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04 11:29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唐 颐

曾志的闽东情结


曾志

1933年夏,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乘着小火轮船,从福州闽江口出发,沿着海岸线,经过许多美丽的港湾和星罗棋布的岛屿,到达宁德三都澳,而后改乘小渔船,驶入福安县白马门港,到达甘棠镇,开始参与领导闽东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斗争。这位女子名叫曾志,时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 22岁的曾志,已有7年的中共党员党龄,也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她为什么要从福州去闽东乡下?

1932年底,时任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的曾志与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出于工作需要,以假夫妻的名义组建“家庭”。在艰苦的地下工作日子里,曾志对陶铸的感情越来越深,夫妻由假成真。此时,曾志怀有前夫蔡协民的孩子且临近分婏,陶铸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出生第13天就送给一户盐商。1933年4月,陶铸因得罪王明,被调离福州,不久,中央突然通知:陶铸在上海被捕叛变,福州市委各机关赶快疏散。于是,曾志被派到闽东。按她自己话说,是被“发配”到闽东的。但她接着又说:无论党组织信任与否,我都要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再大的困难和委屈都别想让我低头屈服。

曾志把闽东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信仰理想寄托之地,唯有全身心投入,以聊表赤子之心。一到甘棠,她即按福州中心市委指示,协调福安县存在两个中心县委的问题。福安南北两个区的领导人虽然都是共产党员,但南区的施霖与北区的詹如柏却互不服气。曾志代表上级组织找到施霖等人,严肃指出共产党不允许存在派别,南区县委必须撤销,改为区委,至于对詹如柏同志独断专行,打击报复等问题可以在县委会议上提出批评帮助,也可以向上一级党组织反映。干练的女秘书长一番开导与协调,让施霖等南区一帮人心悦诚服,撤销了福安第二县委。

当时闽东军阀混战,社会腐败,以致海盗蜂起,土匪横行,地主豪绅以“防匪护村”为名,组织民团“大刀会”,后来成为镇压农民运动的爪牙。福安南区区委的同志也想利用这种迷信色彩的形式,武装农民,又担心受到上级党组织批评。曾志认为,只要对“五抗”(抗捐、抗税、抗粮、抗租、抗债)斗争有利,完全可行,为了与“大刀会”有所区别,起名“红带会”。贫苦农民像一堆干柴,一经革命星火点燃,就成燎原烈火,才两三个月时间,福安南区就有200多个村成立了党领导的“红带会”,迅速波及全县和闽东各地,广大贫苦农民武装起来了。

不久,曾志按照县委要求,到宁德南埕盐区发动盐民斗争。南埕是一个有1000多户的大村落,盐霸用重金买通官府,在这里开盐场,垄断食盐生产与销售。盐民们强烈要求抗捐抗税,曾志通过盐工协会,指导他们要有严密组织,有目的、有步骤斗争。盐工协会几天后就组织了600多人,浩浩荡荡进宁德县城请愿、示威游行,最终逼使县长做出让步,取得斗争胜利。

曾志从南埕回到福安北区,就参加了闽东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诞生——福安革命委员会。闽东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革命形势。

毛泽东与陶铸曾志夫妇

曾志在闽东期间,不仅善于发动群众。而且具有卓越的军事才干。1933年10月22日深夜,配合总指挥任铁锋,和南区几位负责人,分路率领170多名“红带会”队员,手持大刀、梭标,缴获了国民党三都澳海军陆战队一个排26支步枪和成箱的子弹、手榴弹。在这场史称“甘棠暴动”中,曾志浑身是胆,冲锋在前,让闽东“红带会”队员们见识这一位从井冈山下来的女指挥官的飒爽英姿。

在闽东还流传曾志“孤身女侠闯敌岛”的故事。为了收编西洋岛上的“汪洋大盗”,曾志以福安县委名义,腰揣双枪,只带一名助手,一叶扁舟渡海。西洋岛位于福州与浙江和上海海上航线上霞浦海面。原福州某中学学生柯全贵,曾受革命思潮影响,与岛上一豪绅纠纷,因出了人命,受到国民党当局通缉,跑到西洋岛自封司令,队伍不断壮大,达100多号人马,他有革命倾向,愿意和共产党合作。1934年初的一天,曾志和助手陈亮登岛时,柯司令集合队伍荷枪实弹迎接,军号哒哒,鞭炮齐鸣,晚宴大餐。曾志在岛上三四天,经过和平协商,柯司令接受改编为闽东工农红军海上游击独立营,并任营长。他真诚表白:“我们知道共产党为中国的工农谋幸福,求解放,没收地主豪绅土地,要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还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我十分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决定跟你们共产党走,这也是我们的唯一出路。”一年后,这位铮铮汉子慷慨就义。

闽东连片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革命形势大好。为了扩大战果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组织上安排曾志负责根据地分田运动。曾志亲历过1928年湘南暴动后的分田,1929年和1930年闽西的土改,有一定经验。她主持制定的《分田纲要》,避免了一些错误,少走了不少弯路,取得柏柱洋苏区的分田运动的成功。贫苦农民很快得到胜利果实,激发了参加革命的巨大热情。接着,柏柱洋的成功经验很快在闽东各地铺开,闽东苏区就像当年闽西苏区,呈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喜人景象。

闽东是曾志信仰理想寄托之地,展现才干之地,同时也是她情感上的伤心之地。而且这种刻骨铭心的情感,影响时间之长、之广、之深,于她都是始料不及的。

福安县委曾派她到福州向中心市委汇报工作,这位年轻的母亲,曾偷偷去看了送人已达3个月的儿子。不看苦苦思念,看了伤心欲绝,只见儿子瘦得皮包骨头,掰块馒头碎片,泡了开水喂他,吃得津冿有味,母亲的心也碎了,心中暗暗发誓:儿子,原谅妈妈,待到革命胜利那一天,妈妈一定来找你的!全国刚解放,曾志就托时任福建省副省长方毅寻找,1950年找到时,17岁的儿子叫曾春华因患淋巴腺疾病,割了一只肾,变成了跛子。所幸的是,虽然17岁才开始读书,但刻苦勤奋,读完工农速成学校,考入西安化工工业技术学校,后来成了工程师,事业有成,组建了家庭,生了三个儿子。

曾志与陶铸分别一年后,突然接到他从南京监狱寄来的信:被判无期徒刑,病重,无生还希望。曾志又喜又痛,喜的是爱人没有叛变,共产党人的气节比生命重要;痛的是爱人无生还希望,且病重在牢中。她请叶飞批准,从没收财物中领20元大洋,毅然决定冒险,到福安县城邮局替陶铸寄钱。当年抓捕这位女共党要犯的悬赏金可是3000元大洋。曾志前脚离开邮局,后脚踩着全城大搜捕的笛声,铤而走险居然成功。而更奇特的是,陶铸也居然收到20元大洋,买药救了咯血的肺病,闯过了生死一刼,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无罪释放。

年青漂亮又干练直率的曾志自然是闽东苏区的“红色女一号”,又是天生丽质。她的美丽有一张1932年在厦门的玉照为证,照相馆竟然不经她同意,把它放大,展于橱窗为模特。那长发飘曳、高雅妩媚、大家闺秀的“潇湘美女”形象,可以说,毫不逊色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任何一位影界女明星。难怪陶铸与她初次见面,一下子惊呆了。还有,当年在井冈山下,连毛泽东都喜欢和她开玩笑,曾当着贺子珍的面说:曾志、曾志,贺子珍说我喜欢你,爱你。弄得曾志尴尬之极。我想当年革命队伍中猛男帅哥们,倾慕她的眼光一定很多。而性格坦荡荡的奇女子在回忆录中也如实表白:陶铸恢复自由遥遥无期,23岁的我随时准备牺牲,早将“三从四德”抛到九霄云外,我承认自己确实有点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重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恋爱是我的权利。

也许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次在曾志因病缺席情况下,闽东特委开了个重要会议,指出:曾志同时与任铁锋、叶飞关系密切,在干部群众中造成坏影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行为,而且都是特委的负责同志,都要检讨。曾志应负主要责任,不但要批评,还应该处分……但这次会议没给曾志处分,却调她去兼任福霞县委书记。此时福霞地区正面临敌人重点“围剿”严峻时刻,组织却让一个病中女子临危受命,赴汤蹈火。曾志二话不说,抱病前去成功指挥了反“围剿”。但过了一段时间,特委却给曾志送来一份写在旧报纸上,也无盖章的决定,大意是:曾志作为党特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恋爱问题上,以一种极不严肃的态度,同时与党内两位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几个党内负责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了工作。这样做,是企图使党权、军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一种阴谋手段,是极其严重错误。特委决定撤销曾志福霞县委书记职务,并给予留党察看四个月处分,调寿宁县做群众工作。

这份荒诞的处分决定,在日后革命生涯中,一直像梦魔一般纠缠着这位奇女子,直到20年后,叶飞找来了时任国家邮电部党组书记范式人,一起郑重其事地对曾志说:“闽东苏区健在的负责人就只有我们两人了,我们代表当时闽东特委,正式宣布,对你的错误处分给予撤销,以后登记表上就不用写这个处分了。”因为叶飞等人清楚,当时对曾志莫须有的处分是代理书记詹如柏一手策划的,他认为党和军队主要领导权被叶飞、任铁锋、曾志3人掌握,自己有失落感,由此作出这个错误的决定。后来,詹如柏为革命壮烈牺牲,叶飞和曾志认为,尽管他有错误,还是值得缅怀和纪念的。

但更让曾志伤心的一件大事还在后头。1935年春节前后,国民党大举向闽东苏区进攻,游击队打散,音讯断绝,曾志又前往白区治病,3月离开闽东,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开始了天南海北寻找党组织的漫长历程。“离开闽东”一事,被作为政治历史问题,在党内受到多次审查,被折腾了几十年。第一次于1938年,因有人举报:曾志与任铁锋是从闽东逃跑出去的,曾志因此被撤销武汉汤池训练班支部书记职务。第二次审查在延安整风时期,经过一年四个月的监禁审查,审查结论是:“曾志同志在闽东以前和闽东以后,工作一贯积极,表现是好的。但是离开闽东是一种政治动摇行为。”由于这个结论,曾志的中共“七大”候补党代表差点落选。1956年,广东省委通过审查,作出正式结论,明确指出:曾志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无问题。中组部批复:同意。但“文革”期间,又遭长时间所谓审查,直到1979年,才有“本来就是清楚的”7个字的结论。

虽然闽东曾是曾志伤心欲绝之地,但更是她的感恩之地。按她自己的话说:我这一生,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无私救助与保护,恐怕一百次也死过了!

来闽东之前,由于产后的感染,经济的窘迫,曾志留下病根,到闽东后,她又像一只拧紧发条的钟,东奔西跑,不停地工作,生活清贫,每天和贫苦农民一起吃番薯丝配咸水泡的烂海鱼,还经常处在饥饿中。她在回忆录中谈到一个细节让人读罢哭笑不得:一天,她赶到柘洋(今柘荣县)开会,走了大几十里山路,饥肠辘辘,大家饭已吃完,炊事员端上一大碗荷包蛋,她一边与叶飞、詹如柏谈工作,一边不知不觉把荷包蛋全吃光。饭后,炊事员笑着对她说:“你真能吃,一共煎了26个鸡蛋。”可见当年这位小女子的生活状况。来闽东一年后,曾志终于病倒了,疟疾发作。之后身体极度虚弱,几乎不能自理。想不到,曾是横刀立马、叱咤风云的穆桂英成了病恹恹的林黛玉。但在最艰难的时刻,特别是受到不公正处分,又身患重病之时,是老苏区人民群众一次次把她视为亲人一样救助与保护。

一天,曾志躲在福安与霞浦边界一个畲族村养病,敌军突然进村“清剿”,房东大嫂急匆匆抱起2岁的孩子,扶着曾志往山上撤离,体弱的曾志挣扎着踉踉跄跄前行,终于跌倒了。着急的大嫂把孩子放在路旁的草堆上,顾不得孩子啼哭,背起曾志就往山上跑,到了密林深处安全地带时,便听到村子里响起阵阵枪声,却听不到孩子哭声,大嫂焦急地哭了起来……敌人走后,畲家大嫂飞快跑进村子找孩子,万幸,是同村一位老大娘见路旁孩子哭,把他抱入家中,敌军搜查,见一老一少,也就罢了……

在福霞山区养病期间,曾志靠群众用竹椅子抬着,一个村一个村转移,组织让一位老农民专门照顾她,为她单独煮稀饭,下山抓药;一有敌情,立马背着她躲进山中;曾志走的那天,他为之送行几十里山路……

当曾志自以为病入膏肓之时,是一位干干瘦瘦、赤着脚、烂眼皮、一脸皱纹、满手青筋的老阿婆神奇地治好她的病。老阿婆翻开她的眼皮观察一番,又看她的舌头,还用自己手指头压住她的每个指甲看个遍,诊断她的病根是气血两虚,要活血顺气。于是,抓了一大堆干树枝、干树叶、干花草熬成3斤多的药汁,用药汁再熬一只3斤重的大红公鸡,让她光喝鸡汤,不吃鸡肉,竟使她的重病痊愈……

从此,老苏区人民的情与义,注入血脉,使曾志须臾不能忘怀,终身为之感恩。后来,她曾多次寻找这些恩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打听到畲家大嫂、福霞山区老农的真实名字,而为她治好病的老阿婆和一大批视她为亲人的纯朴群众,则只留下音容笑貌,永远定格在这位奇女子的心中了。

1983年秋,曾志离开闽东半个世纪之后,第一次回到这片红色土地。让她欣喜的是,老区建设有了明显变化,但令她心忧的是,老区人民尚未摆脱贫困,闽东老苏区、老根椐地的身份没有得到确认。这位72岁的老人心急如焚,奔走呼告,直书中央。很快,她提出的包括闽东老区问题在内的8条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1984)第8号文件转发,闽东老区等问题得以解决,闽东人民奔走相告,十分高兴。

1994年,在闽东苏区创建60周年纪念活动中,曾志为当年她主持“分田分地真忙”的村庄、闽东苏区首府柏柱洋,剪彩开通柏油公路和程控电话……

8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当年那位奇女子乘着小火轮来到闽东,从三都澳进,又从三都澳出,其凭栏临风的神采,至今在闽东沿海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