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三有”

抗战胜利后，钱锺书一家摄于上海。

近日，读2017年第9期《同舟共进》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不禁勾起一段往事的回忆。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杨绛的“长寿心经”》，写的是，在漫长的晚年岁月中，杨绛的身子大体仍保持健康，没有重大疾病，头脑清楚，身手灵活，记忆力惊人，日常还关心时事。

2016年4月20日，我收到解放日报社副刊部原主任查志华寄来的一件包裹，拆开一看，是一本书，即杨绛先生晚年著作《我们仨》。我已购过此书，心想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赠予他人。可打开一看，我大为吃惊。书的扉页上，用圆珠笔竖写着一行娟秀小字：“李泉佃先生存览 杨绛 二○一四年十二月七日”。

别以为我跟杨先生有过什么交集，她的书，我是读过几本，但绝对不敢奢望能拿到她的签名本。

正纳闷着，电话响了，查志华来电了。估计她也是掐着时间打来的。查志华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是2014年12月1日到杨绛在上海的住所拜访杨先生的。那年，杨先生103岁，查志华恳请杨先生签名送我一本书，杨先生欣然答应。只是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人，杨先生就说，过几天再去取。

查志华说，她回来后，事情多，将此事给忘了。“没料到，今年4月10日，杨先生给我电话，让我去取签名本。我赶到杨先生家里，给你的签名本已摆在书案上。”她还告诉查志华，当天晚上，她就签好了，因为书太多，给忘了，最近整理书橱时才发现。查志华说，杨先生已105岁高龄，为了一本书还亲自打电话，令她感动不已。

听了查志华的描述，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嗫嚅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我若到上海，您一定得带我去拜访杨先生！”

过两三天，我在写一篇短文，想将得到杨先生签名本的来龙去脉写进去。但我有个习惯，大凡写真人真事，一定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于是，我打电话问询了查志华。她犹豫了一下说：“罢了。杨先生从不随意签名，我算是她的‘小朋友’，得到了她的认可。可她毕竟年龄大了，我们就尽量不去打扰她了。”

我听从了查志华的意见。可是，才一个多月，也就是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先生在睡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105岁。其时，她“面容安详，神情慈和，就跟睡着了一样”。

杨先生逝世后，我又想写这件事，但还是搁置了，主要是怕人说自己借名人出名。

不少怀念杨绛先生的文章都提到，杨先生的去世，在国人的认知里，是喜丧，不必过于悲切。更让亲者欣慰的是，即便是百岁以后，杨先生也非常年卧病在床，而是依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写作，打官司，整理出版钱锺书笔记，妥置家中财物……

就像《杨绛的“长寿心经”》一文作者所感叹的：“一位高龄老人，特别是在丈夫、女儿去世以后，是如何保持那样好的身体与精神状态，让人深思。”

对此，从杨先生生前亲朋故友的些许文字中，倒是可以读出一二。我将其概括为“三有”。

首先，有恒心。杨先生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持之以恒，一以贯之。晚年时，杨先生对饮食比较克制，食材比较简单，喜欢每天吃一块鱼、一碗木耳、一个苹果、几样菜蔬。她认为银杏补脑，每天就吃八颗，不多不少，吃了几十年。这些银杏是她在小区的银杏树下捡的。她还坚持吃“两粉”——“绿粉”和“黄粉”，“绿粉”即螺旋藻粉，“黄粉”即蛋黄卵磷脂。她认为，这“两粉”，让她脑力大增，对她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帮助。

其次，有追求。钱锺书去世后，杨先生自嘲当了十多年“未亡人”和“钱锺书办公室”的光杆司令，“将自己的余生当作三个人的继续”。她给自己制订了极为严格紧张的工作计划，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艰辛的写作与整理钱锺书著作中。高龄之下，她翻译了柏拉图对话录之《斐多》。为完成爱女钱瑗的心愿，她写下了《我们仨》（92岁），还写作了《走到人生边上》（96岁）、《洗澡之后》（103岁）等作品。同时，她还主持、推动出版了《钱锺书手稿集》《杨绛全集》等大部头著作。其中，《钱锺书手稿集》的出版，就是一项浩繁的工程，历时15年之久。

再次，有信仰。人到老年，大都讳言死亡、病痛，杨先生却是非常严肃、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在《杨绛全集》第4卷中，她写道，为了解开关于“死亡”的话题，她“寻寻觅觅找书看，从曾经读过的中外文书籍——例如《四书》《圣经》，到从未读过的，手边有的，或请人借的——例如美国白璧德的作品，法国布尔热的《死亡的意义》”。她将自己的思考过程，变成文字，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在这本四万字的书中，她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思考，认真探索了“鬼神的存在”“人类灵魂的有无”“人的命与天命”“人生的价值”“人类的文明”“人生的苦乐”等重大问题。她的结论是：人有灵魂，人生的价值在于锻炼灵魂。她明确地说：“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

我想，杨绛先生的“三有”，不仅对老年人，对当今的年轻人，也一样有参考价值吧！

《我们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