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05 10:39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小 梅

 

吴之理:朝鲜战场上的生命卫士

小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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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初,东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兼沈阳中心医院院长吴之理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带一份数量巨大的采购清单和一名助手立即赴香港采购药品。他昼夜兼程,一到香港就奔波于医药公司、货栈之间,洽谈订货,签署合同。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他立刻意识到,采购大批药品是朝鲜战争的需要,自己身负重任,必须马上返回东北!

吴之理是安徽省泾县人,1915年出生。1931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附中,同年入圣约翰大学医疗预科,1932年转入国立上海医学院。1937年到南京鼓楼医院实习,同年12月在汉口参加新四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新四军军医处材料科科长兼外科医生、华中医学院教育长、第三师卫生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先任西满军区卫生部长,后在东北军区卫生部任职。

1950年10月,吴之理得知我国要组建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支援兄弟的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刻向东北军区首长递交了请战书,请求带领医务人员加入志愿军的行列。他的请战书迅即得到上级的批准,并要求他立即到安东(现为丹东)接受任务。洪学智副司令员告诉他:“先不要慌忙派大批人马,只带一个精干的手术队随志愿军司令部行动就可以了。”按照要求,吴之理回到沈阳后很快选调了16名医护人员组成手术队,配上1名警卫员,2名翻译,以及嘎斯车、吉普车各一辆,装备必要的手术器械和药品,于10月15日赶到安东待命。

10月19日,吴之理奉命率手术队随志愿军司令部从长甸河口涉过鸭绿江。入朝后的第二天,手术队随机关一起到达大榆洞金矿,选择隐蔽地形安营扎寨,开展救护工作。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打响,首战告捷。两天以后,吴之理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为一名被俘的美国军官做手术。为了体现革命人道主义,吴之理亲自主刀,从这名美国军官的肩部取出了几块碎骨,包扎后送往后方治疗。

第二次战役打响以后,吴之理进入紧张工作状态。首先接收的是冻伤的战士。他根据实际情况,一方面扎扎实实地在部队开展自救互救的训练,一方面利用紧张工作的间隙,写成了《战伤治疗》、《山地战的卫勤工作》、《在朝医院工作法》等小册子,送回国内印刷,然后下发到志愿军部队,改变部队卫生条件和官兵们缺乏医护常识的状况。

1951年5月,志愿军前线后勤指挥部改称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由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后勤司令员。6月,吴之理被任命为卫生部长。

1951年下半年,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吴之理抓住时机,对原有的兵站医院进行改组和统一配置。他根据志愿军入朝以来战场救治的实际情况,把三条战线上的医院配置成两头大中间小的“葫芦”形结构,加强前沿救治和基地医院力量,而中转医院则贯彻“治疗性后送,后送性治疗”的方针,加快后送伤员速度。他的配置方案,得到洪学智司令员支持。1951年底,他在位于安东的志愿军卫生部留守处设立了教育处,把医护人员的战前训练改在了国内进行突击训练,增强基本功,然后直接补入前线部队。为了普及卫生常识和交流战场医疗经验,吴之理创办了《野战卫勤通讯》和《医学文摘》月刊,用以广泛交流战场自救互救和防疫卫生经验,有效地提高战场救治效果。除此之外,吴之理还组织有关部门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卫生宣传口号,印在战士们的日常用品上,深受部队指战员的欢迎,并收到十分明显效果。

随着战场变化与战争进展,志愿军在我国东北设立了后方医院。如何把重伤员送往后方医院的新任务,就摆到了吴之理面前。

经过志愿军卫生人员的摸索,吴之理很快总结出了许多快速护送伤员的经验。当时前线不通火车,护送重伤员全部靠汽车运载。战争初期,有的司机不愿意运带伤员回后方,吴之理得知后,立刻与运输部门领导商定,规定凡返回后方的空车必须捎带伤员。为了减少运送途中伤员的死亡,吴之理要求一线兵站各医院首先要对重伤员进行伤情处理;其次,每天晨曦,要把他们转移到山地密林里安置,躲避敌机的空袭和轰炸,夜幕降临时再抬下山,然后送上车出发。为了便于顺利平稳地把伤员抬上车,吴之理还在各医院的山坡边垒起了与车厢底板同高度的简易登车台。为了保证伤员在途中的安全,吴之理好几次跟车夜行,发现问题立即解决。

为了降低伤死率,抢救更多志愿军战士的生命,1951年底,吴之理要求团以上的各级卫生部门成立抗休克小组,及时把伤员从死亡的边缘救回来。针对硝烟弥漫的战场,缺乏输血条件,吴之理和卫生部同志共同努力下,于1952年建立起了血库和前送机构。这种血库技术,在我国还是第一次采用。为了集中全国各地捐献的“O”型血,东北军区沈阳中心医院建立了中心血库,分装成400毫升血瓶中,再由冷藏车送到战地医院。如何制作冷藏车?吴之理指导医务人员制作了一批小木箱,在木箱内放进冰块,把血瓶置于冰块中,然后在木箱外裹上棉被,用水浇湿,就这样以最快的速度运到兵站医院。兵站医院再在附近找山洞,利用山洞内的自然恒温条件保存新鲜血液。每次国内的冷藏车一到,吴之理都亲临现场指挥,组织医护人员迅速把血瓶分装到土冰箱内,分东、西两路送往兵站医院。吴之理对医护人员说:“这些血来得太不容易,如果我们不能把它用在伤员身上,那就是最大的失职。我们就是豁出性命也要把鲜血送到前方去!”就是这样,医护人员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安全护送3000多瓶鲜血到达前方医院,抢救了成千上万志愿军官兵的生命,使我方伤死率从第一年6%,第二年减为4%。当时4%已经低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死率水平。

志愿军到朝鲜后不久,部队出现了虱媒传染病,流行趋势猖獗。为了扑灭虱媒传染病,吴之理迅速派出一支支防疫小队,到前线部队加强防疫工作。他在部队大力开展防疫知识宣传,建立起一套卫生防病制度的同时,用DDT药粉撒在战士睡觉的炕上,用DDT药粉做成的蜡笔在战士的衬衣上涂抹等灭虱土办法,收到很好效果。1953年,为了保障部队调动到新防区而不被虱媒所扰,防疫队对平壤到咸兴沿线两侧5公里内的所有村庄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灭虱处理。沿线的朝鲜人民也从中大受裨益。 ???

志愿军部队在朝鲜的生活十分艰苦,给养供应严重不足,经常是一把炒面一把雪过日子。由于长期缺乏新鲜蔬菜供应,部队官兵出现了夜盲症等营养不良的症状,且患夜盲症人数已占总人数的5%。为了遏阻夜盲症蔓延势头。吴之理一边向国内申请补充药品,一面就地取材为战士治病。他号召连队用松树枝熬汤,让得病战士喝,以补充维生素A,就地开展了大种蔬菜活动。国内也快速运来了鱼肝油丸、红辣椒粉和冻猪肝等营养食品,夜盲症终于被消灭了。部队渡过难关,战力得到恢复。

吴之理没有想到的是,美国在朝鲜战场居然使用细菌武器。1952年1月底,驻守在江原道平康郡的我42军发现美军用飞机利用晨雾掩护,播撒下大批苍蝇、跳蚤和蜘蛛样昆虫。吴之理接到报告,立刻意识到:“这是细菌战!”他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志愿军首长,逐级上报到中央。同时迅速组织防疫人员会同朝鲜人民军防疫实验队前往42军驻地调查采样。事实已经清楚了,铁证如山!吴之理利用回北京申请防疫药物的机会,请求当面向周总理汇报前方反细菌战的情况。第二天上午就见到总理,吴之理汇报结束后,周总理说:“我们已经发表了严正抗议。我方要立足于怎样对付他们的细菌武器。你们的任务很重,后方会支援你们,你们需要什么药品、器械,报到军委来,全力以赴支持你们。现在国内已经抽了几千人的防疫队伍归你们调动使用。前方后方都要动起来,一定要粉碎美国人的阴谋。”

2月22日,朝鲜外相正式发表声明,抗议美国侵略军在朝鲜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美帝国主义者不但置之不理,甚至变本加厉地将抛撒毒物的范围扩大到我国东北抚顺、新民、安东、临江等地。3月8日,我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严正抗议美军用飞机在我国境内投撒病菌毒虫。美军的罪行被彻底地揭露在世人面前。

吴之理很快回到了朝鲜。志愿军总部成立了由邓华、朴一禹、韩先楚、王政柱、卓明、洪学智、吴之理组成的防疫委员会,吴之理担任副主任委员。他率领全体卫生人员迅速开展对付美军的细菌武器的卫生防疫工作。很快,从兵团、军、师直到连,都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和防疫小组,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防疫网。最基层的连队防疫小组直接负责现场消灭目标,发现不明投掷物,立即处理和消毒,使病菌不得蔓延。与此同时,从国内调运大批多种疫苗到前方部队,对我军进行紧急接种,也为驻地居民接种。从国内运来大批“五联”“四联”疫苗,强行为每一个人接种,起到了很好的免疫效果。国内运来大批疫苗的同时,还送来了上千吨的“滴滴涕”、“六六六”、来苏、清水锭等大量的消毒药品和派来流行病专家及大批防疫人员。疫情很快扑灭了。1952年,吴之理的全部精力几乎集中于与细菌战作斗争,并取得胜利。1954年,志愿军召开了卫生工作经验总结会。这次会上,我军卫生专家荣获金日成将军授予的荣誉勋章。

停战以后,战俘交换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53年4月11日,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朝中方面与敌方签订了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6月8日又签订了遣返健康战俘协定。当时,我军接纳数万名被俘人员,战俘中不少人患了传染病,必须进行有效的防疫处理。这个任务落在了吴之理等卫生工作人员肩上。由于战俘很多,每天的工作量很大。接收站每天上午工作,下午整理场地,准备衣服、物品。在战俘到来时,有50名理发员同时工作,战俘一律剃成光头,然后洗热水淋浴,换上新衣服。虽然吴之理与志愿军卫生人员一样,都对战俘交接工作没有实践经验,但由于他们在人力、物力上作了周密的准备,充分发挥了防疫技术人员的作用,做到了严然有序,既快又好。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以及国内派来的卫生代表团和我各野战军的代表参观了战俘交接工作,异口同声地赞扬他们工作效率高、效果好。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对我方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严密的组织工作大加赞赏,国内来的代表团还给战俘们带来慰问品,使归来的战俘感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吴之理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了表彰他的功勋,朝鲜政府曾五次向他颁发功勋荣誉章。金日成将军在平壤亲手给他佩戴功勋荣誉章与和平勋章。吴之理受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