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卓然在国民党一大、二大会上

许卓然，别名寄生，曾化名李华、李树华，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十月十四日出生于福建省晋江马加坡村。1906年底，他在鼓浪屿经同校教师施铭介绍，秘密加入了早期中国同盟会。1908年春，他受中国同盟会福建支会派遣回泉州组建地方组织，并在小开元寺筹办西隅学堂，作为联络同志、宣传革命的秘密会所。1911年11月9日福州光复。19日上午，蒋以麟、黄中流、许卓然等力促协台唐万胜和晋江知县黄逢年反正，取得成功，宣布泉州和平光复，闽南各县闻风响应。这时，26岁的许卓然已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民主革命者。1923年初，孙中山派遣得力助手廖仲恺到泉州，将许卓然、秦望山率领的福建自治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第八军，任命许卓然为泉州卫戍司令，下辖陈国辉、王振邦、秦望山三统领，后改任警备司令。不久，卓然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央直辖第五军军长。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召开。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名，各省6名，其中3名由孙中山先生亲自指派，另3名则由各省选举产生。福建省出席这次大会的有许卓然、林黄卷、林丽生、丁超五、黄韫山和刘通。许卓然则是由孙中山先生指派的福建省代表之一，在大会上即席发言，成为令人瞩目的代表人物。

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下召开的。代表中，有经中共中央同意的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等20多位共产党员。李大钊被孙中山指派为大会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谭平山任共产党党团书记并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瞿秋白则参与大会重要文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

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大会开幕式并在大会期间多次发表了满怀激情的演说。大会通过了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大会听取并审议了各省及海外代表的工作报告和各种议案。1月28日下午，大会听取了许卓然代表福建省所作的《福建军事及党务情形的报告》。这是许卓然首次在庄严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显示了他非凡的领导才干。

1月29日下午，大会在审议《上海、香港、广州设立海外同志招待所案》时，有代表主张在广州的江门也设一招待所，许卓然当即表示不赞成，并据理力争说：“江门既要设立招待所，而厦门地方甚为冲要，亦应设一海外同志招待所，本席以为广州既有招待所，江门似可不必再设。”当时有些代表主张哈尔滨、旅顺、大连亦均应设立招待所时，许卓然坐不住了，要求再次发言，明确提出应考虑本党既为便利海外同志起见，设立各处招待所，即应因地制宜、平衡办理。他强调：“厦门一带来往之海外同志为数甚多，尤其不能不设立也。”鉴于代表们意见不一，大会最后决定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视经济能力斟酌办理，不必限定何处设立招待所。虽然后因国内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国民党一大对这一议案未能付之实施，但许卓然在大会上两次阐述厦门在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国民党中央处事应“因地制宜、平衡办理”的原则，表明了他统筹全局的观念和对厦门特殊地位的厚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沈定一、林伯渠、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执委总数的1/4。许卓然对这些决定及通过的议案都投了赞成票，对国共合作表示积极拥护。

大会期间，孙中山会见了许卓然，对他说：“本党以后注重在下层工作，你们回去必须组织民众，共同奋斗。”即委任他为福建党务特派员，负责筹建中国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一大闭幕后，许卓然立即与江董琴一起回闽抓紧工作。同年3月，他在老同盟会会员庄希泉、秦望山等的合作与支持下，在厦门鼓浪屿开办图书馆，秘密办理党务，吸收党员。在重新登记的基础上，吸收了黄克绳等16人为闽南地区首批国民党员。同时劝募筹资在鼓浪屿内厝澳平民区创办了光华小学，作为联络同仁、开展活动的基地。1925年6月8日，中国国民党福建临时省党部筹备处在鼓浪屿正式成立，许卓然当选为执行委员。接着，便将省党部筹备处迁至厦门小走马路公开活动，正式成立了厦门市党部，同时，招收黄埔军校学员，于1924年6月至1925年先后选送60多名青年入校学习，其中第4期50多名学员由许卓然亲自送到广州。

孙中山先生因积劳成疾、身患肝癌，于1925年3月12日上午9点30分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5号顾维钧私寓与世长辞，终年59岁。他带走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劳碌奔波、疲惫不堪的身躯，带走了渴望祖国统一、独立、富强的心灵，却留下了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一份文化遗产。孙中山在遗言中郑重声明“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谆谆告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的人格魅力给许卓然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影响。噩耗传来，卓然无比悲痛，于3月17日以国民党福建省临时党部筹备处名义发起组织厦门各界在演武亭前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并携夫人叶筱梅前往南京护灵，还筹款创办了“厦门中山中学”，以悼念这位世纪伟人。

同年5月，在上海南京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英国巡捕开枪打死打伤数十名示威群众的“五卅惨案”。卓然立即组织厦门30多个社会团体及大中小学生召开声援大会，正式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许卓然、江董琴、庄希泉、李觉民等25人为代表，发动2万多人举行游行示威，开展抵制英货、日货活动。

然而，孙中山先生尸骨未寒，国民党右派便于同年8月20日暗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孙中山三大政策坚定执行者廖仲恺；接着其首要分子谢持、邹鲁等迫不及待地于同年11月下旬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共议案，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形成了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派”。

面对严峻局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决定于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中央党部礼堂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张国焘等256人，其中福建代表有许卓然、李觉民（永定人，国民党二大期间加入共产党）、江董琴、王兆蕙（女）等人，旁听者有千余人。大会秘书长由老同盟会会员、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

在讨论大会筹备经过情形时，许卓然提议：广西只有少数国民党员领有党证，而梧州领党证者有2000余人，应从广西的十几个名额中让出2名给梧州代表。大会采纳了这一提议。在审议党务总报告时，卓然提出：“尚有未组织之代表团，亦应从速组织加入。”主席团立即回应说“这是当然的事”，并将原案付诸表决，全体通过。

这次大会讨论17个决议案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处理“西山会议派”人员的党籍问题。鉴于参加“西山会议”的重要人物———谢持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邹鲁、居正、林森、石青阳等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因而在1月6日下午讨论开除这些人的党籍时，许卓然当场提出：“关于重要的委员会委员，须交由大会审议通过，不能由主席团指派。”大会主席团接受了这个重要意见。

当时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的主题是极力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是，在1月7日下午的大会上，张国焘发表了“共产党员为什么加入国民党”的长篇演说。许卓然当场站了起来声明：“今天原不是演说的时间，但本席对张（国焘）同志所说的话有些意见，可否允许登台发表意见呢？”经主席同意后，许卓然登台说：今天本来是议事，不是演说。但我刚才说过，因为有一位同志提起共产党的话，所以我才发表意见。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员加入，这是孙（中山）总理所特许的，也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凡是本党的党员，本来不应该反对，也没有反对的余地。但是同志们偏要发生种种误会。兄弟认为，凡是一个党，那么就要大家知道自己是一个党员，就是要把党的利害作为标准。我们国民党既经是要革命，那末大家就去革命。革命的就是党员，不革命的不算党员。国民党的党员不革命，就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员。就是共产党的党员，既经为了国民革命而加入国民党，则凡是不做国民革命工作者，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因为革命是为他的，不是为己的。譬如某先生，他是努力于革命，努力于党的，努力于国的，那末，我们就不必去问他是国民党员还是共产党员，我们总是拥护他。但是，近来兄弟在未赴大会之前，曾到上海、汕头两处问过许多同志，为什么反对共产党？他们说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后，是自己还有机关像党一样的；又说现在什么机关大半为共产党所把持，不加入共产党就不能有发展。但这是我由传闻而来的，不知是否事实。本席希望同志们大家不要误会，不要存“我是国民党、他是共产党”的心。他强调说：“要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要革命，大家去做，国民党也不要嫉妒共产党。革命是为他的，不是为己的呀！”许卓然在这次大会上，两次阐明“革命为他不为己”的思想，令人敬佩。

在1月13日下午讨论弹劾“西山会议”审查报告时，许卓然在会上发言说，本席以为召开“西山会议”大大不妥，凡是党员拥护这个会议的都可以说不是同志。但开除党籍一事，在革命党人看来，实在比杀头还要痛苦，实与宣告死刑没有分别。就用大会名义去函警戒，已是令这个人几乎无地自容。本席所希望大会的，不要以感情用事，要慎重讨论才是尊重大会，不失大会尊严的资格。故请各位同志注意注意。

大会起先拟将“西山会议”为首者谢持、邹鲁以永远开除党籍处分，居正、石青阳等7人以暂时开除党籍一年处分，张继等5人用书面警告处分。在许卓然发言后，经代表讨论，最后决定仍将谢持、邹鲁永远开除党籍，对11人提出警告、指出错误、责其改正，限期2个月内书面具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而戴季陶则由大会予以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

在审议《关于党章修改案》的修改时，许卓然与刘侯武等6名代表联署提出《关于修改党证及章程的意见》，认为新党证应将总理遗像及廖（仲恺）党代表遗像加入等。经大会审议，决定党证加总理遗像；各级党部会议场所，应悬挂总理遗像；凡集会开会之前，应宣读总理遗嘱。

在1月15日下午大会审议修改党章时，许卓然提议：本席以为时局或党事纠纷很多，每年至少应召开大会一次。这与当时主席团也主张一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设想是一致的。翌日下午，许卓然向大会报告了福建党务工作。

在1月18日下午大会讨论中央党务报告决议案时，针对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詹大悲所提“只限定变更本党决议之政治方针者”的意见，许卓然指出：“变更二字，实不适用，因为已成决议，无许可党员个人变更之理。”当张建灏代表提出“以后如有党员不明白先总理容纳共产党之遗旨，在党部内仍发生纠纷，应以公开的形式共同讨论”时，卓然发言说：“此等修正文字似有偏量一方面语气，我认为不甚适合。”毛泽东表示赞同许卓然的意见，说：“仍请维持原案，不必删改。”

国民党二大遵照孙中山的遗嘱和一大政纲，重申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封建军阀和官僚买办豪绅阶级，进一步阐明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和污蔑，并对“西山会议派”分别作出处理。许卓然的多次发言，表明他衷心拥护国共进一步合作。

许卓然常对人说：“我许卓然只配做国民党员，终吾之身如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目的，于愿已足。”但他决不迎合当时的反共潮流，所以在国民党二大以后常被人排斥。虽然他只是粗浅地研究共产主义，曾把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但他从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扶助农工”等教诲中领悟到“共产主义或许也有实现的可能，但这要让给别人去努力，我却不敢越级而升。”因此，他对于革命青年总是爱护备至，并尽其所能在自己所办的学校里予以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