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7-16 15:49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王恩收

 

1939年“金陵毒酒案”

王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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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长麟老人在南京的留影

 

2009年12月,南京市政府隆重表彰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詹长麟、詹长炳兄弟名列其中。或问:詹长麟、詹长炳何许人,他们为什么能够受到政府的表彰?这要从当年的“金陵毒酒案”说起。

詹长麟,南京人,1913年出生。由于家庭贫困,15岁就加入国民党部队。1932年参加“一·二八”淞沪会战,战后不久因母亲病重,离开部队,回到家中。

1934年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要招收一名中国杂役,除了手脚麻利,做事勤快,外貌较好外,得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以做人质)。经人介绍,詹长麟前往面试。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看过,觉得满意,把他留下。

作为一名杂役,詹长麟的主要工作是打扫卫生、端茶送水、分发信件报刊,每月可领8块银元的工资。由于他为人老实勤奋,领事馆内的人对他都很信任。

不久后的一个傍晚,詹长麟刚回到家,一辆黄包车停在了他家门口,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叩开门问道:“你就是詹长麟吧?”“是的,请问你是……”“请跟我来吧,有点事情找你。”接着,他让詹长麟上了黄包车。

不一会儿,黄包车来到鼓楼饭店门口。那个人把詹长麟带到一个包间。这时,在房间里等待他的中年男子站起来自我介绍:“你好,我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组长,今天想找你谈谈!”

詹长麟满脸疑惑,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赵世瑞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来找你,是想让你为我们搜集日军情报。我们通过了解,知道了你的情况,你当过兵,在上海打过日本,你有爱国心。现在,日本人占领我国的东三省后,又向内地紧逼。形势危急,想让你当我们的秘密情报员。”

赵世瑞说完,从腰间拔出一把手枪,放到桌上,停了停又说:“现在有两条路供你选:一是当我们的秘密情报员;二是若不愿为我们工作,现在就用这把手枪自杀。”

对此,詹长麟没有惊慌。他想,在日本领事馆搜集情报虽然危险,但为了国家,为了国人,应该做。于是,他成了一名潜伏特工,每月还可领到10元酬金。

接受任务后,詹长麟工作更加努力,每天收发信件、打扫房间、端茶倒水,总有机会看到一些重要的信件和文件。他瞅准机会,将一些重要消息抄录、记录下来,传递出去。

有时,詹长麟还把从日本寄来的重要信件带回家中,找来有经验的军统人员帮助拆看,然后恢复原样送回办公室。有一次,他趁领事办公室里没人的机会,佯装打扫卫生进入,刚拉开领事办公桌抽屉,不料总领事馆的警察署副署长悌泽进来。见只有詹长麟一人在屋里,心中狐疑,把他赶了出去。此后,他更加小心了。

1934年6月6日晚,日本领事馆一名叫藏本英明的副领事失踪。第二天,日方向中国外交部要人,要求中方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藏本。他们称,如果找不到人,就说明是中国政府杀害了藏本,后果是与中国开战。很明显,这是日本为发动战争寻找借口。

藏本失踪的那几天,日本方面做足了战争舆论准备。同时,把军舰开到了南京下关江面。危急关头,詹长麟给首都警察厅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情报,化解了这场危机。

詹长麟提供的情报说:6月6日晚上11点,他还在馆内,见藏本找到司机,要求把他送出去。司机答应,开车向中山陵方向去了。之后,藏本再也没有回来。

首都警察厅据此情报分析认为,藏本是主动出走的,并没有任何遭人绑架的痕迹。所谓“失踪”,很可能是日本人的自导自演,藏本就在中山陵附近。

警察厅立即组织人员在中山陵附近找人,并贴上悬赏告示。不几天,在一个茶馆老板的帮助下,终于在一个山洞里找到藏本英明。此时,藏本英明已是衣衫不整,蓬头垢面,像个傻疯子。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到外交部领人时说:“他(藏本)脑子有毛病,跑掉了,是神经不清楚。”

实际上,是日本军部指示藏本在南京的中山陵山洞中自杀。藏本到那之后,想起妻子儿女,不想死,就被警察找到了。事后不久,藏本因为“神经出了问题”被遣送回国。

1936年春,经詹长麟介绍,他的哥哥詹长炳也到日本总领事馆当杂役,也加入军统,帮助詹长麟收集情报。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随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在这场大劫难中,詹氏兄弟的财产遭劫,房子被烧,一些亲人也被残害。这更加深了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

1939年6月初的一天中午,詹长麟打扫卫生时,发现船山书记官的办公桌上有一封“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及随员三重要到总领事馆视察工作”的信件,立刻记下内容,通过地下管道交给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

钱新民接到这个消息,要詹长麟密切关注进展,随时汇报。6月8日,詹长麟看到日本总领事馆发出不少请柬,得知6月10日晚将在领事馆内举办欢迎清水次长一行的大型酒会,应邀参加酒会作陪的日方人员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己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谷田大佐、高侨大佐、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泽田海军大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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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前日本总领事堀公一在青岛打球。

伪“维新政府”方面的官员有:行政院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绥靖部部长任援道、内政部部长陈群、交通部部长江洪杰、司法部长胡礽泰、教育部部长顾澄、外交部部长廉隅、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实业部部长王子惠、南京市市长高冠吾等。总领事堀公一和领事内田及两名副领事共4人将主持宴会。

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分子。詹长麟迅速将这一情报传出。钱新民得到后,立即成立专门的投毒行动小组。尚振声任组长,组员进行了分工,卜玉琳负责联络,李再生、刘玉卿负责撤退事宜,赵希贤负责撤退工具,安少如负责挑选毒药,詹长麟被指定为投毒实施人。

开宴的前一天,日本总领事馆开始忙碌起来。詹长麟受命为宴会购酒。他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老万全酒家买回4坛绍兴老酒。当天晚上,詹长麟接到毒药,瓶子上有USA字样,事后才知道这药是氰化钾。

6月10日,宴会前,詹长麟提前把毒药倒进一瓶绍兴黄酒里, 摇匀后锁在柜中。当晚6时左右,宾客陆续到来。待宴席开始,酒桌上摆好酒杯后,他便捧着毒酒瓶,走到桌边,按顺序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到一边,观察事态的进展。

接下来,总领事致辞,欢迎清水一行到来,然后高呼:“天皇万岁!干杯!”顿时,参加宴会的人都站起身来,拿起酒杯,高呼:“干杯!干杯!”然后一饮而尽。遗憾的是,这次宴会,被邀请的日军高级军官多人因故未能出席,而伪“维新政府”的政要却都来了。

詹长麟见毒酒已被喝下,便对旁边的同事刘玉山说:“我肚子有点痛,想去诊所看一下,一会儿我就回来。”刘玉山叮嘱道:“你快去快回,别耽误了宴会的事。”詹长麟点点头,飞快地前往更衣室,脱掉领事馆的工作服,骑上自行车驶出了领事馆的后门。

10多分钟后,警察署长内藤四郎大喊一声“酒里有毒”,随即倒下。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领事馆书记官宫下也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另一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从椅子上滚下。接下来,几乎所有人都出现中毒症状,或表情痴呆,或呕吐不止,或倒地抽搐,场面顿时大乱。

日本宪兵闻讯赶来,封锁了领事馆,但一无所获。当晚,船山、宫下死去,其他日伪要员经抢救,保住了性命。日军宪兵队与伪警察局下令关闭了南京所有城门,封锁了各交通要道,在全城搜捕可疑人员,还将老万全酒店翻了个底朝天,仍一无所获。

日本人在排查领事馆的中国杂役时,发现詹长麟、詹长炳兄弟不见踪影,急忙前往詹长麟住处,发现詹家兄弟早已逃离。日本人气急败坏,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与各报刊上遍贴(刊登)告示,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通缉抓捕。

此时,詹长麟一家已来到江北六合乡的一个村庄住下。为防止日伪当局伤及无辜,南京军统地下情报组织以詹长麟、詹长炳兄弟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从上海英、法租界寄给日本总领事馆,信上说明投毒案的真相,表明这次投毒行动并非出于私怨,而是出于对日本侵华暴行的国仇家恨。詹氏兄弟在信中称,他们已经到了上海,即将去香港。

日本总领事堀公一看到这封信,立即派遣特务在上海和香港布下暗哨,抓捕詹氏兄弟,但徒劳无功。原来,这是军统施放的烟幕弹,詹氏兄弟并没有在上述两地。此后,詹长麟一家过起了流浪生活,直到抗战结束,才回到南京。1946年,国民政府表彰抗战有功人员,发给詹氏兄弟“抗日有功,杀敌可嘉”勋章和法币5万元。

1950年,镇反运动中,詹长麟因参加过军统被捕,但他毒杀过日本人有功,很快被释放。他一直生活在南京,后因病于2008年10月去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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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报关于毒酒案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