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旧斗争的反复看鲁迅“反孔”

《鲁迅‘反孔’论》一书封面

鲁迅时代的尊孔与反孔，就像物理学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样。尊孔越热，反孔越烈；尊孔绵绵不断，反孔也越是持久。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反孔”，其实也是由他那个时代的尊孔所促成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在现代中国，曾有过两次尊孔盛典。第一次是1914年9月28日的尊孔盛典。对于这次尊孔盛典，鲁迅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曾这样写道：“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第二次便是1934年7月，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提议，明令公布以8月27日孔子的生日为“国定纪念日”之后，南京、上海等地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汪精卫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作了一个提倡尊孔的讲演。鲁迅的《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一文开头几句话——“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都施展出来了。”说的就是这次尊孔盛典。这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权势者把孔夫子当做“敲门砖”的两次礼仪运作，鲁迅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对这两次尊孔做了全面的透视与扫描。

这两次尊孔大典，算是两个高峰，在此之间，现代中国的尊孔，也就从未间断。

王锡荣先生曾在《文汇报》发表《鲁迅日记中“祭孔”》一文。他将《鲁迅日记》做了一番梳理，发现1913年到1924年，当时在教育部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的鲁迅，基本上每年都受指派前往参加在成贤街国子监举行的祭孔仪式即“丁祭”。所谓“丁祭”，乃是清顺治二年（1645年）定制的祭孔之礼，每年春、秋二祭，均在仲月的第一个“丁日”举行，故称“丁祭”。《鲁迅日记》中所记的“丁祭”，是教育部主持的，鲁迅奉命前往，充当执事。鲁迅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中说过：“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但届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执事。执事者，将所谓‘帛’或‘爵’递给鞠躬或顿首之诸公的听差之谓也。”可见这是一种职业行为。“有人说鲁迅也曾参加祭孔，可见鲁迅并不反孔”，其实，这种因果关系是不能成立的。在《鲁迅日记》中，除了有鲁迅参加“丁祭”的流水账，也偶有鲁迅内心感受的实录。仅在王锡荣先生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到：1913年9月28日：“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劬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主动，阴鸷可畏也。”1914年3月2日：“晨往郢中馆要（邀）徐吉轩同至国子监，以孔教会中人举行丁祭也，其举止颇荒陋可悼叹……”如此等等，足见接连十余年的“丁祭”，在鲁迅内心累积的是荒唐与憎恶。

鲁迅既然对这种祭孔仪式感到荒唐与憎恶，那么，何以依然参加“丁祭”，直到五四之后的五年？就因为这是一种职业行为。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则是“饭碗问题”所致。1924年之后，《鲁迅日记》中再也没有鲁迅参与“丁祭”的记载，或许也与“饭碗问题”有关，未必就能说明1924年之后就没有了“丁祭”。1925年8月，鲁迅因“女师大事件”而被时任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免职，他在教育部的“饭碗”既已丢失，是年仲秋，教育部即便再有“丁祭”，鲁迅也不会再去当“执事”了。这并非凭空猜测。章士钊也是尊孔的。“小学自初小四年级起开始读经”，便是章士钊主持的教育部部务会议在是年11月2日做出的决定。

当然，这都是官方的。那么，民间呢？

鲁迅在《琐记》一文中有一段文字，写到鲁迅离开故乡去南京读书前，他故乡S城中所弥漫的尊孔读经的氛围以及所谓“新学”的处境：

那时为全城所笑骂的是一个开得不久的学校，叫作中西学堂，汉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学。然而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熟读圣贤书的秀才们，还集了《四书》的句子，做一篇八股来嘲诮它，这名文便即传遍了全城，人人当作有趣的话柄。我只记得那“起讲”的开头是：

“徐子以告夷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今也不然：鸠舌之音，闻其声，皆雅言也……”

以后可忘却了，大概也和现今的国粹保存大家的议论差不多。但我对于这中西学堂，却也不满足，因为那里面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功课较为别致的，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然而学费贵。

此文发表于1926年，写的却是清末的事。尽管那时对于孔孟之道与儒家经典，连“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于是已有“新学”出现，但在旧的习惯势力中，这“新学”的生存与发展，也极其艰难。

再看看鲁迅的《在酒楼上》中的一段对话，这是小说的主人公吕纬甫——“我”十年之前的旧同事——在说了“只要模模胡胡。模模胡胡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之后的一段对话：?

“你教的是‘子曰诗云’么?”我觉得奇异，便问。?

“自然。你还以为教的是ABCD么?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

“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

“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

?这篇小说写于1924年。虽然是小说，却自有历史与生活的真实在其中。例如在那个吕纬甫的身上，就很有些鲁迅的旧同事范爱农的影子。而“我”与旧同事分别十年之后的时间，也很可能就是1922年。这是五四退潮之后，在逐步复苏的尊孔读经的氛围之中的“新学”的处境。“自己肩着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广的地方去”，“他们”与“他们”的家长却硬要将他们留在黑暗的闸门中去，并要让这闸门落下，这是怎样的悲哀？！

可以为此充当佐证的是，鲁迅在《热风·题记》中说他为《新青年》写“随感录”之经历的一段话：“……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1921年之“更后一年”，便是1922年。且不说“学衡”派的《学衡》，就是从《甲寅》周刊上章士钊和孙师郑关于“读经救国”的通信便可知，那些国学家们以“国学”来抵制新文化，他们是连一个新式标点都要抵制的。

鲁迅在1925年4月18日所写的《忽然想到（五至六）》中有一段话说：“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先生，教学生读‘四书’么？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保存国碎的！”此中其实透露了一个消息，即在此之前，中国曾经废止过读经的。然而，读经既然可以救国，还能一直让它“废止”？死灰复燃是很容易的。就在此文问世半年之后，章士钊主持的教育部部务会议便做出了“小学自初小四年级起开始读经”的决定。

两千余年的独尊儒术，子曰诗云；一千余年的科举考试，四书五经，几乎渗透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权势者与想当权势者的人们的思想，都在这条历史的轨道中以惯性滑行。即使曾经由于事实的教训而“动摇”过的，也以为只要将磕头下跪改成鞠躬敬礼，将长衫马褂换作西装革履，就算“革过了”，或者只要像鲁迅说的那样，将“奴隶”改成“努礼”，就可以放心地打盹了，于是乎回复故道。即使是曾经反孔非儒的，例如章士钊，由于地位的变化，也极力主张尊孔读经，这种氛围，简直就能使想走出新路的人感到窒息。

鲁迅就是这种想走出新路的人，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中，他“无所顾忌”，为了“催促新的产生”，而“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

从这种意义上说，鲁迅的“反孔”，实际上就是反对孔学独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