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07 17:14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陈汉成

叶向高:天启乱政中的首辅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驾崩,光宗即位。光宗皇帝叫朱常洛,乃神宗的长子。神宗不喜欢他,迟迟不立为太子,是朝中的守正大臣拼尽全力“争国本”,才使他坐上太子宝座的。叶向高是朱常洛的老师,为巩固太子地位出了不少力。因此朱常洛对昔日的老师有很深的感激和依恋之情,一即位,就下诏召叶向高入朝辅政。

早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叶向高就辞官还乡,在福建福清乡间过着悠闲的生活。这里没有政务的繁琐和纷扰,没有官场的尔虞我诈,没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有的只有故乡的山,故乡的水,还有故乡的人。感谢上天赐予他的闲暇,他把大量时间花在游山玩水,访寺谈禅上,再就是在他的书屋里写他的《苍霞余草》诗集。光宗诏书刚下,京城又传来噩耗——命运多舛的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就驾崩,成了金銮殿上的匆匆过客。光宗死后,时年十五岁的皇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熹宗又下诏书征召叶向高。叶向高不想再卷入政治漩涡,上疏推辞,但熹宗一再下旨,催促他尽快入朝辅政。叶向高不敢再推辞,即于天启元年(1621年)十月还朝。

在叶向高入朝之时,众多罢官赋闲的东林党和东林党支持者的官员也重返政坛,而且官居要职,形成“众正盈朝”的政局。当时,首辅是叶向高,次辅是刘一,吏部尚书是赵南星,礼部尚书是孙慎行……他们都是享有清誉的官员,天启新政似乎可以期待。然而熹宗是一个昏庸之君,他对乳母客氏和大宦官魏忠贤的信任超过朝中执政大臣。魏忠贤以客氏为后援,窃取权柄,擅作威福,诛杀异己,势力不断膨胀。一些贪图富贵的官员见风使舵,如蝇附臭地集结在魏忠贤的麾下。这样,明代历史上为祸最烈的魏忠贤阉党逐步形成。

东林党官员见阉党势力坐大,深为担忧。他们认为正邪不可同朝,如同冰炭不可同器。为了大明江山社稷,一定要把败坏朝纲的魏忠贤及其党羽赶出朝廷。持此议最烈者,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杨涟。杨涟为人正直,作风刚猛,东林友人把他比喻为“虎”。光宗临终前,他不过是七品给事中,竟然受顾命大臣之任,可谓旷古恩遇。为报先皇知遇之恩,辅佐幼主,他早把荣辱和生死置之度外,决心抢先向阉党发动进攻。为了这个理想,杨涟付出的何止是血的代价。

天启四年(1624年)五月下旬,魏忠贤办事失误,熹宗颇感恼怒,令他出宫,回到自己宅第思过。消息传到外廷,杨涟觉得这是弹劾魏忠贤的好机会,尽管有些好友不认可,劝他不要轻举妄动,他还是决定单独行动。杨涟写好奏疏,意欲第二天早朝面呈皇帝,给魏忠贤一个措手不及,不料却传来皇上免朝的消息。如此要事耽搁下来,万一被东厂特务打听到,让魏忠贤提前作准备,那自己就毫无胜算了。想到这里,杨涟心里犯难,只好按常规将奏疏投进会极门。但是,这种做法很不靠谱,实际上是把消息亲自传递给魏忠贤。因为自魏忠贤窃取权柄后,朝廷文书运转流程形成这样定例:每日申时后由会极门投进的实封文书,先送到文书房,由值班太监拆封阅览,并草拟评语,再送到乾清宫,由司礼监审阅,遇重大事件,则立刻报告魏忠贤,共同商量处理方案。

杨涟的奏疏很快就摆在魏忠贤面前,他让身边的小宦官念给他听,待小宦官战战兢兢念完,魏忠贤心中早就勾起一股邪火,恶狠狠地把奏疏往地上一摔,继而失声痛哭。原来杨涟在奏疏中罗列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要是从中随意挑中一款,按大明律论罪,都是万死莫赎的。杨涟动作如此之大,不由得魏忠贤不恐惧。但是,他再也不是当年街头的小混混,多年在权利场上摸爬滚打,已积累了不少经验。他马上镇定下来,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要做的事情,首先淡化奏疏给皇上造成印象。熹宗是个喜欢木匠活的皇帝,很少披阅奏章,总是由近侍为他念。于是,魏忠贤要司礼监王体乾把奏疏中重要情节隐瞒不读,同时嘱咐老相好客氏到场,不时插话,以混淆视听。待他们把戏做足,魏忠贤一路小跑,跪倒在御榻前,先是磕头如捣蒜,接着捶胸痛哭,请求辞掉职务以保老命。这时,身边的小宦官也纷纷凑上来,七嘴八舌地为大佬评功摆好。

熹宗望着伤心欲绝的魏忠贤,动了怜悯之情,心里想杨涟弄了这么一篇吹毛求疵的文章,无非是要从自己身边赶走魏忠贤,可眼下这个老奴,对自己如此忠顺,要是让他撂担子,自己生活岂不失去情趣。于是,他决心以自己权力保护魏忠贤。

不久,一道上谕由宫中发出,要魏忠贤安心供职。接着,又传出一道为魏忠贤开脱罪责,切责杨涟的圣旨。圣旨一出,群情激愤,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像雪片一样飞往宫里,但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杨涟等官员碰了冷钉子,只好等待早朝机会再面奏。阉党官员探听到风声,将消息报告魏忠贤。于是魏忠贤哄熹宗玩乐,愣是三天不上朝,以便从容布置。第四天,熹宗临朝,朝臣排班朝参,举目一看,皇上侍卫森严,一帮身强力壮的太监,手执武器,凶神恶煞地瞪着杨涟等人。杨涟虽然心雄胆壮,也不免感到阵阵寒意袭来。御前宦官口传圣谕:“诸臣不许擅自奏事。”杨涟见事不可为,只好喟然而退。

叶向高同情东林党,是东林党人的支持者,但他的治国理念与激进的东林党人不尽相同。他喜欢和衷共济,把调停奉为原则,平时总是用他那一套的柔术化解各派人物矛盾。在这方面,他有成功的范例:东林党官员文震孟得罪魏忠贤,魏忠贤欲加害文震孟。叶向高听到消息,找到魏忠贤,轻声说:“文震孟乃文天祥后裔。文丞相节义千秋,祠庙遍布各地,公公此举,恐遭天谴。”魏忠贤虽然蛮横,但很迷信,听叶向高这么一说,不禁悚然,立马收手。文震孟拜叶向高所赐,躲过这一劫。

杨涟上疏的事件,在叶向高看来,完全是对现实政治缺乏了解的感情冲动,必然导致内廷与外廷的对立,使他这个内阁首辅丧失主导权,而陷入被动尴尬的境地。更为恼火的是,上疏前,杨涟曾和好几个人商量,却不向他这个首辅打声招呼。既然他们不信任自己,那他何必把自己政治生命和他们拴在一起。于是,叶向高干脆在家泡病,装作不知。这时,杨涟扛不住了,带领一帮官员,来到叶向高府邸,慷慨激昂、陈说大义,恳求叶向高面奏皇上,铲除魏忠贤。叶向高深知熹宗极其宠信魏忠贤,非自己几句话就能动摇的,便漠然地对杨涟说:“我老了,不惜以身报国,皇上若不听我的话,公等将置身何地呢。”杨涟无言以对,悻悻告退。叶向高虽然对杨涟不满,但身为首辅,终究不能不说话,况且事情又过了十多天,只好勉为其难充当调停角色。

六月十一日,内阁大臣联合上奏一本,叶向高第一个署名。疏文盛赞魏忠贤忠诚勤劳,然后笔锋一转,建议皇上安排魏忠贤归养私第,“远势避嫌”。这道奏疏自然是叶向高起草的,按照他平时的思维方式,既不想得罪倒魏大臣,也不想得罪魏忠贤,用左右弥缝的方式化解紧张的朝局。然而,时过境迁,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如果在东林党人发难前,魏忠贤见了此疏,顶多是轻蔑一笑,如今见了,牙齿咬得咯咯响,心里想这个老滑头想用软刀子杀我,比杨涟更可恶!于是魏忠贤对叶向高恨之入骨,一面令阉党官员起草诏书切责叶向高,一面加紧寻找机会搞掉叶向高。

京都发生一件案子,为魏忠贤迫害叶向高提供了一个机会。福清籍御史林汝翥,巡视京城,发现宦官曹进、傅国兴插手民间案件,私闯民宅,劫掠民财,便将曹、傅逮捕,处以笞刑。曹、傅受笞,心有不甘,便到司礼监哭诉。魏忠贤见宦官受到外人责打,脸上挂不住,又听人说林汝翥是叶向高的外甥,喜出望外,意欲借这个事件整倒叶向高。于是,魏忠贤到熹宗那儿,奏称御史林汝翥目无皇上,无故擅笞宦官。熹宗大怒,下旨杖责林汝翥一百下,再削籍为民。林汝翥担心落入宦官之手,小命不保,深夜翻墙出逃。魏忠贤便以叶向高有窝藏林汝翥嫌疑为借口,派锦衣卫士兵将叶府团团围住。

连日来,叶向高闭门谢客,不问政事,忽闻自己府邸被围,感到震惊与悲愤。他自万历十一年考中进士以来,已在官场度过四十余个春秋,先后两次入阁执掌政务。从福清乡间布衣做到内阁首辅,应该说富贵已极,此生满足,但个中的忧惧心酸,谁能体味。万历年间,朝政日非,他不断指陈弊政,希望有所匡正。但是,对于神宗皇帝来说,则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朝臣又分为几派,不以国事为重,成天打口水仗,互相攻讦。他深知首辅如果得不到皇帝和大臣的支持,则什么事也办不成。于是,他在万历四十二年,主动辞职,回归故里,享受林间泉下乡野的情趣。然而,他不是老庄的信徒,而是孔孟的追随者,皇帝的几道诏书,又把他召唤到京城。

天启初年,朝政基本为东林党人掌权,整个局势说起来还可以,但宫中的魏忠贤已经崛起。在这种形势下,他极力调停、弥缝外廷与内廷的关系,使政局稳定下来。不料,杨涟贸然出击,打破他的幻想,也把他这个首辅推到风口浪尖。如今首辅府邸被包围,使他彻底明白自己这个首辅的真正地位和目前的处境。于是,他不再心存幻想,决意永远离开令他难堪、悲愤的京城,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他呈上他一生中最后一道奏疏,沉痛地说:“中宫围阁臣第,二百年来所无,臣若不去,何颜见士大夫。”熹宗也觉得宦官擅围首辅府邸,有失体统,下令宦官立即撤走。但是,他对叶向高的辞职不作挽留,派人护送他还乡。

叶向高走了,魏忠贤要做的事情,无人可以阻挡,以忠君报国相标榜的东林党人,成为他刀下的鱼肉,任其宰割。天启五年(1625年),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罹难诏狱。他们不是绑赴西市,“砍头成一快”,而是被打得肉腐筋断,受尽折磨而惨死。尔后,朝中所有的东林党人,不是被流放,就是被罢黜。阉党还编写一本叫“点将录”的小册子,按梁山一百零八将形式,将东林党人一一罗列,加以迫害。叶向高被视为东林党魁,名登“及时雨”高位。所幸,熹宗还有一点理智,对叶向高加以保护。叶向高呆在老家,心中忧愤,身体也每况愈下。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叶向高走完他的人生历程。同年同月,熹宗皇帝也结束了他的短暂人生,那“主荒政谬”的天启乱局也随之收场。此时,大明朝元气消耗殆尽,离它寿终正寝之日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