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远去  记忆长留

张锦才

勤勤恳恳诸老师

晚唐李商隐诗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形容人的离别之情，后衍化为对鞠躬尽瘁者的称颂。例如赞美老师教书育人，像春蚕吐丝，至死不渝；似蜡炬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笔者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六十多年过去了，至今仍会想起当年的人与事，最难忘的是那些授我以知识，教我如何做人的老师。他们勤勤恳恳，既像春蚕，又似蜡炬。

下面，兹简要介绍几位：

高名凯

高名凯先生，福建福清人，毕业于法国语言学院，能用四种文字写作。我入学听的第一堂课就是高先生的《普通语言学》。几十年后，有位同学（今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在《北大的第一课》作了详尽描述，说高先生讲课时“滔滔不绝”，“简直是一场大轰炸”。意思是内容丰富，说话速度又快，让他记得很辛苦，“以至于下了课手指还在发抖”，“中指上肿起了一块”。我没有老孙那么好的记忆力，但高先生授课时旁征博引，特别是讲到避讳时所举的例证，印象还是很深刻。他说，中国古代讲究为尊者讳，袁世凯称帝后，也来这一套，指令别人书写“凯”字时，必须在偏旁“几”加一点成“凡”，以示区别。此言也算“朕曰”，但极端荒谬，没人理会。未及三个月（83天），袁世凯被迫“退位”，不久一命呜呼，“凯”字偏旁加一点的事，也就成了笑柄留传于世。那堂课，高先生精神饱满，自始至终娓娓道来，同学们则听得津津有味。

杨晦

杨晦先生，系主任，一生从事戏剧创作、文学翻译以及文艺评论工作。我听过他开的典籍课（选修）。记得在欢迎新生入学会上，身为作家的杨晦先生却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当作家的不要到这里来。”这话虽引起争议，但今天看来，还是有道理的，即学生要专心读书，不要只想当作家。先生因个子瘦小，学术上的名气又没有得到应有的宣传，致使一些以貌取人的学生私下对他多有议论，显得不那么尊重。后来有一天，先生上讲坛作回忆五四运动的报告，我们才知道，这位不起眼的憨厚长者，竟是冲进卖国贼曹汝霖住宅、火烧赵家楼的带头人之一，不禁肃然起敬。但他依然是那样低调，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先生还与福建有缘，1923年曾任集美学校的国文教员。

王瑶先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其时四十出头，已有了白发，因爱喝酒，烟抽得厉害，牙齿又黄又黑。他戏称自己，（牙）不该黑，黑了；（发）不该白，白了，真乃黑白颠倒。王瑶先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师，1953年出版的《新文学史稿》一书，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标志着我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基本格局的建立。先生的课也讲得相当好，尤其是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给学生予启示。不幸的是，1957年反右，现代文学史教研室多数年轻助教被划为右派。作为教研室主任的他，被当成“白旗”来拔，日子自然很不好过，但先生坚持原则，学术上的问题，从不妥协。

朱德熙

朱德熙先生，教授现代汉语，年纪不大，名气不小。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与吕叔湘合作编写《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连载多时，影响很大。《人民日报》为此还发表评论，号召“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奋斗”。 先生的学术造诣很深，又善于表述，讲课时，常有苏联汉语专家旁听。1957年2月23日我在日记里写道，“今天的现代汉语课，苏联专家鄂山荫教授听后对朱德熙先生说，‘您讲得很好，没有一点不说服我’。”

章廷谦先生，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同乡与学生，《语丝》重要发起人，曾被戏称为“一撮毛哥哥”。散文写得不错，曾名噪一时，但他从来不拿往日成就或是与鲁迅的关系为自己宣传，甚至有点回避。给同学讲课时习惯称“兄弟我”。在《川岛是他的笔名》一文中，我对先生曾作过回忆，如今翻看当年日记又有收获。1957年2月19日我写道：“下午，中国文学史课，章廷谦师在谈到上学期期考成绩时说，有位同学在试卷上写了两句诗：‘君问白诗好何在，我今为君来答之’。七言古诗都是四句的，这位同学只写了两句，太不慎重了！”可见先生教学之认真与为人之直率。还记得，有一年春节，我与几位同学相邀，到他家拜年。先生喜出望外，热情款待。

甘惜分

甘惜分先生，资深记者。1938年赴延安抗大学习，1945年参加新华通讯社，曾任西南总分社领导，1954年调到北大，讲授《新闻学概论》。虽然念中学时我就向往当一名记者，入大学读的又是新闻专业，但受高年级同学关于“新闻无学”的影响，对专业课不感兴趣。然而甘先生阅历深，视野广，上课时既讲理论，又举实例，十分精彩，非常吸引人。我在1956年11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甘先生讲得很幽默，这似乎是他的本性。我猜想他很可能不愿意将一些有趣的话压在心里”。正是胸怀豁达的“本性”所滋养，先生活到了100岁（2016年去世）。

《逻辑学》、《中国通史》、《采访与写作》等的授课老师，虽然不是名牌教授，但他们认真讲好每一堂课，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特别是逻辑学，过去从未听过，老师所讲，引人入胜，堪称受用终生。

昔日的“六女生”

白发苍苍“六女生”

女生焉何会白发苍苍？此中原因，且听我慢慢道来。

读北大中文系时，我编入新闻专业三班。包括外国留学生在内，全班36人，其中女生6人。过了一个甲子，同学们都是八九十岁的耄耋老者，有些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惟女生们都健在，且比较活跃。

现在的“老大姐”

2017年，六位女生的年龄加起来超过500岁。自我感觉良好，尤其是对母校，更有一种绵绵无绝期的思念之情。当年4月，“只因被激情点燃”， 一起回母校“探亲”。那天，老太太们“有备而来”，统一身穿印有文字的白运动衫，前面为“耄耋之年再回首”，后面是“未名湖畔不了情”，精神抖擞，大有与年轻人一比高低的气势。

北大校园的核心区“燕园”，湖光山色，风景优美，许多游客慕名前来观光。当六位白发苍苍的昔日北大女生一出现，立即引得他们的浓厚兴趣，与路过的在校学生，纷纷围了过来，希望合影留念。老太太们对此持欢迎态度，互相间亲密拍照，一时成了未名湖畔轰动的“热点”。

收到她们从网上传来的大量照片后，感慨良多。我先是写下了一首打油诗：“白发苍苍六女生，个个依旧健又灵。若将时光打回去，谁人见了不动情？”接着，反复拜读她们重返母校时分别写下的感言：

“想当年，未名湖畔，切磋同窗，历尽风风雨雨；幸今朝，皇城根下，三日重聚，共诉苦乐人生。”

“再回首，峥嵘蹉跎，清空归零；放眼望，风轻云淡，任自逍遥。”

“牢记北大传统，自由思想，兼容并包。”

“人手一机，天涯比邻；六十余载，晚情弥深。”

“北大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今日回首一甲子，犹幸母校精神留。待到东西南北去，各自欢乐各自筹。”

这些感言，各抒己见。既有当年学校生活的美好追忆，也有相聚时的喜悦之情，更有对母校的赞颂，充满积极乐观的向上精神，几乎看不出是八九十岁的老人所写。读后深为赞叹，觉得很是难得。

说起这六位女同学，她们的表现从来都很出色。其中一位，1945年初、未满13岁就加入“新安旅行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抗日文艺宣传活动。对于她的这段经历，学弟学妹们多数不知道，只觉得她乐于帮人，丝毫没感到她是老资格的抗战干部。另一位，全国知名编辑，曾得过“金钥匙奖”，退休手续办完后，仍没日没夜工作，老姐妹们戏称她活在“地狱”。知道情况后，我给这位女同学打电话，希望她悠着点，从“地狱”回到人间。她却说，习惯了，并不觉得累。倘若不做，可能还会感到不知所措。这是实话，我也就没有再问下去，只是默默地为她祝福，愿她健康、快乐。据说多年后，她才“不情愿”地歇下来。

转眼间，到了2019年，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我自然地想起运动的策源地、母校北京大学，也想起当年的同学，尤其是六位女生。她们身体如何？日子过得怎么样？打听的结果出乎意料——老太太们竟然玩起了微信，且乐此不疲，形成了一个“圈”。

能玩微信，还玩得痛快，说明情况不错。这是她们的幸福，更是时代的赐予，正如她们重返母校时共同写下的寄语：“人生来去，幸运与遗憾往复，美好与烦恼转换。与时代脉搏共舞，在一个个运动中沉浮过关。过去的不计较，未来的更看淡。虽然花容已逝，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让她们活出了尊严。仁者寿，智者清。未来的未来，请继续优雅前行！”

“仁者寿，智者清”，我这六位女同学做到了，值得祝贺。至于今后，愿她们先是朝着“总年龄”600岁的目标，“继续优雅前行”，到达后再从容走向“未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