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09 11:55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刘广新



·“时代激流中的林则徐”论坛专题·

林则徐海防思想与近代中国海防战略调整

 

刘广新

 

 

今天我们重温林则徐海防思想,回望近代一百多年以来我国海防建设的艰难历程,正是国人一代代先辈用鲜血和生命以沉重的代价走过来的艰辛历程,使我们更加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林则徐海防思想启动了中国海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历程。他的海防思想对中国海防战略思想的发展乃至对整个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林则徐建设强大水师(海军)的构想是在被撤职查办后才真正完成,其对正在进行的鸦片战争并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和作用。但这并不能否认它是近代中国海防意识觉醒的起点,也是对中国传统海防思想的一个重要突破。从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来看,它对中国近代海防意识的崛起,和现代海军的发展建设起到了思想先导和理论助推的作用。”[1]林则徐海防思想在近代我国海防战略思想发展进程中,起到了先进的海防思想与顽固陈腐观念碰撞下的先导作用。林则徐以其政治家、军事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敏锐洞察传统海防战略的弊端,开始了对传统海防观的扬弃,最终成为近代中国海防论的先驱,成为晚清倡建中国海军第一人,成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伟大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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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新教授通过线上进行论文交流    (茅林立供稿)

以海防建设为核心的林则徐国防建设思想,体现了林则徐作为先进中国人的代表,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封建旧格局下的先知先觉。同时也折射出在西方外来冲击与压迫下,中国海防与军队建设的艰难转型与近代化过程。在新时代、新起点、新征程发展的今天,在深化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即由大国迈向强国阶段的中国而言,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林则徐海防建设转型思想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和普遍价值。我们要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必将书写实现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新的壮丽篇章。

 

 

几千年来,我国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农耕社会,历代封建王朝大陆意识根深蒂固。我国虽有漫长的海岸,却是有海无防,有清一代迄于鸦片战争,中国朝野少有人关注海防。清代“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自道光中海禁打开,形势一变,海防益重”。[2]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给中国社会和清政府带来了强烈震撼。但是,中国素称“神威远震”的“天朝上国”,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思想守旧的顽固派仍妄自尊大,不思变革。面对此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伟大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率领军民奋起反抗,擎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大旗。鸦片战争之初,从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尤其是海上力量对比来看,以冷兵器装备为主的清军水师缺乏外洋作战的实际经验,明显落后于已经使用热兵器装备且精于海上作战的英国海军。这是妄自尊大而落后愚昧的清政府与经过了“工业革命”且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之间的较量。随着战争的深入,林则徐敏锐地洞察到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极大悬殊。“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若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须展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3]面对敌我武器装备之悬殊,林则徐制定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作战方针。扬长避短,诱敌深入,不与英军舰船在海上交锋。从总体上说它是一种从“重陆轻海”国防观衍生而来的海防观。以陆防为原则,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强调诱敌深入,力图通过陆战围歼敌军,进而巩固海防。“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绝不是纯粹的消极防御,更不是坐以待毙。林则徐曾说:“静则严防,动则进剿,总不稍示柔弱”,“守险攻瑕,皆得随机应变”。这就是后来林则徐建设强大水师(海军)思想的渊源和基础。林则徐认为“从此制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坚”。[4]他担心造船制炮来不及,“且造不如法”,便下决心购置和仿造外国舰船。与此同时,为了改进和提高清军武器装备和自卫能力,从澳门和新加坡购买了英国制造的钢炮和葡萄牙制造的铜炮,“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林则徐已经开始付诸实施。

随着英国侵略者对华战争的扩大,清军无论在河(海)在陆,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在闽粤江浙战场上一败涂地。林则徐很快认识到单纯的岸防战略战术是被动的,他对自己先前制定的“以守为战”的战略战术表示了动摇和怀疑。认为缺乏可以与英军抗衡的“船炮水军”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这样购买和仿造坚固的战船,建立在外海与之交锋的海军构想被林则徐提了出来。可惜这种反思和转变发生在林则徐被革职查办之后。1842年二月中旬,林则徐充军途中,奉命在河南祥符堵塞黄河决口。大坝工程合龙,林则徐致书编修吴子序说:“至逆船在海上倏南倏北,朝夕屡变,若在为之防,不惟劳费无所底止,且兵勇炮械安能调配如许之多,应援如许之速。徒守于陆,不与水战,此常不给之势……若海面更无船炮水军,是逆夷到一城邑,可取则取,即不可取,亦不过扬帆舍去,又顾之他,在彼无有得失,何所忌惮,而我则千疮百孔,何处可以解严……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画,以为海疆久远之谋”。[5]同年三月林则徐到达洛阳,在写与苏廷玉信中将创建水军的构想详述如下:“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果有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南北洋无不可以径驰者。逆夷以舟为巢穴,有大帮水军追逐于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就陆地,占据城垣,吾不信也。”[6]林则徐进一步明确指出船炮为“防海必须之物”。“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7]至此,林则徐建立一支船炮水军积极防御海防战略思想基本形成。它是近代海防意识觉醒的起点,也是对中国传统海防思想的一个重要突破。但是林则徐海防思想的局限反映出当时海洋观念仍没有走出长期迷惘的思想困境,然而任何战略指导思想的制定都无法超越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给林则徐太多的苛求,而应该以辩证的观点看到其海防思想的作用,是它启动了中国海防战略思想的发展进程。

 

 

林则徐海防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支海上机动作战的海军,以抵御外来侵略,即“师夷制夷”,这是林则徐海防思想的精华所在。而“制夷”的关键就是“师夷”。只要抓住了“师夷长技”这个关键之所在,就能反击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在今天看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引进西方先进设备,这是毫无异议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在封建专制思想桎梏下的清代,禁锢了人们的头脑,让妄自尊大的统治者屈尊下驾学习西方谈何容易?“师夷长技”经历了一个缓慢而停滞不前的艰难过程。可以说“师夷长技”是经历了血与火的较量作出的艰难抉择。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给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以巨大的施压,但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及广大的官绅阶层并未在惊吓中真正清醒。即使少数人认为应当向西方学习,但是还没有真正明白究竟向西方学习什么?如何学习?自然学习西方的倡议并未得到封建统治集团的支持,林则徐“师夷长技”的主张也未得到其它学者的广泛理解(魏源等人是支持这一观点的,不能说完全没人理解),也未能引起社会的共鸣。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内外交困、风雨飘摇,面对列强亲华势力的扩张,素来“神威远震”的天朝上国屈膝妥协,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给当时一向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中国人更深刻的刺激。有识之士痛心疾首,义愤填膺,谋求富国强兵之路。如何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于是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洋务运动兴起,开启创办军事工业。但是,就如何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该不该向西方学习的“师夷”问题,遭到了顽固势力的激烈反对。1867年同文馆之争,是近代中西文化的首次交锋。在这次交锋中倭仁是反对西学的主角,因此倭仁也在晚清历史上以顽固保守者著称。他反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担心“变夏为夷”,将问题的严重性夸张到有亡国灭种危险的地步。他愚昧陈腐的观点充斥着“夷夏之辨”“文野之分”的强烈意识。顽固派认为中国以外的文化都是低俗野蛮的。只能用夏变夷,而不能用夷变夏。仿效和师法西方船炮技术,就是用夷变夏,以野蛮代替文明,不仅不能救中国,反而会摧残传统文化,加速中国的灭亡。倭仁说“且臣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今复举聪明俊秀,国所培养而储之有用者,变夏为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于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8]坚持“夷夏之辨”的顽固势力“希望通过羁縻手段,凭借文化上的强势,逐渐同化任何侵入中国社会的文化弱势的民族和国家”。[9]用这种办法来对付穷凶极恶的西方侵略者可笑之极,事实证明是无效的。

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和太平天国运动,西方列强侵华势力不断扩大,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众多爱国有识之士中形成一种“变局”的观念,即“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10]表明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应付“变局”和“强敌”的出路在哪里?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搞资本主义近代化。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是历史的要求,时代的召唤。“师夷长技”说逐渐得到广泛认识,成为晚清海防思想得以重兴的思想基础和前提。重倡近代海防论的中心就是制造舰船,创设外洋水师方案,随着时代发展即将提出,它标志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防论的产生,晚清海防思想即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但是,1840-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白白浪费了20年宝贵时光,也白白牺牲了无数宝贵的生命。这个时期海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受到压制,或时断时续,或停滞不前。先进的海防思想总是与顽固陈腐的思想在斗争中缓慢而艰难地发展。

 

 

1874年,日本借口船民在台湾遇难,悍然发兵侵台,我国沿海局势骤然紧张。没有实力作为后盾,道义上的规劝作用是不大的。“明知彼之曲理,而苦于我之备虚”,“虽经疆臣实力筹备,而自问殊无把握”。“清政府参与谈判的官员不得不再施以所谓的羁縻之术,最后中国以赔款50万两白银并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国。显然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既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也是国际关系中一种强大有力的外交工具。此次危机所暴露的海防空虚问题引起了清政府极大震动”。[11]创设外洋水师不仅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防论的产生,而且表明海防思想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日本侵台与吞并琉球,加之中国矛盾空前激化。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思想观念正在经历着变化以及在野知识分子思想认识水平可以把握海洋政策的走向。“师夷长技以制夷”逐步得到广泛认识。人们从接受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改善船炮质量转向呼吁建立强大的海军。

如果说当年林则徐构画“船炮水军”尚属风帆时代的舰船海军,到1875年,丁日昌提出建立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舰船海军已经过去了25年。早在1867年,时任江苏布政使的丁日昌就中国的外交、内政、经济、海防等问题提出了13条改革建议。他是我国近代最早提出三洋舰队的代表人物。可惜丁日昌的建议并未得到朝廷重视,在丁日昌的奏折上朱批只有一个“览”字。1875年丁又上奏《海洋水师章程》,对创立海军、购置舰船等各项事务详细分析。后又写成《海防条议》,详细阐述中国海防形势,并着力指出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其根源就是缺乏一支能在外洋机动作战的海军舰队。“即如中外用武,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彼族不过数千人,今日扰粤,而粤之全省疲于奔命矣。明日扰闽而闽之全省疲于奔命矣。我则备多力分,彼则择瑕而蹈,是皆未练重兵,屯扎要口,处处设防之弊。”[12]故而对付海上进攻的最好防御就是控制海洋。丁日昌的观点是当年林则徐海防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同时也是我国海防战略思想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亮点。1879年11月,丁日昌上奏清廷,再次呼吁加强海军建设。并提出:“非将旧制水师改为轮船水师不可;欲整顿轮船水师,非择将帅、精器械不可。”他认为海防建设不可停留在口号上,应当讲求实效,通力合作。只有尽早建立铁甲舰装备的强大海军,才能巩固海防,稳定国际关系。这是保卫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基本保障。

1875年清政府确定“水陆兼备”海防基本方针。它包括建立南北东三洋海军方案和海岸陆军的重点布防原则,这是我国海防战略思想进程中的转折点。清政府采纳沈葆桢建议,“外海水师以先尽北洋水师创办为宜,分之则难免实力薄而成功缓”。于是先集中力量建立北洋海军。建海军舰队就必装备当时西方许多国家拥有的铁甲船,这在当时是远洋海军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综合实力。但是反对购买铁甲船的大有人在。一是花费巨大。二是担心铁甲船会被水雷击沉。朝野上下为之争论不已。能够接受并强烈坚持加强海防思想的群体也是不可小视的。一个曾任浙江巡抚的内阁学士梅启照在光绪六年(1880)说,“泰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惟武备则极力讲求;武备亦无足取法,唯船坚炮利四字则精益求精”。[13]此人是个主张买铁甲船,热衷于办洋务的角色。梅启照认为任何一种先进武器都有被损坏的可能,但不能因为怕损坏而不使用,购买和仿制铁甲舰正是为了在海上拥有一种可以抗衡的力量,只有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才能争取海防安全和保持国际和平,即“长治久安”。梅启照只是坚持海防思想,支持购买铁甲船这一广大群体中的一员。他所说的长治久安,与当年林则徐提出的“以为海疆久远之谋”是相通的。梅启照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海防战争多次失败,正是缺少海上机动作战力量而处处被动挨打。他呼吁扩大海军建设,坚持认为能战能守才是海防安全的先决条件。强调在海上决战必须拥有最先进的铁甲舰。

   从1879年日本悍然吞并琉球到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期间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再次唤起朝野对海防的关注,它是海防思想发展进程中的深化时期。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海防思想高涨发展,清政府创办南、东、北三洋海上水师舰队。经过十余年的经营,分别建立了各自规模不等的三洋海军舰队。但是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遭到覆灭,南洋水师受到损失,而李鸿章避战自保使北洋舰队侥幸保存下来。福建水师的覆灭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即三洋水师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中枢。各自舰队不能相互呼应而自保,这也是由于舰队规模不大,实力不强,建制单一及无法统一操演。北洋舰队经过十数年的惨淡经营,动用巨资,引进购买外国舰船,聘任外籍军工人员,终于形成规模,成为当时世界海上武装力量排名第八、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1885年清政府建立海军衙门。1888年北洋舰队停购军舰,1891年又停购军火。北洋海军舰队在军力上再没有发展。李鸿章经营打造的北洋水师,其实就是扩充集团势力的工具。明面上说为拱卫京师防守渤海门户,其实成为看家护院的私产。李鸿章曾说:“亦不过聊壮声威,未敢遽云御大敌也。”[14]李鸿章不愿看到海军远离海岸,也不愿直接进行海上交战。“即不遽与敌船交战,彼虑我断其接济,截其归路。”他把海军仅仅看成是一支威慑力量,作用仅仅局限在保卫海口和断其接济上。这种消极思想与即将诞生的制海权理论相比,显然是落后的。这与林则徐提出的“有炮有船,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誓死歼灭来犯之敌的海防思想大相径庭。从林则徐生活的时代到此时已过去了近50年,竟然还停留在这个境界上。北洋海军覆灭的因子早已播种在李鸿章等决策人物头脑中。

甲午战前的十年,是晚清海防思想发展进程中的高潮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坚持推动海防思想发展并着手加强海防建设的人士。如作为改革思想家的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提出了卓有见地而详实的海军建设、海防建设、海洋意识等多方面建议,他们的海防思想是晚清时代海防思想发展史的亮点突破。如扩大海军舰队建制规模、筹集重金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船、海军经费筹集办法、海军人才的培养和将领的选拔、海军军港的选址与建设、直接移植英国海军教育制度等,这期间就涉及到质疑科举制度下人才培养的问题。提出改革科举制度,设立西方式的新型水师学堂,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先进的海防思想。我们知道海军虽与海防密切相关,不能等同于海防,但是海军建设是海防战略思想的重要载体。甲午战前的十余年间,我国海防战略思想一度空前高涨,国人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

 

 

甲午战争北洋水师一败涂地,清政府20余年的惨淡经营创办的海军舰队家底彻底葬送。北洋水师的覆灭,暴露了中国海防建设中的制度弊端,也反映了海军战略方针的局限性,其失败的主要根源即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尤其是经过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巨大的灾难与痛苦促使更广大的中国人进一步觉醒,这是一个中西文化汇流和相互交融的时代,重振海军的呼声此呼彼应,连绵不断。较之甲午战前人们纯粹考虑抵御外侮的观念,已把海军的振兴与保卫国民生命财产、通商利益及领海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的海洋意识得以提高。

   近代我国海防战略思想发展缓慢,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数十年间,清政府组织沿海疆臣和内地封疆大吏经过三次海防大讨论,逐步议海防者渐多,蔚为风气,推动了海防建设事业的发展。“通过对中国海防战略思想转型与发展轨迹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再从单纯的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相结合,中国海防思想的转变历程,恰恰是以一百多年前林则徐海防思想为逻辑和历史起点,一路演化而来的。”[15]林则徐海防思想的诞生启动了中国海防战略思想的发展进程,也启动了中国近代化的社会进程。林则徐抵御外侮,反抗侵略的伟大壮举名震环宇。他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永恒的。但是无论从晚清还是民国,一个个富国强兵不受外侮的梦想都破灭了。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经一百多年,中国人民坚忍不拔、流血牺牲、孜孜追求不受外侮富国强兵的奋斗目标,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得以实现。今天在迎来人民海军建军69周年的日子里,回望历史,把握今天,展望未来,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近海走向远海,从蔚蓝走向深蓝,我国海防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为守卫祖国海疆,为保卫我国海洋权益做出了巨大贡献。当今世界,人口、资源、环境是困扰人类发展的三大难题。随着陆地资源日益匮乏,向海洋进军和发展是世界各国谋求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不仅要紧紧盯住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有限资源,而18000公里海岸线和300万平方公里的海疆需要开发和保护,而且需要进入公海,深入大洋寻找资源。我们必须重视海洋权益,必须具有“公海意识”,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长远战略高度去认识和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国际贸易、海洋开发与权益保护乃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

继往复开来,辉煌再铸就。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勠力同心,锐意进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注释:

[1]《林则徐国防建设思想和实践探析》·曹关群·宿州学院学报·2015第11期。

[2]《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12第138卷第538页。

[3]《林则徐全集》·林则徐全局编辑委员会·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10·第七册第3586页。

[4]《林则徐全集》·林则徐全局编辑委员会·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10·第三册第1603页。

[5]《林则徐全集》·林则徐全局编辑委员会·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10·第七册第3568页。

[6]《林则徐全集》·林则徐全局编辑委员会·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10·第七册第3571页。

[7]《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刘中民·《海洋世界》·2009第4期。

[8][9]《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王宏斌·商务印书馆·200512·第310页。

[1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一册第41页。

[11]《清代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王宏斌·商务印书馆·2005第一版·第81页。

[12]《清代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王宏斌·商务印书馆·2005第一版·第115页。

[1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人民出版社·19816·第338页。

[1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查阅大沽炮台片》·卷十六·第20页。

[15]《林则徐海防建设思想和实践探析》·曹关群·宿州学院学报·2015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