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陈日亮及其“我即语文”观

陈日亮老师

2017年10月21日，首届“我即语文”教学奖颁奖典礼在福州一中老校区隆重举行。“我即语文”是著名特级教师陈日亮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陈日亮老师一本著作的名称，福州一中教育基金会以 “我即语文”冠名该奖，大有深意存焉。著名语文特级教师钱梦龙先生、文化名家钱理群先生等都对陈老师的这一教育理念作过高度评价。这项教学奖的首颁得到教育界、新闻界的广泛好评。10月23日《中国教育报》推出专版，多方位地阐释“我即语文”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更是以文化话题倍受关注。

陈日亮老师1960年毕业于福建师院中文系。此后一直耕耘在他深爱的福州一中。曾任一中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语文特级教师，应聘为全国中语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学术顾问等。他曾是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是第一部《教师法》的领衔提案人。他以教书育人为崇高理想而为之不懈努力。

“我即语文”里的“我”，当然是个泛指代词，也就是指语文教师。陈日亮老师对这个理念的内涵是这样表述的：语文是人的生命行为，是人的生存方式。语文无处不在，与人须臾不离。语文不是认知的对象。语文既是客体，更是本体。文从心出，心在文中，循文会心，文心交融。语文教师既要用语文育人，更要以语文修身。“我即语文”应当成为语文教师职业的自我期许和终身追求。（《语文教学归欤录》上卷23页）

这是蕴含哲理、充满诗意的表述，是语文教师自家的言论话语，表明语文教师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各个时代的文化，都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得以传承与传播。“我即语文”的理念，正表明语文教师的历史使命和现代担当。莘莘学子在语文教师的带领之下，弦歌不断，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我即语文》《如是我读》，陈日亮老师的两本著作都强调“我”。这个“我”，是自由的个体精神，是清醒独立的品格，是澄明执着的心态，是充满生命气息的境界。正是这个“我”，带领我们在诗意盎然的语境中，自由自在地在语文世界里遨游。在以往的学术语境中，人的意识是物质世界纯粹的反映体，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阅读与教学；陈老师的“我即语文”说，却以其独特的视角，靠自己的内在力量，去发现机理，探究本然，强调阅读的个体性关怀。具有“我即语文”教育理念的语文教师，他们的教学风格与审美风格都与众不同。

一、教学独具风格

“何以为教，贵穷本然”（叶圣陶1963年为福州一中题词），语文的“本然”，就是具有工具性质的语言文字，而非语言文字所承载的内容。陈日亮老师一再强调：“语文课是教形式的课，不是教内容的课；不是侧重在讲言语的内容。”探究本然是“我即语文”教学理念的一项重要内涵。

陈日亮老师秉承叶圣陶先生“不要抽出而讲之”的教学理念，把作品的内容融入各种形式中进行解读。“语文课上需要讲的东西确实很多。是从语言文字中‘抽’出来讲，还是‘放’到语言文字中去讲，既是语文课程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检验语文教师业务水平和执教能力的一项最重要的指标。……不妨作如是看：语文教学的全部奥秘和全套功夫，就都在这‘不要抽出而讲之’的七字诀当中！”（ 陈日亮《我即语文·亲聆叶圣陶》）上世纪60年代，“政治统帅一切”，“阶级斗争为纲”，语文课上成政治课；到80年代，又走向另一极端，语文课成了文学课。“不要说是当年，就是今天吧，把语文上成‘人文知识课’、‘文学审美课’或‘思想品德教育课’，难道还少见吗？光说应该把语文上成‘语文课’，不少教师还是不知怎样入手。”（《我即语文·亲聆叶圣陶》）近些年，课堂上常见不着边际的“问问答答”，以及引入多媒体声光影像以求新奇，多是远离语文本然的花拳绣腿。可见，这“抽”和“放”的问题是多么重要，解决这一问题，才能恢复语文课的本来面目。只有从形式入手，才能把语文上成“语文课”。陈老师解读课文，无不从形式入手，进而解决内容问题，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

陈老师对语言有特殊的敏感性。他特别喜欢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陈老师在解读这篇文章时，用多种方式进行分析，有假设比较，有逐句批注，还有延伸阅读，分析得细致入微。而文中谈“端午的鸭蛋”，还有对“乡情”轻妙的抒写，更有“童心”真挚的流露，都只轻轻地带过。汪曾祺的语言本自天然，经陈老师一点拨，但觉其风韵疏淡，意味深长，简直妙不可言。通过对语言形式的解读，其内容还用多费唇舌吗？

陈老师在《我即语文·十如何》一文中讲到进入“分析”的三种途径，第二种是“揣摩品味新异传神的语句”，他是经常这样做的。 他在《如是我读》一书中多数篇章离不开对语言的品味，就连说明文《动物游戏之谜》，也是通过分析它的语言表达来领悟科学思维。《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他认为“非诵读不能尽其哀愤”。陈老师最重视语言，认为没有语言（言语）训练的语文教育是“伪教育”或“伪圣教育”。（《我即语文·断想》）

从形式入手解读文章，鲜明而有力地昭示了语文的规律性质。陈老师说：“若问对21世纪中国语文教育有什么展望，我还是老话一句：必须认真按照语文工具的性质规律，把语文课切切实实上成工具课。”（《我即语文·不要动摇语文的工具性》）基于这个认识，在语文教学中，他按语言形式的学习来安排学习进程。以形式为主是语文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其他学科重在教材的“说什么”，语文学科则重在教材的“怎么说”，重在学习如何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本领。

陈日亮部分著作

二、阅读以心契心

既然“文从心出，心在文中，循文会心，文心交融”，那么，“我即语文”者的阅读审美，必然能披文入情，以心契心。陈日亮老师说：“如果能够牢牢记住语言工具的本质是接通思想，直诉心灵，我们就不至于站到了和文章对立的位置，老想着‘我来分析你’、‘我来理解你’”。（《语文教臆（上）》）他阅读文章，解读文本，总是融入自身的体验和情感，达到心与言谋、神与文通的境界。他认为，阅读文章和学习语文，还是叶圣陶先生的一句话最是本色：“‘感’比较‘知’深入一层，‘知’是我与事物的对立，从我‘知’彼；‘感’是我与事物融和，彼我不分。”（同上引）。比如他读苏轼《赤壁赋》时说：“我实在是太喜欢这一篇《赤壁赋》了。对于自己喜欢的作品，难免会像‘情人眼里出西施’一般，越看越见得美，越见美得与众不同，就越想寻找那美的奥秘，其结果很可能是夸大和幻化了美的真实印象，或近乎臆说。但我却毫不计及，因为那毕竟是我心目中的可爱的苏轼啊！”（《如是我读·〈赤壁赋〉的结构及其它》）。

《老王》是杨绛先生的一篇回忆性散文。陈老师不仅像常人一样读出老王的悲苦不幸、善良真诚；更读出了自己的真实感觉，体味出一种时代的伤感，一种在大时代里对人的孤独与隔膜的深层体验。特别是读到老王“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这一句，“我霎时被这几近无声的“悄悄”震撼了！”“让我们在其中更清楚看到和体验到人性善与恶的存在，也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的幸与不幸，原本就有着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缘。”为什么会有这么贴心而深刻的解读呢？陈老师“文革”中下放闽北山区，有过类似的生活体验。他在文中说：“而我自己，就是曾被这样柔软而博大的心温暖过，支撑过，激励过，因此，我读到这里，才会掩面而神伤，久久陷入我所认识的‘我的老王们’的回忆之中……”

探究本然与多元解读是矛盾的统一。陈老师在探究本然的同时，也认同多元解读。他说：“谭献《复堂词录》：‘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古人对语文的多义性，阅读的多元性，早有感悟与总结。何须引西人宏论而膜拜之？”（《我即语文·断想》）一切文本都是开放性结构，读者可以凭自己的情趣、气质、性格、价值观念、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去解读文本。语言文字作品有无限解读的可能性，因此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不断增值性。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门类的艺术品的本质特征之一。

既探求“本然”，又推崇“多元解读”，这就是艺术的辩证法。其中的关系非常微妙，很难说得清楚。随心所欲可以不逾矩，失之毫厘却差以千里。陈老师对这几组关系把握得非常好。读他的书，对解读时分寸感的把握、敏感性的形成、阅读能力的提高，大有裨益。

以上就教学和阅读两方面略作分析，就可知道语文是最能展示“自我”的学科。语文教师可以凭自己的情趣、气质、性格、价值观念、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去领悟教材、处理教材。语文教师若能与教材融为一体，教师就是教材，这无疑是极高的教学境界。语文怎么教，全凭教师个体灵性，“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都无不可，语文教法最为洒脱不羁，纵任无方。用什么文章作教材，似乎也无需硬性规定。可以打破部颁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不管用什么教材，都可以殊途同归。

从陈老师的教学生涯中，我们体会到他所极力主张的教师的书写。他认为教师必须自觉养成一种职业习惯，就是经常拿起笔来书写。他说：“书写，是自主、自觉与自助的一种修行。”他自觉地在课余把身先垂范视为一种修持与自律。博览群书又善于书写成为他的切身经验和明显优势，又对应着他素处以默、淡泊名利的品格。因此读他的文字，自可欣赏到亲切与质朴，凝练与隽永，闲适与诙谐。一位名师的学养、智慧、气骨、情怀渗透在字里行间。

“我即语文”的教育理念，展示语文教师的职业尊严、生存姿态、事业理想和自觉的语文情怀。在“我即语文”者的眼里，语文与人融为一体，语文即人，人即语文。学术界和语言界的专家认为，在日益浮躁喧嚣、机心奔竞、良知缺失的语境里，语文教学离语文本然越来越远。“我即语文”的教育理念，对语文教育回归语文本位，无疑具有极强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