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与周恩来的深厚情缘

周恩来的英名在世界知名人士和华侨华人中几乎是家喻户晓。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生前与中外政要人物多有交往，周恩来是他印象最深、最好，分量最重，最为崇拜和最知心的朋友。

一

1940年3月，全面抗战进入关键时期，陈嘉庚带着一颗“随时随地都惦念祖国的赤诚的心”，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到阔别19年的祖国。此行目的：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二是考察国内政治状况。他首先到了重庆，一个多月的考察让他忧心忡忡，大失所望。因为所见所闻“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后来他冲破重重阻拦到延安访问了8天，结果是“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

陈嘉庚在延安期间，会见了 当地各界人士以及毛泽东、朱德等人，却没能见到周恩来。虽然他对周恩来的高风亮节、出众才华和翩翩风度已略有所闻，但未能见面仍感遗憾。周恩来呢，虽几度因故与陈嘉庚失之交臂，但他对陈嘉庚一生辉煌的爱国业绩，也有充分的了解。

机会不负有心人，当陈嘉庚访向延安归来时，周恩来也从外地到重庆。同年7月21日，两位伟人终于在重庆嘉陵招待所首次会见。喜悦之情，不言而喻。他们相互问候一阵之后，很快就将主要话题转入团结抗战方面。陈嘉庚最盼望的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一致对外。周恩来态度鲜明地对陈先生说：“国共合作是历史潮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对抗战）的三大主张。顽固派搞磨擦是不会得逞的！”延安之行的实地考察和周恩来在重庆的郑重表态，进一步坚定了陈嘉庚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最后胜利必属我”的信念。

时任新加坡《南洋商报》战时派驻国内记者张楚琨，曾在重庆分别采访过陈嘉庚和周恩来，记下第一手历史性的见闻。他回忆说：“周恩来与陈嘉庚相识。是陈嘉庚一生永不磨灭的记忆，是他们莫逆之交的开始。（南侨总会）陈嘉庚主席崇敬周恩来先生，后来他对我说，周先生何等儒雅，何等英明，正是‘天欲坠，赖以柱其间’的国家栋梁！”

两位伟人在重庆首次幸会，开诚布公，坦诚交谈，彼此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周恩来对人说起这次会见前后的情况和感想时说：“陈先生访问延安时和毛主席、朱总司令会见过，谈得十分诚挚。陈先生在重庆演说中说了老实话，蒋介石大发雷霆，说什么若不先消灭共产党，抗战难胜利，谁是谁非真相大白，这不但在海外是件大事，在国内也是件大事。我和陈先生初次见面，他是很爱国、很公正的，中共中央早就认识他的可贵的民族气节。”

二

20世纪初，陈嘉庚在海外大力发展实业和兴学。1923年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作为南洋爱国华侨的喉舌。后来陈嘉庚公司收盘，该报易主，由陈嘉庚女婿李光前接管，但该报立场不变，继续宣传抗日救亡和拥护陈嘉庚的爱国伟业。1939年该报主事人急需在国内物色一位有权威、有影响、有能力的新闻报业人士出任该报总编。周恩来得知后，认为这是在南洋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好机会，当即推荐著名文化人士胡愈之，借以表示对陈嘉庚先生的最大支持。

胡愈之是人所共知的中国新闻出版界权威、国际问题评论家。他的著作和文章在海内外流传甚广。他早年在上海还主编过《东方杂志》，陈嘉庚曾在该刊发表过自传性文章，因而彼此并不陌生。周恩来亲自推荐的胡愈之一到新加坡，陈嘉庚即在怡和轩寓所高兴地迎接他，并对同仁们连声说：报社“深庆得人，深庆得人！”

胡愈之不负周恩来的重托和陈嘉庚的厚望。他到任后不久就在新加坡办成了三件事：首先是密切与陈嘉庚的联系，当好陈嘉庚的助手，以便在南洋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与陈嘉庚相约每周会面一次，相互切磋时局，由陈嘉庚提问题，胡愈之主讲，双方坦诚相见，取长补短，互相补充，取得共识；其次是大力加强《南洋商报》评论，每天一小评，每周一大评，论点客观公正，文字通达简练，深受读者喜爱，促使该报销量直线上升，成为南洋最大中文报纸，其三是从国内引荐了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南来参与办报办学。所有这些既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围，又有力地支持了陈先生在南洋的爱国事业，一举两得。

1946年11月，国内人民解放战争正在全面展开之际，陈嘉庚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需要，又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陈嘉庚任董事会主席，胡愈之任社长兼总编。报纸出版后，胡愈之忙不开。国内著名文化人士夏衍奉周恩来之命前往支援，协助胡愈之编报并任报纸主笔。临行前，周恩来对夏衍说：“陈嘉庚对你主编的桂林版《救亡日报》有好印象，去加强《南侨日报》这个阵地吧。”

《南侨日报》在陈嘉庚直接领导、周恩来大力支持和报社同仁共同努力下，团结广大华侨高举爱国反蒋大旗，独树一帜，越办越好。1949年10月，在该报创办三周年之际，毛泽东和周恩来亦曾分别致电祝贺，毛泽东的贺词是：“为侨民利益服务。”周恩来的题词是：“为宣扬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政治权益而奋斗”。

三

1949年初，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大局已定，新政协（第一届全国人民政协）正紧锣密鼓筹备。毛泽东电邀陈嘉庚回国共商国是。

1949年6月7日，陈嘉庚从海外到达北京，周恩来随即与他相会，并亲切对他说：“嘉庚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当年在西安，蒋介石不让我们见面，后来我们在重庆还是见到了。不过那时有特务盯梢。一别10年，现在天下是我们的了，嘉庚先生10年来为抗日所作的贡献、所受的磨难，我是知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周恩来的一席知心话，使陈嘉庚深感亲切、温暖和舒心。

紧接着周恩来又亲自陪同陈嘉庚前往香山会见毛泽东和刘少奇。毛泽东对陈嘉庚说：“我们两个跟6月有缘，在延安见面是6月（1940年），在北京见面又是6月，6月里有花香，有清风，真是个好时节呀！抗战胜利，陈先生功不可没。现在新政协正在筹备，群贤毕至，陈先生可不能不参加啊！”对毛泽东再次盛情邀请，陈嘉庚表示感谢，他说：“主席的美意我心领了，但我不懂政治，也不会说普通话，参加新政协之事我不敢接受。”

此后数日，陈嘉庚下榻的北京饭店会客室里高朋满座，好友盈门。林伯渠、沈钧儒、马寅初、郭沫若、黄炎培等一大批陈先生在京好友以及周恩来，都先后特地来这里看望陈嘉庚先生。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致恳请陈先生参加新政协。说这是众望所归，义不容辞。周恩来也再次恳切地说：“嘉庚先生，华侨首席代表您不当，能请谁来当呢？您德高望重，这又是建国大事，您不懂普通话不要紧，有庄先生（指经常伴随他的好友庄明理）翻译嘛！”“语言不通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翻译来解决，最要紧的是大家的心要能够相通。比如，我们和蒋介石谈判，语言是完全相通的，可是彼此的心不相通，所以双方谈判了那么多年，总谈不拢；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语言很多也不相通，但只要有共同目的，彼此心连心，就什么事情也好讨论协商。”周恩来还说：“自辛亥革命以来，华侨对祖国革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人民革命即将成功，新的共和国即将成立，嘉庚先生作为海外华侨的杰出代表，应该和大家一起来共商建国大计。”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陈嘉庚为周恩来和好友们的真诚态度和通情达理言辞所感动，他终于同意参加新政协，就任华侨界首席代表，这在海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四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决意回国定居，参加新中国建设。1950年5月，他将新加坡遗留的事务一一交代后，即回京参加全国政协首届二次会议。其间周总理热情挽留他长住北京，并在北京专门给他安排了三套比较宽敞和舒适的四合院房子，便于他就近参政议政，共同商议国家大事。但陈嘉庚心里总是惦记着集美和厦大，决心将上述两校校舍尽早恢复和扩建，为此他婉谢了周总理的盛情挽留，于9月5日回到厦门集美定居。

要修建集美学校校舍和扩建厦门大学规模，最要紧的是要先筹集大笔资金，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陈嘉庚是怎样解决的？前些年他生前的秘书张其华曾仔细地回忆说：“1950年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橡胶价格暴涨，经营此业的族亲陈六使，女婿李光前（均为新加坡华人实业家）获得丰厚利润，先生决定从三方面着手筹款：一是厦门大学的修建，由他女婿李光前承担，他亲自开口要600万港元，李光前如数承诺，并交由他料理；二是修建集美学校所需费用远超过厦门大学，他拟请族亲陈六使承担，陈六使一向是支持他办学的；三是集美学校的部分经费，包括集美医院、图书馆、科学馆、电厂、自来水等公用事业的经费，则由他自己承担。”但是，“这个筹款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主要是陈六使的橡胶园于1950年7月遭大火烧毁，损失惨重，嘉庚先生因此无法开口。以后集美学校的这部分修建资金，改由国家给予赞助。”经过陈嘉庚多年坚持不懈，辛勤运作，到1954年止，厦门大学共建31幢大楼，总面积6万多平方米，相当于建国前校舍的一倍，总投资约600万港元，正好收支平衡。集美学校则先着手恢复，后扩建新校舍和相关设施，新修校舍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相当于建国前的三倍半，总投资1097万元（其中国家拨款800多万元）。众所周知，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财力极为有限，但周总理全力支持，使得陈先生拟定的恢复和扩建集美学校的宏伟蓝图，能逐步实现。

陈嘉庚一生忙于救国大业。晚年回国定居后，仍不遗余力参加国家建设，贡献良多。为保护他的安全和便于他开展各项工作，驻军部队曾派出一个排（治安情况好转后，改派一个班）专门负责对陈先生的安全保卫工作。省市委还选派一位懂闽南话的原集美学校校友张其华担任他的秘书，1955年根据周总理指示，又特地从北京选调陈嘉庚好友张楚琨任厦门市副市长，主要任务是协助陈先生。张其华和张楚琨不负领导重托，到任后都干得很出色，使陈嘉庚深感满意，也让周总理格外放心。

五

1950年5月，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的陈嘉庚，深感福建经济和交通严重落后，因此全国政协会议上他提出要尽早在福建修建铁路。后来他又先后向厦门市人民政府和全国政协提出修建厦门海堤建议。接着陈嘉庚还多次亲自向毛主席、周总理写信，重提修铁路和建海堤之事。

1953年6月厦门海堤克服种种困难首先动工。1954年初，陈嘉庚到北京开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还当面告诉他，中央已作出决定，福建铁路即将动工兴建。双喜临门，陈嘉庚十分高兴。后来当他获悉鹰厦铁路设计方案，线路到达漳州角美后须沿杏林湾打大弯再从集美到厦门，陈嘉庚认为此项设计欠妥。建议在杏林与集美之间再修一条直线海堤，铁路不要打大弯，可直接由角美——杏林——集美——厦门，一路直达。其好处可缩短铁路线将近九公里（并相应节约可观的运费和时间），围垦良田约三万亩。但当时负责技术指导的苏联专家持反对意见，主张维持原设计。后经陈嘉庚深入调查，据理力争，并直接写信向周总理详细陈述，经中央和省委领导认真研究分析，认为陈先生所提建议有根有据，实事求是，切实可行，后来就确定按陈先生意见执行，铁路不打弯，从杏林通过新海堤直达集美和厦门。

1956年12月，鹰厦铁路与厦门和集美两条海堤提前建成通车，嘉庚先生在各种场合颂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颂扬毛主席、周总理和铁道兵部队以及闽赣两省人民移山填海的丰功伟绩。他还对身边的人说：“总理知人，理解人，体贴人。使我永远感激。我建议兴建福建铁路，并移山填海修海堤，鹰厦路和筑海堤一起提前一年通车了，这和总理的部署是分不开的。”

六

陈嘉庚晚年以华侨领袖身份，先后作过三次全国性长时间的考察旅行。每一次都受到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坦诚周到的接待和亲切会见。每一次都让他看到了新建设、新气象、新事物，并使他在思想认识上产生新飞跃。

1955年8月，陈嘉庚兴致勃勃地进行第三次全国性参观考察。考察重点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周总理对陈嘉庚此行十分关心：一是事先向有关省市领导人打招呼，请他们预作准备，到时务必热情接待；二是陈老行前他还特意前往先生寓所探望，建议考察先从东北各省市开始，然后按地理顺序再到西北、西南和中南有关省市看看，总理还建议多看一些地方，多提意见，还说先生对工业是内行，是世界橡胶开拓者和经营者，海南种植橡胶，还存在不少问题，先生必有好意见好办法。

遵照总理建议，陈嘉庚一行首先来到东北各省市，连续考察了东北二十几个重点工厂，他看得很认真，询问得很具体，考察后，他对随行人员说：“时隔六年，东北已建成全国重点工业基地。东北的丰富资源，已由自己的国家开发利用。这关键在于毛主席的领导和中央对工业化的决心。”

陈嘉庚这次到各地考察过 程中，本着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断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反映情况，提出问题和建议，其中重要的有15项。比如他给毛主席写的随后又转交周总理处理的一封亲笔信，就坦率地批评有关黄帝陵的管理问题，信中大意说：我这次访问西北，于9月中旬再访延安，途经黄陵县时，顺便拜谒黄帝陵和轩辕庙，院中历代碑石犹在，千年古柏森森。惟庙宇木料多已腐坏，势将倾塌，庭中草地，多为农民耕种，陵山多处私坟如鳞。曾查询县长，据说自解放后到今未派人看管。保护山林标语虽有，但徒有其名。黄帝陵乃我国民族历史遗迹，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历史文物及各处寺庙尚且进行保护修饰，而黄帝陵庙竟任其荒废，抑或中央主管部门因偏僻未暇顾及。毛主席对此事极为重视，接信后迅速批示：“周总理，此件阅后，请批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在周总理的重视和有关省市认真办理下，此事后来很快得到落实，对黄帝陵庙派出专人和拨出专款进行认真修整和管理保护。祖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前来寻根拜祖或游览观光的国内外炎黄子孙，盛况空前，影响深远。陈嘉庚先生当年的远见卓识，功不可没。

当考察团一行来到广东时，陈嘉庚牢记周总理行前嘱托，在省委书记陶铸盛情邀请下，专程飞往海南，视察了几处国营橡胶园，并坦率地提出了三点重要的改进意见：一、必须清除胶树周围杂草和杂树。胶树致命的虫害是白蚁，杂草不锄，白蚁容易孳生；杂草又会与胶树争水分、肥料，影响胶树生长；杂草丛生还会影响工人操作和管理，减少割胶数量，因此杂草必须除净。二、胶树疏密方面，以20一25株为宜，过密、过稀都不好。三、割胶不宜过早。一般要树干长到20英寸才能割胶，过早割胶会让胶树损伤或夭折。陶铸对陈先生的行家经验十分重视，随后指示各地按此改进实施。

通过这次历时五个月，行程二万里的考察访问，让陈嘉庚亲眼看到新中国成立仅仅六年，各地建设却生机勃勃，工农业突飞猛进，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大有进步，处处旧貌变新颜。为此，他在随后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感慨地说：“社会主义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同时还对周总理在他这次万里行的整个过程中，对他的关心、支持和爱护特别感激。他说：“我在祖国万里行提出15项建议，凡是写信给总理的，都一一有着落，总理真是于细微处见精神！”

七

1958年，陈嘉庚患上眼疾。经过治疗，病情得以控制。但他仍然继续顽强地工作。

1961年3月，陈嘉庚病情开始恶化，出现脑溢血症状。周总理和北京市长彭真等人先后前往探望。指示在场医务人员采取一切措施抢救治疗和细心护理。当总理问及嘉老病前有什么交代时，经常守护在陈先生身边的庄明理等人随即向周总理汇报陈先生病前提及的三件事：一、死后希望运回集美安葬。二、人总要死，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前途。……我们应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回归中国。三、集美学校一定要继续办下去。总理当即明确表示：第一，应按嘉老意愿办理。第二，解放台湾是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爱国侨胞的共同愿望，嘉老关心台湾回归祖国，他的爱国精神给广大华侨树立良好的榜样，他的愿望一定会实现。嘉老如醒过来，请告诉他，台湾回归祖国一定要实现，请他放心。第三，集美学校一定照嘉老的意思继续办下去，一定要把它办得更好，请他放心。陈嘉庚病情稍许稳定时，庄明理将总理指示原原本本转告他，虽然他已不能说话，但听后脸上显出宽慰表情。这表情似乎表明总理的郑重表态，让他可以放心了。

陈嘉庚临终将自己最关心的三件大事，郑重地托付给他最崇敬的人周总理后，1961年8月12日，他安详地离开人世，享年88岁。

陈嘉庚先生的逝世是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华人的巨大损失。为了隆重表达对他的崇高敬意，周总理亲自担任陈嘉庚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和朱德委员长一起为陈先生执绋起灵，将灵柩送往北京火车站，再由专列送回厦门集美鳌园安葬。陈嘉庚灵墓由他本人生前亲自设计，朝北向南，背靠祖国大陆，面向海外和台湾，其象征意义极其明显。

从1940年到1961年，陈嘉庚与周恩来友好交往21年。他们在国难期间相识相知，此后就一直相助相励，从不间断。他们之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诚相待，亲密无间，结下了举世罕见的深厚情缘。他们之间这种真诚崇高的友谊，必将千古流芳、万世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