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02 10:29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施晓宇

 

时代歌手莫耶

施晓宇

 

(一)

在闽南,见得最多的是红砖建筑。因为闽南人像省城福州人一样,习惯把房子叫“厝”,所以在闽南,红砖古厝比比皆是,极富闽南建筑特色和审美韵味。而在厦、漳、泉——闽南金三角西北部的“中国乌龙茶之乡”、名茶“铁观音”发源地安溪县,距离县城32公里的金谷镇溪榜村,沿一条小路斜坡下去,我看见一座西式建筑风格的小洋楼,凭借8根石柱矗立于浮萍飘荡的池塘之上。小洋楼既有古罗马的西式建筑风格,又颇具闽南红砖古厝的传统建筑之美,形成一道中西合璧、别具一格的亮丽风景。

远眺群山环绕之中,鹤立鸡群一般与众不同的这座两层小洋楼,楼顶有清末泉州书法家曾振仲题写的“逸楼”两个红色大字,在白壁衬托下显得气度不凡,昭示了西式洋楼主人的与众不同。果然,在楼前立有一块大理石碑,上书“莫耶故居”4个隶体字。沿着古老的曲尺型木梯上得二楼,在正厅设有莫耶纪念堂——前言这样写道:

当你唱起激昂着满腔爱国热血的雄浑歌曲《延安颂》时,你可知道那歌词的作者莫耶?那就让我们走进逸楼,去了解莫耶那艰难而光荣、曲折而多彩的人生路程吧!

在莫耶纪念堂的左边墙上,我看到了莫耶的好多张珍贵的黑白照片。其中一张尤其珍贵:莫耶于1938年5月的一天和鲁迅艺术学院同学一起,聆听毛泽东在延安鲁艺做报告的历史照片,莫耶位于学员中前排右起第一个,俊秀的脸庞十分抢眼。在二楼环形走廊正中,还安放一座莫耶头戴军帽、身穿八路军军服的半身青铜雕像,英姿飒爽,分外醒目。原来这就是唱响大江南北的抗日名歌《延安颂》词作者莫耶的故居——莫耶因为这首激动人心、昂扬向上的《延安颂》,穿过80年前抗日的烽火硝烟,至今为人称道,家喻户晓。纪念堂还摆放不少珍贵的文物,既有80年前《延安颂》的油印歌纸,也有大量莫耶作品的原始手稿。

微信图片_20191202103250.jpg

年轻莫耶

就是从这里,长到14岁的莫耶告别了逸楼,去厦门鼓浪屿慈勤女中读初中。继而,16岁的莫耶到上海进步刊物《女子月刊》当校对、编辑,17岁任主编。1937年10月,19岁的莫耶随所在抗日救亡演剧第五队从上海投奔延安。半年后,20岁的莫耶写出了慷慨激昂、轰动延安的著名抗战歌曲《延安颂》。1939年,21岁的莫耶担任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的编剧、创作组长。22岁被推选为晋绥文联常务理事——就此展开了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一生坎坷半世委屈”的曲折人生。

 

(二)

1918年2月6日(农历191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莫耶在逸楼出生,原名陈淑媛。据陈淑媛(莫耶)的母亲黄全后来对最小的儿子陈文炳回忆道,陈淑媛出生那天,父亲陈铮非常高兴,在祭祀祖先时破天荒敬献了两斤肉做祭品,而生长子、次子、三子时献的都是一斤肉。这应该是在陈淑媛出生前,陈家都是生男丁的缘故。陈淑媛的父亲陈铮是国民党少将旅长(曾兼任安溪县县长),后任驻闽海军陆战队补充团团长,驻节鼓浪屿,陈淑媛跟随父亲走出安溪县遍地茶树的崇山峻岭,到风光怡人的鼓浪屿读初中。

文武双全的陈铮一共育有八男四女,陈淑媛的母亲黄全生了六男二女,陈淑媛是长女。陈铮还娶过两房姨太太,二姨太白鸾(安溪县龙门镇板头村人)生有一子二女,三姨太孙宛贞(从福州娶来)生有一子。

微信图片_20191202103301.jpg

莫耶在延安

说起落成于1907年的逸楼创建者,就要说到陈淑媛的祖父陈纲尚了。旅缅华侨陈纲尚,字盛杉,号纪南,是位传奇人物。陈纲尚长年在缅甸从事建筑业。1899年,缅甸首都仰光庆福宫重修,陈纲尚负责承办建筑工程。由于精心设计施工,质量优秀可靠,受到闽侨嘉许、百姓拥戴。此间陈纲尚娶了缅女马尔树为妻,于1907年初带领妻儿回国,衣锦还乡。需要说明的是,祖母马尔树极疼爱长孙女陈淑媛——正是在祖母的帮助下,陈淑媛才能完成在鼓浪屿慈勤女中的学业。

陈纲尚衣锦还乡,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在缅甸建筑界口碑甚好的陈纲尚,有一次购买了一批杉木。这批杉木长期堆放在海岸的沙滩上,启运时奇迹出现了。这批堆放在沙滩上的杉木由于日久年深,沉没埋入沙滩底下的杉木非常多,多到沙滩上看见的杉木仅是冰山一角,怎么运也运不完——而卖主和买家事先都不知情,估价时都只按看得见的地面部分结算付款。这样,在上苍的庇护下,为人诚实、取字“盛杉”的陈纲尚无意间发了一笔有关杉木的大财,挑着18担沉甸甸的银圆回到了老家安溪县金谷镇溪榜村,并就此在儿子陈铮的协助下建起了远近闻名的逸楼。

我似乎明白了好端端的逸楼何以要打下8根石柱,特意将洋楼建在水上的原因了。是否因为楼主人认为建楼的银圆冥冥之中来自水神所赐的缘故呢?大概是。

 

(三)

正是从别具一格的水上逸楼走出去的陈淑媛,因了与众不同的殷实家境,从一个出身显贵的富家小姐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奔赴“红都”延安、投身抗日洪流的典型进步青年。也由此,从进入延安的那一天起,陈淑媛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莫耶”,用意很明确。传说春秋时吴国人干将,是楚国大名鼎鼎的铁匠,他打造的宝剑锋利无比。楚王知道后命令干将为他铸剑。干将与妻子莫邪为楚王铸成雌雄宝剑两把,以夫妻的名字命名曰干将、莫邪。由于深知楚王喜怒无常,干将有意在将雌剑献给楚王之前,把雄剑托付其妻传给儿子,静观事变。后干将果然被楚王杀害。儿子继承父亲干将的遗志,为父报仇,用雄剑将楚王杀死。这就是陈淑媛改名“莫耶”的用意——要将自己化为一把利剑,与侵华的残暴日寇决一死战。

到达延安后的莫耶焕发了革命青春。她在回忆录《烽火岁月》中这样写道:

延安的生活,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延安犹如茫茫大海中的灯塔,在西北高原上发出灿烂的光辉,照耀着整个中国。

1937年10月,到达延安的莫耶,由中央宣传部洛甫(张闻天)、凯丰(何克全)介绍,与演剧队全体队员一起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学习。被国民党特务扣留西安的演剧队队长左明经营救,也随后加入抗大学习。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正式成立(简称“鲁艺”),由沙可夫副院长主持工作,院长暂时空缺。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

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用。

鲁艺创办之初,只设戏剧系、音乐系和美术系,莫耶就此成为戏剧系第一期的学员。在为期4个月的学习期间,莫耶参与了鲁艺拍摄的第一个影戏作品——“土电影”《保卫家乡》,并在延安礼堂做第一次演出,获得极大成功。

1938年夏天,莫耶刚刚转入鲁艺戏剧系第二期学习。这时沙汀、何其芳等作家、诗人也来到了延安,鲁艺增设了文学系,于是莫耶顺理成章转入文学系第一期学习。

当时,文学系的老师主要有三位:边区教育厅厅长周扬同志负责讲“艺术论”“新文学运动史”;著名小说家沙汀同志讲的是“名著选读”,均为俄国的名著,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果戈理的《死魂灵》和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等;著名诗人何其芳上的是“写作实习”,其教学方法为自由写作,写出后由他帮助同学分析评论。

(叶茂樟著《圣歌未曾止息——莫耶传》,新华出版社2018年1月初版)

 

(四)

就在莫耶聚精会神地在鲁艺戏剧系第一期学习期间,朝鲜族青年郑律成也于1937年10月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第一期七队学习,毕业后又成为鲁艺音乐系第一期学员,进而与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的莫耶相识。

当时的延安,从早到晚充满了歌声,每逢听报告,开大会,大伙儿提前半小时或一小时来学抗日歌谣或组织抗日歌谣大合唱……郑律成说:“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当时中国人民的灯塔和希望,人们怀着对革命的向往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又从这里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四面八方。因此,延安充满了朝气,到处洋溢着热情和明朗的歌声。”(叶茂樟著《圣歌未曾止息——莫耶传》,新华出版社2018年1月初版)

1938年4月的一天下午,延安城开大会。散会后,鲁艺的学员走出北城门,爬上桥儿沟校舍的半山坡,莫耶看见从延安城里走出来的一队队抗大学员和战友高唱革命歌曲,禁不住心潮澎湃,发出一声声感叹:“啊,延安!”这时郑律成恰好就站在莫耶身旁:

看到莫耶激动的心情就对她说:“给我写个歌词吧,就写这个感情,就写这个情景,把眼前生动的延安写出来就行。”此前,他已经多次说过类似的话,因为郑律成对莫耶最熟悉不过了。他知道莫耶写过不少歌词,如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歌词(由音乐家向隅同志谱曲),莫耶也给他写过《肉弹勇士》歌词,由他谱曲。此刻,郑律成的要求引发了莫耶孕育已久的激情。(叶茂樟著《圣歌未曾止息——莫耶传》,新华出版社2018年1月初版)

莫耶当即掏出本子,蹲下身子,抓住灵感喷涌的一刹那,把滚烫的歌词向本子上一泻千里: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哦,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

哦!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热血在你胸中奔腾!

千万颗青年的心,

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

在山野田间长长的行列,

结成了坚固的阵线。

看!群众已抬起了头,

看!群众已扬起了手,

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

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

士兵瞄准了枪口,

准备和敌人搏斗。

哦!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

筑成坚固的抗敌的阵线,

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

在历史上灿烂辉煌!

写完歌词,莫耶静心想一想,填上标题《歌颂延安》,就交给了郑律成。读完歌词,郑律成连声叫好,欣喜若狂。接下来的几天,莫耶一直焦急地等待郑律成完成谱曲。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夜以继日赶稿的郑律成兴奋地把梳着两条辫子的莫耶从窑洞里叫出来,放开喉咙大声唱起《歌颂延安》来。当唱到“啊,延安”时,莫耶知道郑律成把歌词里的“哦,延安”改成“啊,延安”是为了更好地高音演唱,顿时心领神会,当场流下激动的泪水,她十分佩服郑律成仅用几天的工夫,就让自己的歌词变成如此激昂向上、砥砺奋进的抒情而优美的歌曲。

几天后,一场特殊的晚会在延安礼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来观看演出。作为重头戏,报幕员报告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歌颂延安》:“下面有请大家欣赏男女声合唱《歌颂延安》,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演唱者郑律成、唐荣枚。”

在演唱中,毛主席始终全神贯注地听着,当演唱一结束,就带头鼓起掌来,他显然被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不仅毛主席,其他领导同志乃至整个会场都被这首歌打动了,掌声持续很久很久。第二天,中宣部便派人来到鲁艺向郑律成和莫耶要走了《歌颂延安》的词曲。不久,鲁艺院部秘书处主任魏克多给莫耶送来一张铅印的歌纸,歌名已改为《延安颂》。魏克多说:“这是中宣部同志的意见,特地让我征求你的意见。”“题目改得好呀,叫《延安颂》好!”莫耶连声叫道。(叶茂樟著《圣歌未曾止息——莫耶传》,新华出版社2018年1月初版)

因了一场演出,莫耶的《延安颂》赢得了上上下下一致的肯定和称赞。于是,《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延安城,进而传遍各抗日根据地和祖国大地,成为一首强烈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爱国热情的战歌。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截至1940年初,全国有4万多知识分子受《延安颂》的影响,奔向延安。譬如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1980年任《歌曲》月刊主编的时乐蒙回忆,当年就是唱着《延安颂》从河南奔赴延安的。以至于整整80年过去,《延安颂》到今天仍然传唱不衰、交口称赞——成为一首经典的鼓舞人心的跨时代歌曲。

而为《延安颂》谱曲的郑律成,后来也成为全国著名的作曲家,被誉为“军歌之父”。继创作《延安颂》一举成名之后,郑律成同期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同样唱响大江南北,好评如潮,后被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郑律成还创作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等著名歌曲。

 

(五)

1938年11月底,莫耶从鲁艺文学系第一期学习结业,与各系经组织挑选的20多人,响应贺龙的号召,到八路军120师为抗日将士服务。莫耶等先是到晋西北120师所在岚县演出抗日戏剧,后又随军到河北的冀中平原搞宣传,成果卓著。贺龙由衷赞扬莫耶是:

“120师出色的女作家。”

不知是不是应验了盛极而衰的人生规律。莫耶凭借《延安颂》一夜之间成为“天下谁人不识君”的知名人士,很快,一股不祥的乌云笼罩在莫耶头上。起因是:

 1940年起,到1942年春,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旨在回归鲁迅精神的风潮,批判并揭露边区许多不合理现象,一时成为风尚。

1942年3月9日,著名作家丁玲在《解放日报》发表《三八节有感》;3月13日,青年作家王实味在《解放日报》发表《政治家  艺术家》;3月23日,王实味又在《解放日报》发表《野百合花》。两个党员作家的三篇杂文,指出延安存在的歧视妇女、极“左”路线、干部等级森严等问题。这股风潮也从延安传到了远在抗日前线的晋西北,晋西北文联号召作家写揭露边区病态落后的文艺作品。为响应组织号召,时任文联理事的莫耶自认责无旁贷,加上领导不断催促,便挖掘日常生活中的典型素材,写下了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1942年3月15日作为头题发表于《西北文艺》杂志,时间仅比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晚了一周。莫耶本意是想通过“丽萍”因为嫁给一个“大老粗”干部,生孩子后无法工作而且时常遭受家庭暴力的事实,希望纠正这种不正之风。不曾想延安的政治风云突变,原本鼓励大家勇于揭短,不袒护的,突然大张旗鼓地开始“翻脸不认人”和“秋后算账”。王实味甚至莫名其妙地在1947年7月1日深夜被冤杀——砍掉脑袋扔进一眼枯井掩埋了事。

关于王实味的被冤杀,毛泽东特别生气。请看2015年1月26日人民网发表原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的秘书陆沅口述、杨敏整理的《安子文秘书:康生私自杀王实味惹怒毛泽东》记载:

康生在1956年八大之后,从七大的政治局委员,降到了候补委员。

我曾经问过安部长,安部长就说康生和他老婆两个人都装病不工作。是因为康生在延安撤退的时候把王实味给杀了,毛主席说此人不能杀,留做反面教材……毛泽东知道以后就特别生气,听说是拍着桌子说:“还我王实味来!还我王实味来!”这是安部长的原话。这样康生就失宠了……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证实:

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跟被砍头的王实味相比,莫耶算幸运了。但是,莫耶也从此走上了一条崎岖坎坷的人生窄路。

 

(六)

1942年6月11日和7月7日的《抗战日报》,连续刊登两篇针对莫耶的批评文章《偏差——关于〈丽萍的烦恼〉》和《与莫耶同志谈创作思想问题》。尤其是《与莫耶同志谈创作思想问题》上纲上线,认为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是“一篇含有小资产阶级偏见和歪曲现实的作品”,同时“是晋西北学风文风中的一股阴风”,批判瞬间升级。

1942年9月28日,在山西省兴县石岭子村召开了“丽萍的检讨会”。120师政治部甘泗淇主任、宣传部柳部长等在座,“参会的人多得连门外都挤满了”。会前,柳部长认为莫耶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小资意识”只是残余,应该只能算作未把握住立场,总体而言:“这不过是思想问题,并不是组织问题,更不是政治问题。”

微信图片_20191202103326.jpg

   莫耶和她的战友们

柳部长的观点其实也代表了甘泗淇主任的观点。所以检讨会开始,气氛还好,莫耶更是极其宽容大度地接受同志们的批评。

等到保卫部的李科长发言时,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他带着极大的阶级成见,联系莫耶的出身将这篇小说定调为“反党”,认为莫耶是借小说蓄意搞破坏,由此全盘否定莫耶在文艺战线上作出的贡献,气势汹汹地宣称要检查莫耶的全部工作。保卫部领导措辞严厉的“定性”,使得会场一时噤然无声。这时,莫耶在报社的同事赵戈坐不住了,心直口快的他大声回敬了一句:“一篇小说能这样批评?!”……眼见对小说的评判不从文学艺术出发,反而上纲上线粗暴对待,他挺身而出,从文艺工作者的角度阐释了对这篇小说的看法。(思尧盛世《〈丽萍的烦恼〉检讨会始末》)

善于搞阶级斗争的李科长认为赵戈和欧阳山尊的发言与大会预定批判目标及方向相悖,就猛一拍桌子:“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冲淡了今天大会的政治气氛,转移了今天大会的斗争目标,我禁止你们发言!”

耿直的赵戈富有正义感,他不畏强权,也拍案而起:“你说的不对!我是无产阶级,我爷爷是工人,我父亲是工人,我也是工人!你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你能以无产阶级自居?!”

一贯令人畏惧的李科长没想到有人敢顶撞他,顿时气急败坏吼道:“你这是造反!把他给我捆起来!”

随着李科长的这一声怒吼,作家杨朔站了起来,很同情地看了莫耶一眼,匆匆走出会场。还显稚嫩的莫耶以为这位大作家是被“吓”走了,而多年之后赵戈碰见杨朔提起此事时,杨朔才说出实情:“我的离席是对那种粗暴现象的不满,即使对敌人,‘恐吓和辱骂绝不是战斗’,对待自己的同志,又何苦这样呢?”(思尧盛世《〈丽萍的烦恼〉检讨会始末》)

类似李科长将莫耶小说中的人物等同于作者本人,怀着阶级成见激烈批判的人也还不少。但面对昔日同志的误会攻击甚至辱骂,莫耶心里是不服气的,不过她平静地记录他们的意见,表面上不露声色,总算平安熬过了检讨会。

在甘主任的关爱和战友的仗义执言下,有惊无险的检讨会顺利结束了……但轰然前行的历史大潮很快卷没这段人性化插曲,这篇小说作为“政治污点”为莫耶以后的生涯带来了无尽的磨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四十几年后,年逾花甲的莫耶在新时期的春风里,重温失而复得的日记,面对当初稚气的语言和对检讨会的详细记载,不禁感慨万千,在日记扉页深情地写下:

 当我看到那些用各种颜色写下的各种批语,看了后不禁让我好笑。现在我也已进入晚年,深感党当今肃清左毒,是多么重要的英明措施呵!”(思尧盛世《〈丽萍的烦恼〉检讨会始末》)

 

(七)

由于发表莫耶的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1941年7月5日才创刊的《西北文艺》,仅仅出刊8期,于1942年6月15日被迫停刊了。莫耶从此也被打入另册,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

1943年,绥晋整风运动开始,莫耶被扣上“反党”帽子。好在有120师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将军的爱护,莫耶躲过一劫。

1944年春,整风结束后,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把莫耶从战斗剧社调到《战斗报》当编辑、记者。

1947年,“三查”运动开始,在康生极“左”路线错误指导下,莫耶不但再次受到批判,还被关了几个月禁闭,而关押莫耶的窑洞曾经停放过死人。说到莫耶被康生盯上,与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沈醉有关。莫耶一手帮扶大的小弟陈文炳在《半世委屈的才女——纪念大姐莫耶》(叶茂樟主编《从安溪到延安》,团结出版社2015年1月初版)一文写道:

大姐在上海编辑《女子月刊》时期,国民党特务骨干沈醉以《中央日报》记者身份在上海活动。大姐在上海文艺界表现出的才气颇引人注目,沈醉曾追求过她,大姐没有答应。后来大姐到延安参加革命,沈醉的书信追到了延安。此事大姐并不知道,因为信都被组织扣住了。组织上因为此也对大姐产生怀疑,使她在整风、“三查”中不断遭整。此事直至“文革”中有人贴大字报后大姐才得知其中缘故。

其实,莫耶不仅是沈醉的初恋女友,两人还生有一个儿子。请看左中仪在2017年5月24日《新民晚报》发表《一段鲜为人知的沪上初恋》(上下)的记载:

2001年,在沈美娟撰写的《我的父亲沈醉》一书中,披露了“白云”乃是使用的化名。并说明,当年是出于不影响当事人声誉的考虑,在《魔窟生涯》的一书中不仅隐去其真实的姓名,同时还隐去了沈醉曾与“她”同居了近3年,并有过一个孩子的真实往事。

原来,沈醉的初恋女友真名叫“莫耶”。或许,人们对“莫耶”这个名字有点陌生。然而,提到歌曲《延安颂》,人们就非常熟悉了。这首大气磅礴的歌曲创作于1938年春,词作者就是莫耶。

需要说明的是,沈醉追求莫耶并同居生子,彼此都用的是化名,沈醉化名“陈仓”,莫耶化名“白云”。莫耶始终不知道“陈仓”就是后来的沈醉,沈醉也始终不知道“白云”就是后来的莫耶。莫耶要投奔延安时,甚至动员“陈仓”一起前往,被“陈仓”拒绝了。“陈仓”当然清楚自己到了延安没有好结果。但“陈仓”心里又放不下“白云”,所以沈醉用化名“陈仓”写信给已到延安的“白云”,仅仅让莫耶关了几个月的禁闭就放出来了。

倒是当年为莫耶仗义执言的赵戈下场更悲惨——因为赵戈时任晋绥军区宣传部“三查”领导小组组长,因为不肯按领导旨意把莫耶打成“阶级异己分子”,结果自己落下“包庇”的罪名,受到严重处分,下放部队改造。

1948年秋,莫耶随《战斗报》调回延安,跟随第一野战军挺进大西北。

1950年,莫耶被任命为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总编辑。

1955年,国务院发出部队军政女干部一律转业地方工作的通知,莫耶转业到《甘肃日报》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由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阮迪民兼任。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因为莫耶在1956年为一个工作积极的铁路工人张凌虚被层层官僚主义者扣发工资导致精神失常的“张凌虚事件”,受省委指示在《甘肃日报》予以报道披露。不想有人存心报复,利用“反右”运动把与这一宣传报道有关的人员全部打成“右派分子”,莫耶作为这一冤案的主角,被就地免职、批判、行政降级处分——差一点被遣送夹边沟去劳动改造。

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刚刚恢复《甘肃日报》工作不久的莫耶又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农场改造。

1979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关心下,61岁的莫耶得以彻底平反,担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重新工作。焕发青春的莫耶深知时不我待,勤奋创作,硕果累累:

电影剧本《战地火花》、中篇小说集《春归》(收入《春归》《青山夕照明》等)、短篇小说《走资派与放牛娃》、实录散文《生命的拼搏》、回忆录《战斗剧社在晋察冀》、散文集《烽烟集》、战斗故事集《枪林弹雨见英雄》、自选集《生活的波澜》、自传体长篇小说《信念》第一部《父与女》初稿、长篇小说《野火狂飙》初稿等。

难怪写出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著名作家杜鹏程这样评价莫耶:“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

微信图片_20191202103730.jpg

莫耶《生命的拼搏》

1986年5月7日凌晨5时55分,莫耶在兰州军区总医院病逝,终年69岁。中央领导、老战友、老作家、艺术家余秋里、贺敬之、李贞、刘白羽、陈光毅、阮迪民、沙汀、欧阳山尊、吕骥、马烽、康濯、孙谦、西戎、胡正、杜鹏程、丁雪松(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女大使,已故音乐家郑律成妻子)、严寄洲、陈强、赵清阁等200多人发来唁电、唁信,赠送花圈。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文艺报》、《人民军队报》、《八一电影》,各省文联、各省作协以及安溪县乡亲等300多人参加追悼会。我觉得老战友王洪甲写的挽联,最能概括莫耶曲折坎坷、自强不息的一生:

      延安初颂见风华,怎奈雪压霜欺,

    坎坷未竟班昭志;

    文苑几番腾浊浪,使心灵笔健,

    委屈难抒道韫才。

      无论如何,从闽南的大山深处,从安溪县中西合璧的逸楼走出去的莫耶,不愧为时代的歌手,她创作的《延安颂》将一代一代继续被后人传唱,经久不衰。听,耳熟能详的《延安颂》歌词和旋律仿佛又在耳畔回响: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啊,延安!……

   (此文原载于《北京文学》2019年第12期,图片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