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大家曾昭

杜学峰

曾昭燏之墓

南塘二陵

曾昭燏（1909—1964年），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的曾孙女、中国第一代女考古学家、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国的考古事业、文物保护事业鞠躬尽瘁，做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主席曾赞扬说：“曾国藩的后代，还有个叫曾昭燏的。”

立下“服务无数人”的志向

清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初六，曾昭燏出生于湖南湘乡荷叶乡万宜堂。作为曾家的后代，曾昭燏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14岁时，她在堂姐曾宝荪（曾留学英国）创办的长沙艺芳女校学习。曾宝荪教导她：“做事要负责认真、做人要勇敢坚强，有是非心、有正义感，要爱人如己，牺牲自己帮助别人”。又说：“结婚的人，只能教育服务一家子；如果不结婚，便可教育服务无数人。”曾昭燏听了堂姐的话，很快确立“服务于无数人”的志向，决心一辈子不结婚。她的三哥曾昭伦（后曾任中科院学部委员，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坚持让妹妹昭燏到南京中央大学学习，接着又敦促她留学深造，并资助其留学费用，让她喜爱并走上考古、文博之路。中央大学教授胡小石是位国学大师，精通文、史、诗、词、书法，精心培养曾昭燏，为她日后在学术上有所造诣提供了很好空间。曾昭伦的连襟傅斯年，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十分赏识曾昭燏的胆识和气魄，在他的建议和推荐下，曾昭燏于1938年抗战时期辞去伦敦大学助教职位，应中央筹备处主任李济的邀请，到昆明担任该处的专门设计委员。

在中央筹备处工作的日子里，曾昭燏利用自己的学识，积极投身于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其间，参加了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境内考古发掘、龙泉遗址、白云甲遗址发掘以及四川彭山江口一带崖墓的发掘工作，并参与考古报告的编写。

献身于文博事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曾昭燏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返南京，参加了战时文物清理委员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和伪文物统一分配委员会工作，成为联合国博物馆协会9个中国会员之一。1948年底，国民党败退台湾，策划将中央博物院的珍贵文物也装运台湾。听到这个消息，曾昭燏坚决反对，并于1949年4月，与徐森玉、吴有训、陶孟和等人联名上书国民党当局，才使三批要运到台湾的852箱文物留在了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博物院于1950年正式改为南京博物院，曾昭燏被任命为副院长，1955年升任院长。她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博事业，为支持新中国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从1949年到1960年间，她主持了十多次展览与陈列。工作实践中，她经常向年轻工作同伴介绍留德国收获，希望能够给他们以启发。她于1943年与李济合著的《博物馆》一书就是把在德国、英国留学期间，对国外博物馆考察收获与我国国情结合而写成的。此书对从事文博工作者很有帮助。

曾昭燏注重实际，不管是藏品的编排整理还是陈列展览，总是从细微处入手，无论是对文物进行鉴别、分类、登记、编卡、包扎装箱，还是对于每一份藏品的来源、大小尺寸的测算、器物描写、时代鉴定，她都要求准确、详细地写在文物藏品登记卡上，并作出示范。至今，南博还存有她用娟秀工整的蝇头小楷写下的藏品目录。对每次的陈列展览，从设计大纲、选择藏品、编排辅助材料，到提取文物、写文字说明以及现场布置等每一道工序，曾昭燏都亲自审查，要求文字说明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能诵读，便于不同文化层次的观众所接受。展览摆出大样后，她要求先做预展，请专家来审查，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尽量做到科学和完美。这样，她所主持的陈列、展览每每受到了大众和专家学者的好评。

曾昭燏还亲自参加与主持了两次重要考古发掘。一是，1950年的南唐二陵的发掘。她与考古人员一同住在荒芜的祖堂山下的幽栖寺内，过着异常艰苦的野外生活。白天，常手握拐棍，跋涉在泥泞的乡间路上，到考古现场进行发掘活动；晚上，回驻地在煤油灯下整理出土的文物。发掘工作结束后，一部大型专著《南唐二陵》在她主持下出版了，赢得国内外史学界的高度评价。与此同时，她还与尹焕章合撰《湖熟文化》和《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等论文，供后人研究湖熟文化和江苏古代文化参考。二是，1954年的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墓发掘。她以同样出色的成果，完成此次考古。

曾昭燏参与了我国博物馆建设工作。她不仅拟出《博物院藏品的征集、保管工作》和《南京博物院十二年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还专门在1956年7月3日的《新华日报》上撰文呼吁：“博物馆全体工作者应当为选择了这种职业而自豪，并以无限忠诚献身于这光辉的事业，使它更好地发展起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昭燏成为中国大陆考古学界的顶尖级学者，当时流传“南曾北夏”的赞语，就是指南方的曾昭燏和北方的夏鼐。

只有香如故

曾昭燏始终不忘“服务无数人”的初心，以仁爱对亲朋好友和周遭人事。她个人生活非常朴素，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慰问困难员工，为博物院多子女员工的孩子缴纳学费。每年春节，曾昭燏都会让时任博物院行政科负责人的梅晓春将她的私房钱或二元、或三元、五元地装入一个个信封，写上名字后，然后一家家去拜年，有小孩子的会另外附上红纸包的压岁钱。平常，遇到多子女员工孩子交学费有困难，或者员工有了难处，曾昭燏总会竭尽所能地帮助。梅晓春的妻子生病住院动手术，家庭生活十分困顿，她知道后，主动承担起梅晓春妻子的全部住院费与医药费。她关心员工生活，给予无私帮助，目的是让他们无后顾之忧而更好地投身于工作。

曾昭燏一心为公。在博物院的公务招待中，身为院长的她不时拿出自己的工资或稿费去招待来宾。1951年，她响应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款时，就捐出了个人所有的积蓄三百万（三百元）。

在“反右”运动中，曾昭燏的三哥昭伦被打成右派分子，自己十分了解的师友也被打成右派，她本人也遭到一些非议。对此，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不久得了神经衰弱症住进了医院。1964年12月22日，刚出医院的曾昭燏来到南京郊外灵谷寺宝塔上，一跃而下，结束了她一生。然而，“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也。”这位终生矢志“嫁给”博物馆的女子是不应该被历史、被人们所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