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在抗战中

巨赞，原名潘楚桐，字琴朴，1908年10月6日，出生于江苏江阴东门外贯庄村的农民家庭。 1924年，16岁时，他考入了江阴师范学校，1927年毕业。

1930年冬，巨赞住在杭州孤山广化寺，结识同住在这里的北京大学教授熊十力。熊十力是一位贯通百家、融会儒佛的学术界泰斗。有人介绍巨赞跟熊十力先生读书做学问，或者到山东去跟粱漱溟先生学习，都被巨赞一一谢绝。1931年3月，太虚法师再度来到杭州，承他介绍，巨赞终于如愿出家，师从灵隐寺方丈却非法师，取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来改名巨赞。

这是太虚法师第二次介绍巨赞皈依佛门了。第一次是巨赞在江阴师范学校毕业后的暑假期间，从江阴来到常州，找到清凉寺应慈法师，提出想要出家当僧人，未能如愿。接着，他又来到杭州灵隐寺，要求削发为僧。刚巧中国佛教会主席太虚法师也在那里，经过交谈，太虚要他写一篇文章谈谈出家的动机和抱负。巨赞当时身边除带了衣服、雨伞外，只有《老子》、《庄子》和《昭明文选》三部书。巨赞模仿《庄子》笔法，用骈文写出了1000多字的《出家志愿书》。太虚法师阅看了这篇《出家志愿书》后，赞叹不已，他觉得这位年轻人思想敏锐，才华出众，是有用之才。他在评语中说：“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师导，可臻上达。”

巨赞皈依佛门后，要到句容宝华山隆昌寺受戒。可是，巨赞到达隆昌寺已是3月11日，当时寺院已经“封堂”（宝华山每年传戒两次，春期受戒者必须3月1日前入戒堂,过期不收）。凭着太虚法师的介绍信，巨赞才破例得到受具足戒。从此，巨赞成了却非法师的弟子。却非法师的《萍栖诗抄》中有《答巨赞来书》诗云：“浮生逢未劫，据事应三斟。破瓦伏凉鼠，瓜田避盗心。立身问美玉，择木似良禽。莫昧于来去，古人耻拾金。”辞意恳切，反映出当时却非和巨赞的师徒关系。

皈依佛门的巨赞，先后来到杭州、南京、重庆、厦门等地，悉心攻读经文，研究佛学。他从法相唯识的研究开始，把一本十支和所有注疏，都细细看过，做了很多笔记。其间经人介绍，到南京支那内学院，得到了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的指点，又应约到四川汉藏教理院教书。巨赞先后花了五六年时间，从三论般若、天台、贤首、禅、净，以及大小乘经论，都博览一遍，前后攻读了7000多卷经书，解决了500多个问题。他每看一本都做笔记，对每一个问题思考和解答都有记录，积稿盈箱，字数达数百万之多。巨赞除了研治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外，还学习外语，读马克思、恩格斯、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他曾在《佛教公论》杂志上发表《先自度论》、《为僧教育进一音》的文章。弘一法师评价说：“叹为稀有，不胜忭跃，求诸当代，未有匹者。”巨赞用笔名万均在李澄原主办、无锡出版的《论学》杂志发表了《评熊十力所著书》一文，对《新唯识论》提出批评。巨赞将此文寄给寓居北京的熊十力，熊先生并没有进行反驳，而只是复信说：“是用心人语，非浮士口气。”

1937年，巨赞法师离开支那内学院，应聘到福建厦门闽南佛学院任教，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京沪弃守，厦门岌岌可危，巨赞法师满怀悲愤，匆匆离开厦门经香港去广东，是年冬到达湖南，痛国远之襄微，一路宣传抗日救国。

1938年，巨赞应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社长宝生邀请，前往该社讲学。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大片国土沦丧。他宣称：“佛门弟子并不是超然世外的，应当爱国卫国。”当时田汉、冯乃超、杜宣等人也在南岳，同巨赞于上封寺相会。经过田汉等人介绍，叶剑英在南岳会见了巨赞。叶剑英对爱国僧人参加抗日表示欢迎。于是，巨赞便在湖南佛教界筹组抗战协会。叶剑英知道了，叮嘱巨赞说：“佛教徒以救苦救难为怀，改为救难学会不好吗？”同时建议把道教徒也团结起来。这样，巨赞积极奔走呼吁，不久，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正式成立了。叶剑英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八路军高参薛子正兼任救难协会战事训练班军事教练。其间，巨赞法师发表了著名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国团体同志书》，“充分运用正确的佛道理论，来推动国际佛道信徒的反侵略运动，和唤起敌国人民的反醒和同情”。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成立，“在全中国佛道信徒的圈子内，起着核心作用”。《同志书》号召“所有南岳的佛道同仁，从18岁到45岁，都分别编入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在岳训班政治部的监督指导下，举办一个‘战时知识训练班’，施以一个月的训练，即开始各队的工作”，并“用英、法、俄、各国文字，散发《告各国佛道同仁书》，广泛的推动国际佛道信徒的反侵略运动”。和“用日本文字，编印传单小册，以爱护和平正义的佛道理论，唤醒日本人民”。同时“吁请全中国的佛道同仁，为抗战广作法施、财施、无畏施”。训练班结业前，巨赞与演文召集青年30多人组成“佛教青年服务团”，巨赞任副主任兼宣传股长。由他起草的《为欢送出征壮士告同胞书》一下便印发了2000份，其中写道：

各位同胞们：

为了保持祖宗的光荣，为了挽救垂危的国运，谁也不能否认我们是神圣抗战，还有一段艰苦的过程。过程的缩短，艰苦的排除。则是全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幼，乃至佛教同仁所应该共负的责任。

现在，英勇的出征壮士们，为我们踏上艰苦的征途，去和敌人拼命以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这是何等崇高与圣洁的事！

我们要认清，壮士的出征是为了我们，所以他们自身的康健与安全，他们家族的给养与抚慰，都是我们的事。我们要替他们解除许多问题，许多痛苦，不用他们再为自身与家属操心，分散了战斗的力量。

只要我们实际地做到这一点，胜利的凯歌，定会震动整个世界。所以我们的欢送，绝对不是强作欢容，乃是良心的、人道的、胜利的欢笑。

菩萨会保佑牺牲小我而为大我服务的出征壮士们，更能为帮助他们的人祝福！

1939年春，巨赞法师在南岳祝融峰顶的上封寺，见到了特地来南岳给正在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周恩来看了巨赞法师发起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各地救亡团体同志书》后，连声称赞道：“好！你们这个举动好极了！全国数十万佛道教徒团结起来，那就‘法力无边’啦！”并当场挥毫写下“上马杀贼、下马学佛”8个大字题赠巨赞法师。

当巨赞法师面对题词中的“杀贼”与“学佛”沉吟时，周恩来笑着解释说：“阿罗汉的第一个汉释就是‘杀贼’，不杀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当然是指佛教中所指的不能容忍的歹徒。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戮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度众生？这是善举。杀贼就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了佛门的清静。你们出家人只出家没出国，所以同样要保国、爱国！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救国。”

周恩来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巨赞法师和南岳数百名僧道。在“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大会上，巨赞挥毫写成一副对联：

身在佛门，愿不惹人间是非；

国有大难，今显出炎黄本色。

自此以后，巨赞法师便辗转奔走于福建、香港、广东、湖南等地，积极宣传和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后，巨赞于1940年秋转移到广西桂林，住在月牙山寺襟江阁。这里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但巨赞到了这里，丝毫没有松懈斗志，他在担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期间，以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名义与道安法师共同创办并主编佛教界进步刊物《狮子吼》月刊，继续宣传抗战救亡的爱国理论和佛教革新运动。

为什么取名叫《狮子吼》？巨赞法师这样解释说：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吼，群魔惊慌，中国本是东方沉睡多年的雄狮，如今已在日寇侵华的枪炮声中惊醒，势必怒吼。希望用这样一个刊物唤起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把日本侵略者当作一种禽兽，当作妖魔鬼怪，用狮子的怒吼之声来降妖伏魔。

巨赞法师曾在该刊创号上以编辑部征稿的话——《一支有力的笔部队》一文中发出号召：

“国内外善知识，云水参访的僧青年，全国文化岗位的诸同志：在大火燎原的今日，佛教的文化原野上，是够沉寂够荒凉的，仿佛夕阳影里的古坟上，袅袅地飘着寂寞的荒烟！这种低气压的氛围，使人感到沉闷和窒息！现在残暑将尽，西风刚厉，在不景气的境况中，我们愿借重佛遍大江南北的西风，给各位报道一个消息，那就是狮子吼月刊的产生。

不消说，这是一个道地的佛教刊物，在烽火遍全国的现状下，来讴歌佛法的！自然，和其他各个岗位的刊物一样，它也有特殊的风格，一开始我们得郑重地指出，佛是念念悲怜众生而大往大来的，佛是解脱生死而依旧庄严的。认清楚了这一点，出入天堂地狱人间，一点也没有妨碍，天堂是地场，人间是道场，地狱更是道场！人间是整个佛法的一环，现前一念是求证诸法实相的起点，我们要立脚现实的人间，而又理智明晰地把握着这现前一念！那末，充极其量，可以庄严三千大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今日的世界，存在着相反的两面：一面是无佛心也无人性的疯狂，另一方面却是庄严而神圣的佛事！我们创办狮子吼月刊，就想竭尽绵薄，使笔尖与各部门配合，在祖国的地面上，展开庄严而神圣的佛事，使没有佛心人性的疯狂不见于人间！

在寂寞的佛教圈内，狮子吼将成为深入祖国广大原野的一支有力的笔部队，阐扬佛的正义，来打击敌寇汉奸的疯狂行为与荒谬理论，在焦土上树立佛教文化的堡垒，从荆棘中，另辟佛教新闻事业的新天地！

这里，我们挚诚地寄予各方一个希望，希望热烈同情我们国内外善知识，云水参访的僧青年，全国文化岗位的诸同志，大家用笔和舌来帮助我们，多多地为我们写稿，批评，介绍，充分发挥笔和舌的锋芒，以集体的犀利明快的笔和舌，来击退可诅咒的时代的逆流！

临了，我们谨录巴尔扎克的名句，向大家遥致敬意：

“拿破仑用剑做不到的事情，我用笔来做到它！”

狮子吼月刊社编辑部谨启

巨赞法师在广西桂林创办的抗战期刊《狮子吼》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还发表两首诗，诗曰：

为厌浮沉湖海梦，来傍僧舍结芦庐；

岳云千絮凝檐碧，泻水一泓映座舒。

楼外诸山无捷径，室中万卷间梵书；

回看车马纷驰迹，袖手高吟意豁如。

九州沉陆滋蛇豕，绝脰刳肠亿万夫；

文物忍看沦敌手，江山默祝复康衢。

挥戈反日思良将，袒臂高呼待硕儒；

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

从这两首诗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痛恨，洋溢着作者对祖国锦绣河山的无限眷恋，他是多么盼望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能同仇敌忾，共同来肩负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接着，巨赞法师先后于《狮子吼》月刊又发表了《新佛教运动与抗战建国》《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佛家之救亡抗战论》《致抗日将士慰劳书》和《悼念新佛教运动的战士理妙法师》《从禁止南岳进香说起》等著名檄文，特别是在《佛家之救亡抗战论》一文中，巨赞法师对当中一段有关佛家对“忍辱”一词的新解释为“至于所谓忍辱者，忍辱而不至于丧失人类之本心，又使对方因而惭愧敬仰者，忍可也。倭寇凶暴，天绝人性，勉强忍之，在我则丧失人类之本心，在彼反将利我之思而恣意为恶；不可忍也！”

由于《狮子吼》月刊大力宣扬抗战救亡的爱国理论与佛教革新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界抗战救亡的积极性。太虚法师曾题诗赞扬《狮子吼》月刊，说：“五夜阵风狮子吼，四邻鞭爆海潮音。大声沸涌新年瑞，交织人天祝瑞心。”把《狮子吼》月刊与《海潮音》相提并论，足以说明太虚法师对《狮子吼》月刊的评价和重视了。

当时，很多从内地转移来桂林的左翼文化人士也常常来到《狮子吼》月刊编辑部聚会，巨赞法师与夏衍、田汉、欧阳予倩、聂绀努、朱蕴山、郭沫若、柳亚子、方孝宽、盛成、端木蕻良、廖沫沙、关山月、尹瘦石等时相往来，过从甚密。巨赞法师还常常应邀参加当时颇负盛名的爱国诗社“漓江雅集”，与许多左翼文化人士集会议事，并互有酬唱。巨赞法师还以辎哉、育之、如是斋主等笔名，在《大公报》《广西日报》《小春秋》《救亡日报》上发表了一批文章。

巨赞法师一些知心朋友，如在长沙曾与之相处的徐特立先生认为，巨赞颇有才华和能力，是国家栋梁之材，当和尚太可惜，徐老抄录元代先当和尚后还俗当上一品大官的刘秉忠的《朝中措?书怀》一词，奉劝巨赞法师舍戒还俗。在桂林，田汉、李焰生等人也持有同样观点。对党有深厚感情的巨赞法师是这样想的：干革命有多种渠道，佛教工作也要有人去做。多年来，自己对佛教有了感情，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也很有意义。他婉言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赋诗一首明心志：“亡羊自昔多歧路，脱俗方为道中行。夏绿春红何足惜，要以冰雪验人生。”

1942年，巨赞法师离开桂林，卓锡桂平西山，任龙华寺主持。他在潜心研究佛学的同时，还常常向信教群众演讲，呼吁佛教徒在这民族存亡、国难当头的时刻，要同仇敌忾，紧密团结，抗日救国。救苦救难，除暴安良，也是大慈大悲的菩萨行为，完全符合佛教大乘精神。

1944年，抗战到了最严峻的时刻，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相继陷落，巨赞法师离开桂林，来到北流，任教于迁至这里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一边教学，一边继续从事宣传抗日救亡工作。

抗战胜利后，巨赞法师回到杭州灵隐寺，任浙江省及杭州市佛教会秘书。1947年，他撰写了介绍灵隐寺历史的《灵隐小志》。此后，他又创办武林佛学院，出任院长。这一期间，巨赞法师还风尘仆仆，往来于台湾、香港、澳门之间，致力于讲学，考察佛教情况，加强佛教界的联络，呼吁改革佛教教务。为了迎接新中国诞生，巨赞法师应潘汉年同志的要求，草拟了新中国佛教改革方案，送往党中央所在地石家庄。1949年4月巨赞法师从香港出发，来到北京，结束了他的云水生涯。

1949年9月，巨赞法师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10月1日，巨赞法师和赵朴初一起，作为佛教界代表登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