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16 16:32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刘志渝

 

刘仁静的蹉跎人生

刘志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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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静夫妇

 

1987年8月5日清晨,住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的一位耄耋老人,要到街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晨练。他经过马路中间的黄色隔离线时,一辆疾驶而来的公交车将其撞倒,并致死亡。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来人找到当地交通民警和肇事司机了解情况,证明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这位被意外交通事故夺去生命的老人,为何会引来中央办公厅的过问?原来,他是当时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那么,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刘仁静,晚年为什么如此落魄,他的人生又经历了哪些曲折坎坷?

早年加入中共出席“一大”

刘仁静字养初,又名亦宇、敬云,1902年生于湖北。3岁即发蒙识字,后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14年春考进武昌博文书院,后升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就读。我党早期革命家恽代英曾就读于中华大学。恽代英比刘仁静大6岁,在他的影响下,刘仁静阅读了当时比较进步的刊物如《新青年》《甲寅》《科学》等。1917年,恽代英组织学生成立“互助社”,刘仁静参加活动。

1918年7月,刘仁静中学毕业,在恽代英的帮助下,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预科,后转入哲学系学习,不久又转入英语系。1919年5月4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组织讲演团,刘仁静与同学们一道,每天上街向群众宣传,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五四当天,学生游行的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见曹汝霖家大门紧锁,愤怒的学生打碎曹家的玻璃,瘦小的刘仁静爬在一同学的肩膀上,钻进曹宅,打开门让学生们冲进去,接下来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

北大学习期间,刘仁静结识了在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刘仁静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由于他是学英语专业的,北大教授李大钊让他研读英文版的马克思著作。刘仁静很快就熟读了马克思的不少著作,与人谈话时,常引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当时的北大人给他一个称谓——“小马克思”。

1920年春,刘仁静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刘仁静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一大”代表(有说是代替李大钊去的),和张国焘一起代表北京小组出席。这一年,刘仁静才19岁,在13位“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小。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刘仁静被推选为团中央总书记。刘仁静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等刊物发表近百篇激发青年积极向上的文章。后来由于与团中央意见有分歧,刘仁静以参加北京大学毕业考试为由,离开了团中央,任弼时接替总书记职务。

迷失方向追随托洛茨基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会议。他向刘仁静传达中央的决定,派他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此,两人一起从北京动身,前往苏联。少共国际第三次会议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会议之前召开,会议结束后,刘仁静和陈独秀一起参加共产国际四次会议。大会规定发言须用英语,陈独秀不会英语,刘仁静代为发言。参加此次会议,刘仁静不但亲耳聆听了列宁的报告,还结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后者改变了刘仁静的人生轨迹。

1926年9月,刘仁静赴莫斯科,在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认为是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指责斯大林应对此负责。联共(布)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倾向于托洛茨基的观点,刘仁静是其中之一。1927年11月4日,托洛茨基被苏共中央开除党籍,1929年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深感震惊,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

1929年4月,刘仁静学习结束,申请绕道回国。6月到柏林,经德共党员乌尔邦斯的帮助,前往伊斯坦布尔再到偏僻的太子岛,见到仰慕已久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兴奋地对刘仁静说:“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中国人,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刘仁静在土耳其住了大约一个月,临别时托洛茨基送给刘仁静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后来这篇文章成为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

1929年8月16日,刘仁静回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对刘仁静在国外的活动,党中央早已了解,于是派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刘仁静不但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反而以反对派立场批评党内的官僚化,还鼓吹托洛茨基的理论。党组织因此决定对其进行考察,不给他分配工作,也没给他生活费。为了生活,刘仁静操起编辑工作老本行,开始写评论。这期间,他找女学生陆慎之为妻,组建了家庭。不久,党中央在《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明确放话,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不予理睬,党中央将他开除出党。

刘仁静回国之前,国内已先后成立几个托派组织,参加者多数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刘仁静回国后积极活动,组织一些留俄学生成立“十月社”托派组织,还办起托派刊物《十月》。后来,托派组织统而为一,由陈独秀负责。虽然刘仁静与陈独秀以及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但他总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自居,引起陈独秀和托派组织的不满和反感。因此,刘仁静在托派组织中相当孤立,以至于后来被赶出托派组织。

中年违背初心叛党变节

刘仁静后来携妻前往北平,被国民党特务盯上。1935年的一天被捕,妻子也被抓,关押在宪兵三团,后被押送南京。经审讯,知道他已经不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便只判刑三年,关押苏州反省院。关押期间,刘仁静拒写悔过书,只在悔过书背面写下“今后以翻译为生,不再搞任何政治活动”等语,1938年3月获释。

出狱后,刘仁静先去上海,得知托派组织以叛徒的名义将他开除,十分生气,于是断绝了与托派的联系,乘船前往武昌,拜访张国焘,张那时刚从延安到武汉。刘仁静了解到张国焘反共的立场后,就不再与他联系。走投无路之际,他前往武昌,寻找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的同学蒋经国。蒋经国正准备到江西任职,苦于无人帮助,想拉刘仁静到身边,但刘仁静只和他叙旧,没有跟着走。不久,刘仁静通过关系,在重庆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当科员。

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38年7月,按蒋介石的意图是为消除国民党异己势力而成立,刘仁静却认为是一个抗日组织。三青团的康泽要刘仁静履行入团手续,刘仁静拿不定主意,就去找旧交谭平山。谭平山劝他不要加入,于是刘仁静离开三青团。在原托派组织成员梁干乔的推荐下,到西安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战干第四团任上校教官,教俄语和历史,约一年就被辞退。抗日战争时期,刘仁静只反日不反共也不反蒋。

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到上海,先后在国民党《民主与统一》《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当主笔。1948年,受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编辑陶希圣之邀,到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研究员,并在国民党国防部镇江教导所任职。此时的刘仁静,已完全投靠国民党,彻底蜕化变节,走向革命的对立面。他开始写反共文章,对毛泽东和平民主建国方针肆意诋毁,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吹鼓手。

新中国成立后方如梦初醒

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大陆政权易手,刘仁静如梦方醒。上海解放后,他向上海军管会写信,要求给他一个处理,对方叫他去北京。来到北京,他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悔过材料,刘少奇亲自找刘仁静,对他进行认真耐心的教育。刘仁静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要求组织给他一份工作以养家糊口。1950年12月2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刘仁静的声明》并附编者按。按语说他的声明还不够诚恳坦白,尤其不提投靠国民党的反革命罪行。考虑到刘仁静的实际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安排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讲师,教政治经济学同时兼任苏联专家的翻译。为了方便工作,刘仁静更名为刘亦宇。1950年,刘仁静参加土改工作队,结束后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

“文革”中,刘仁静受到冲击,造反派批判他是“顽固不化的托派分子”、“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将他关进秦城监狱。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这句话无疑是对刘仁静的保护。很快,刘仁静被释放。为避免再次被揪斗,有关部门为他单独安排了一个住处。这样,他的生活、学习就不受干扰。“文革”结束,刘仁静回到家中,已是74岁老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1979年,包惠僧、张国焘先后去世。至此,当年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仅剩刘仁静一人。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这年“七一”前夕,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后发专稿《访问刘仁静》。刘仁静曾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对他可谓仁至义尽,不管他犯了多大错误,都没有抛弃,还给了他生活的出路。1986年,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好景不长,第二年的那场车祸,夺去了他的生命,结束了他蹉跎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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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