深为感动，决心跟几位朋友就处理公私、劳资关系问题拟具了建议，请人送往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1949年6月下旬，吴羹梅返回上海。随后，即与有关方面协商建厂事宜，并派出10余名技术员工带着整套制笔设备前往哈尔滨建厂。这是第一家上海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合营在外地建厂，在当时的上海引起很大的轰动。

1949年9月，吴羹梅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代表大会，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一个来自国统区的中小工商业者，受到共产党如此厚遇，令吴羹梅感慨万千。新中国成立不久，他便被委任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和私营企业管理局副局长。

1950年5月，中国标准铅笔厂偿清了全部债务，实现了公私合营。1954年，上海市铅笔行业在吴羹梅的主持下，成立了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吴羹梅任私方经理。1955年6月，上海市制笔行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取消了中国铅笔公司，成立上海市制笔工业公司，吴羹梅再度出任私方经理。中国的民族铅笔工业走上了飞速发展的新生之路。1983年3月中国制笔协会成立，吴羹梅被聘为协会的名誉会长。1990年6月1日，吴羹梅病逝，走完了他人生征程中的最后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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