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龙及其“海上商业王国”

海商，这个中国历史名词可用公式表述：航海＋通商贸易=海商。从历史上看，海商是唐宋元明清时期从事航海和海上通商贸易的特殊人群。我国历史上的海商，首推福建南安石井郑氏海商集团。这个海商集团的创始人为郑芝龙，继承人为儿子成功及孙经。郑氏祖孙三代从17世纪20至80年代期间，建立一个“海上商业王国”，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和庞大的商船队，纵横海上，从事大规模海上通商贸易，影响巨大深远。

郑芝龙是个传奇人物，他之所以成为大海商，与其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以及接触和相处者多与海商有关。芝龙出生于福建南安县石井乡一户普通人家庭。石井为闽南海滨渔村，地处金门、围头海湾腹地，安平（安海）港海门南岸，依山傍海，村民倚海为生，人以采捞和捕鱼为业，或驾船兴贩贸易。芝龙从小习海事，知海情，海洋是他与家庭成员的活动舞台。轩昂，强臂力，好拳棒，胆智材略绝伦过等；又颇有文材，音律歌舞，无所不解，是个有为青年。当时，郑芝龙眼见“双亲贫困潦倒”，即决心离乡背井，希望到外地试试运气，而且认定必须去海外见世面，找职业。于是偕弟弟芝虎、芝豹前往广东香山县投靠母舅黄程。黄程在澳门经商，兼营海外贸易，见外甥到来，便留他做帮手。澳门当时为中外贸易中心，商贾云集，芝龙在这里学会经商。他同葡萄牙人接触，受其影响，接受天主教洗礼，他还懂葡萄牙文，后来为荷兰人当了几年翻译。黄程因有批货物附泉州人李旦的船去日本，令芝龙随往。李旦，“以商船为事”，经营海外贸易，侨居日本长崎平户，开设商行，拥有多艘商船，往来台湾、厦门和澳门，兴贩柬埔寨、交阯等国。郑芝龙随同李旦东渡扶桑，“以父事之”。李旦死后，芝龙继承其事业，为郑氏海商兴起奠定了基础。

郑芝龙另一位扶持者为颜思齐。思齐，海澄人，因拳毙宦家仆人，逃往日本，在平户“以裁缝为生”，积蓄颇裕，疏财仗义，远迩知名。华人青年杨天生、陈衷纪、陈德等人推举颜思齐为首领，组成社团。郑芝龙入伙，受器重。思齐决定回国干一番事业，于是带杨天生、郑芝龙等28人，驾船驶往台湾，据北港，分汛耕猎。海盗杨禄、杨策与刘香等皆归颜思齐所部。此时，“海中有十寨（舶）”，寨各有主，思齐为“主中主”。芝龙恳求诸主让他“放一洋”。获准，即驾船出海，截获来自暹罗四艘货船（每艘几廿万），使芝龙“富逾十主”。明天启五年（1625年），颜思齐病逝，众推郑芝龙为新首领。芝龙继承颜思齐的地位和事业，分设先锋、左军、右军、冲锋、监督；派人造战船，招募部众，驾船兴贩东西两洋，成为大海商。

此后，郑芝龙从事海商活动的范围广泛，从海上到陆地，从国内到国外，同海盗、商、农、工、士、官各阶层及诸色人都有联系，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有过接触，与日本朝野人士关系尤为密切。在海外商业竞争中，芝龙善于经商，大获商利，充裕海商资本。他为从事东西两洋通商贸易，组建一支庞大的武装商船队，所拥有、号集和控制的海船成千上万艘，被誉称为“世界史上第一个船王”。

福建郑氏舰队的强大战斗力是在海上活动与战斗中锻炼出来的。郑氏崛起之初，芝龙曾在海上进行“亦商亦盗”活动。这种活动，清人张麟白作过解说，他说：“闽俗耻贫而轻生，富者以通番为生，贫者以劫夺为事。芝龙既盛，二者兼行。”日本人浦廉一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郑芝龙“从事半商半寇行动”。从郑芝龙从事“亦商亦盗”活动的实际情况来看，他的“亦商”超过“亦盗”活动。芝龙作为郑氏海商集团的首领，他所看重和关注的是海外通商贸易（即跨越国家界线的海外贸易），这是有经济远见的商务选择与活动。我们还应说明一点的是，郑芝龙将海上活动的侧重点放在“亦商”方面，这为他日后能够发挥经营商业的专长，能为社会做更多，更有经济效益的事奠定基础。

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归顺明朝之后，由亦商亦盗转为亦商亦官。当时，郑芝龙表示要为国效力，“芟除夷寇”，“剿军诸盗”，抗击“红毛”（荷兰殖民者）。他先后剿灭李魁奇、杨禄与杨策、褚彩老、钟斌、刘香等股海盗，统一东南海洋。在剿灭各股海盗期间，郑芝龙还在闽海抗击荷兰殖民者的侵扰。明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三年（1630年）、六年（1633年）、十二年（1639年）四年间，郑芝龙统领舟师击败侵扰福建沿海的荷兰舰队，荷兰舰船“自是不敢入闽境”。从此，台湾海峡成为福建郑氏的内湖。

郑芝龙因靖海战功，官秩爵禄频迁，由游击升参将，晋协守潮漳副总兵事、前军都督府带俸右都督。他因此而“坐论海王，奄有数郡”，仗其雄厚的海商资本与政治权势，控制海洋，垄断交通贸易。“芝龙幼习海，群盗皆故盟或门下。就抚后，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每舶例入三千金”，此项银钱收入每年达千万计，使郑芝龙海商资本更加雄厚，并“以此居奇为大贾”，“鲸波万里入侯封，绝域奇珍大舶供”。他进行大规模海外贸易，同日本和南洋各国贸易，赚取商业利润，积累资本，发展海商事业。

在这里，必须说明的一点是，郑芝龙从事海上贸易活动，原则是商业利润铢锱必争，决不放弃权益。当荷兰人出动军舰胁迫开市，他立即以武力抗击；荷兰人在海上抢夺中国商船，强征船税事发，他立即勒令他们赔偿损失，放还船货，退税金，否则不准通商；荷兰人要到漳州等地贸易，必须得到他的特准，方可驶船进港。这样强硬的态度确实起了作用。荷兰人知道要同中国通商贸易唯有遵循郑芝龙的旨意和要求，才能购买到中国货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将部分商业利润转让给郑芝龙。

不过，郑芝龙最重要的海外贸易活动，主要是同日本之间的通商贸易。他早年东渡，正值德川家康统一全国，殷切期望恢复中日交通贸易的时节。自从明嘉靖年间倭乱之后，中日商船往来为数不多，尤其自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以后，通商几乎中断。有鉴于此，德川家康积极促进中日两国早日恢复通商，为此而发朱印状给驾船到日本的中国商人，准许自由贸易，并致书福建总督陈子贞和琉球王尚宁，求他们转请明朝皇帝恢复勘合贸易。郑芝龙这样时刻到日本，诣骏府，受礼遇。由此，郑芝龙“始得通于长崎王”，“王复爱之”，并“使芝龙主舶……来闽、浙互易”。日本人川口长孺在《台湾郑氏纪事》也说，“初，郑芝龙之往来日本也，长崎伊未次政直与芝龙亲”，在商业上建立良好关系，为以后双方通商贸易奠定了基础。

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郑芝龙降附清王朝。福建郑氏海商二代郑成功接继郑家海商事业，并且扩而充之。郑成功从家境与环境了解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知晓“通洋”可以“裕国”，因而致力兴贩东西两洋，“以独揽通洋之利也”；同时还开设商行，以支持“通洋”。对此，美国学者卫思韩提出郑成功为什么没有像荷兰和英国那样建立“东印度公司”的机构呢？关于这个问题，郑成功经营商业的做法和行动早已作了解答。郑成功经营东西两洋商业和开设10个商行，这就是福建郑氏的“公司”。它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强力功能，在同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商业竞争与武力较量，荷兰人屡遭惨败，最后被驱逐出台湾，从远东退却。郑成功获大胜，这是郑成功战胜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历史记录。

上述情况，说明福建郑氏海商崛起后，即走向海洋，登上历史舞台，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反对明王朝实行海禁，要求对外开放自由贸易，这关系到国家兴衰与国计民生的大事。福建郑氏海商经营海外贸易，既为己谋，也为民谋，为国谋，他们泛筏兴贩东西两洋，争贸易大利，利民裕国。郑氏海商经营海外贸易，促进中外经济交流，推动社会进步。恩格斯说过，商人，对停滞不变的封建社会来说，是“革命要素”，他们的经商活动，“是这个世界发生变化的起点”。可是，福建郑氏海商正要显现出这个“起点”时，就被扼杀了，清王朝先是杀了郑芝龙继而又以重兵对付郑成功与郑经。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郑克塽归降，台湾郑氏政权至此结束，郑芝龙、郑成功与郑经那种商人的“革命要素”也随之消失。福建郑氏海商虽退出历史舞台，但他们不怕艰险，勇于进取和友好经商的精神，影响深远。几百年来，闽、台商民继承和发扬郑氏海商经商的传统，从事商业活动，特别重视海外通商贸易，借以繁荣发展地方经济，造福乡土人民，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