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7-26 23:29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石华鹏



五教并立的宗教景观

 

石华鹏

 

 

如果你想快速且大致准确地了解一座你全然陌生的城市,我建议,你不妨从这座城市的别称开始。因为别称是一座城市前世今生的信息密码,它浓缩了一座城市的时空变迁和人文更替。比如,闽北古城邵武,于我而言,是首次踏足且全然陌生的,它的别称为我铺就了一条快速而简洁地走近它的通道。

邵武别称铁城、南武夷、樵川、闽北林海粮仓等。这些别称传递出了邵武的一些信息密码:地处武夷山南麓、富屯溪畔,乃闽北重镇,军事要冲,群山环抱形成天然屏障,建城修固,可防可守。多次战乱,均防守有成,被人们称为铁城——如铁一般坚固。我最初想当然地以为,铁城是盛产铁工艺品的城市。城西有樵岚山,有河流叫樵溪,流出县城北面,北城门叫樵溪门,文人学者多以“樵水”“樵溪”来命名自己的诗文集。古有樵川书院,现有樵川诗社,可见邵武文风兴盛,人才辈出,至今流传。邵武林密粮丰,资源优厚,是块好地方,故有闽北林海粮仓之美称。

其实,我想说的是,邵武还有另一个别称:城市宗教博物馆。这一别称甚为奇特,实为少见,说不定邵武本地人也未必懂得。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泉州,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似乎好理解,因为它是海边开放城市,曾是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心,很多外国人云集于此,带来全世界的各种宗教。但处于内陆的山城邵武,为何也与泉州一样,拥有这样一个类似的别称呢?其中秘密吸引我们去揭开。

“城市宗教博物馆”是指在地域面积不大的邵武城内,并立共存着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五教,有寺庙、道观、教堂、清真寺等宗教场所,邵武如一座城市宗教博物馆,构成了闽北乃至福建省内一道独特的宗教景观。俯瞰邵武千年的时空流转、沧海桑田,我们约摸能为邵武奇特的宗教景观寻到一种本质上的原因:邵武是历史上入闽的重要通道,闽赣边际贸易中心,“欧闽西户,重关复键”。中原文化、闽越文化、海洋文化等各种文化在此汇聚交融,形成了开放包容、底蕴深厚的城市文化。各种宗教、各种民族和谐共处,邵武城市人口中本地人、本省外地人和外省人各占三分之一的结构特征,是邵武开放包容的直接体现。

既然邵武以一座城为展厅,以各宗教场所的寺、堂、观为展点,构筑了一座别具风格与包容大气的城市宗教博物馆。那我们不妨来一次宗教之旅,感受各种宗教的魅力以及它们与邵武这座城市的缘。也为我们提供一种契机,用手和眼去触摸、感受另一个维度的邵武。

 

 

我们的第一站是宝严寺。宝严寺位于城区新建路6号,离我下榻的邵武宾馆不到500米——因几个宗教场所相隔不远,选择步行是恰当的出行方式——我们步行到宝严寺。说是寺,其实只剩下大雄宝殿,谓宝严大殿,曾经有的天王殿、山门以及观音阁、经堂等配殿不复存在。宝严大殿,红墙青瓦,重檐歇山顶,面宽进深,它古朴大方,又不失气派庄严地静立于院中,给这座现代城市带来一番古意。别小看这孤立的宝严大殿,它是极为珍贵的古建筑,是闽北仅存的代表江南风格的最古老木构寺庙建筑。宝严寺始建于唐大顺元年(890年),距今1100多年。寺庙经历几次重修,保留有唐代原物——覆莲盆石柱础,宋代原件——大杉木柱及前沿梁栿,全部斗拱和梁架结构为明代改建,外檐檐柱上的象鼻斗拱为明代邵武地方特色的建筑构件,如此等等。所以说宝严大殿,是研究闽北地区唐宋元明清几个朝代建筑风格过渡的仅存实物例证。大殿内,斗拱硕大,做工精美,彩绘耀目,尤其是大殿顶部的“五龙图”“海上日出图”“双凤图”和“双狮戏球图”等彩画,让整个大殿现出富丽堂皇的光彩。大殿上方所绘人物、花卉、龙凤等图案,是明代邵武籍著名画家上官伯达、严宗儒的手迹。因其重要价值,2006年宝严寺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邵武唯一国家级文保单位。

名寺与名僧、名人是彼此烘托彼此成就的。《吴江府儒林别裁》一书中记载说,明代重修宝严寺与江南才子唐伯虎不无关系。晚年唐伯虎与宝严寺名僧云如长老有唱酬往来,云如长老邀唐伯虎云游闽北时,唐伯虎见古刹破旧,主动请缨,用自己的名声向官府巧妙化来善缘,宝严寺得以重修。话说时值重阳,好风雅的知府潘旦正于熙春山召集豪绅名流饮酒斗诗。唐伯虎身着袈裟,头戴僧帽,与潘旦曰:“贤达作诗,可容老衲和否?”知府很是惊诧:“和尚亦能赋诗?”伯虎从容笑答:“不仅能诗,且值百金。”他连饮三碗,提笔一气呵成“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直到高山上。举头红日白云低,五湖四海皆一望”。写毕,从怀中取出一枚印章,端端正正落了款。众人一看,一片哗然,正是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六如居士”四字。唐伯虎这才把来意相告,好风雅的潘知府带头捐赠,只要求寺庙主梁要端书“上祝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以显官家捐建之意。宝严寺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重修告竣,可惜这时唐伯虎已谢世十年。今天,横梁上“上祝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字迹仍清晰如昨。

更重要的是,宝严寺还见证了邵武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邵武佛教的起源,最早当在三国魏太和二年(228年),最迟当在东晋元熙(419—420年)年间。唐、五代是佛教的鼎盛时期,邵武又陆续兴建起仁寿寺、宝严寺等40余座寺庙,佛教信仰在民间广为流传。至宋代,由于统治阶级笃信佛教,寺庙仍有很大发展,达到80余座。元明清几代时盛时衰,明嘉靖五年(1526年),有佛教寺院197所。清末民国初,佛教衰微。新中国成立后,邵武佛教得到发展,至1989年底,全市有寺庙108座。邵武这些大小寺庙至今香火缭绕,朝拜者盛。

 

 

第二站天主堂。邵武法玛蒂天主堂位于城关五四路,我们从宝严寺出来,步行900米即到。一座浅亮灰色墙面、白色线条装饰拱形门窗的两层哥特式建筑,醒目地矗立在我们眼前,三个拱门之上用金色英文写着:圣玛利亚·德·法蒂玛。教堂尖顶的钟楼上立着红色十字架,钟楼正下面竖写着“天主堂”。进入礼拜堂内,穹顶高阔,罗马柱高耸,四周挂有圣经人物像,神圣肃静。这座天主堂是1985年整修后恢复宗教活动的,也是邵武今天唯一开放的天主教堂。

明代末期,天主教传入邵武。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法国籍神甫顾满西自建阳挂墩村不定期来邵武传教。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方济阁神甫来邵武传教。由于清朝禁教,所以当时传教尚未公开,没有宣扬教理和公开教会礼节,凡弥撒、祈祷等仪式都是秘密进行。到同治四年(1865年),传教仍局限在大竹乡一带。值得提到的是,邵武第一座天主教堂就是这一时期,在大竹乡大竹茶山洲上建造的。当时信仰天主教的只有20多家,多数是大竹乡陈、姜两姓。同治九年(l870年),西班牙国多明我会大马神甫来邵传教,并由大竹迁入城区小台上,租用民房为会址。光绪元年(1875年)购置地基,动工建造天主堂,四年后建成祈祷圣殿。至此,天主教才算真正进入邵武城区。

此后的20世纪20至40年代,邵武天主教发展快速,设有分堂4所(东门、南门、西门、和平),分支堂8所,创办了两所私立学校、一所安老院、一家医院。先后来邵传教的有神甫14人,修士3人,修女16人,修生12人。在教区成立前仅有教徒200余人,教区成立后发展到3000人左右。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邵武天主教活动同全国一样,几经波动,甚至停止,外国神甫回国,教产被捐献。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原天主教献出的教产分期分批给予退还或折价补偿。1984年9月,召开天主教友座谈会,选举产生邵武天主教爱国会筹备组。1985年12月,南门天主堂经修整后,正式恢复宗教活动,并举行开堂庆典。到1989年底,邵武天主教有教友180人。

 

 

离开天主堂步行1000米,走出一个“之”字形之后,我们到达华光路和平巷13号,这里是邵武清真寺所在地。

刚入巷口,望见寺门,其鲜明的阿拉伯式风格令人惊异:深巷有故事啊。清真寺坐北朝南,大门楼为浅色大理石构造,伊斯兰教式圆形尖顶拱门,刻有阿拉伯书法《古兰经》多处。大门正上方刻有“清真寺”三个字,书法清丽秀美,为北京回族穆斯林书法家刘东声书写。门楼顶部有伊斯兰教清真寺特有的圆绿包一个,上竖一新月标志。

进入大门,走过约20米的石甬道,甬道尽头耸立一座木构宣礼塔,塔上为三檐楼阁式望月楼,八角攒尖顶。主体建筑的庭院布局为四合院式,礼拜殿坐西朝东,殿前为天井,两侧有廊房。大殿木构,卷棚顶,两侧山墙开有圆洞窗和圆拱窗。殿内板壁绘画花卉,书写伊斯兰教经文。整体观之,该寺建筑既有伊斯兰教风格,又融合了邵武地方建筑特色和明清建筑的时代风格,殊为罕见。

福建省共有五座清真寺,邵武清真寺就是其中一座,其他四座分别在福州、厦门、泉州、晋江。福建其他四个地区的伊斯兰教是通过海上交通传入的,只有邵武的伊斯兰教是通过陆路传进来的。

这里就有疑问了,内陆山区城市很多,为什么偏偏是邵武呢?个中原因与一段历史有关。

南宋德佑元年,即1275年,临安(今天的杭州)失守,南宋度宗次子率少数部队从杉关溃败到邵武。元军部队其中一路在伯颜元帅的带领下,攻下临安后,便攻打浙江江山,江山攻下后,便从江山攻入福建浦城、建阳,然后攻入邵武。伯颜的军队经过激战,消灭了邵武城内的宋军残余,度宗次子赴火自焚。后人为纪念此事,曾建太子庙祀奠。攻入邵武的元军主力大多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而色目人这个时候已从信奉佛教皈依了伊斯兰教。元军攻下邵武后,不少色目人便定居邵武,伊斯兰教由此传入了邵武——即1275年传入。又由于伊斯兰教的信奉者要有专门的宗教活动场所,因此决定建一座清真寺,便于1276年在诗话巷的诗话楼边建了一座清真寺。这就是说,邵武的清真寺建于1276年,当时是在诗话巷内,后损毁消失。

伊斯兰教大规模传入邵武,则是在明洪武二年,即1369年。山西大同府柳御沟人杨赉兴,接邵武府兵马指挥使,率军携眷到邵武就任,军中将领与幕僚,皆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士兵也多为回民。后陆续又从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地迁来部分回民,从这个时候开始,不仅是伊斯兰教大规模传入邵武,而且是伊斯兰教正式传入邵武。明初从山西大同府到邵武屯军的回民有三千多人,占了当时邵武城区五千多人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可以说,这时邵武城区信伊斯兰教的人占了城区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明洪武五年(1372年),在城东迎春坊诗楼左侧修建清真寺一座。该寺后被烧毁,原准备在原址重建,但由于必须加固城墙,因此,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将清真寺在今天的和平巷13号重建。后经过不断修复,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座结构完整、风格独特的清真寺。

新中国成立后,伊斯兰教受到人民政府的保护,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民得到照顾。1982年后,人民政府陆续对清真寺进行了全面修缮,使之焕然一新。今天,邵武伊斯兰教活动经常开展,2010年,邵武清真寺被国家宗教事务局授予“首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已有近750年历史的邵武清真寺,是闽西北唯一的一座清真寺,也是福建省内四座清真古寺之一,其珍贵便不必说了。

 

 

我们的第四站是位于中山路的东关基督教堂。出清真寺往东,穿过古城东门,步行600米即到。中山路是邵武的一条古街,铁匠铺、剃头铺、粮油店、小吃铺等仍在那些砖木结构的临街屋子里经营。当初的热闹繁荣依稀可辨。

东关基督教堂有两座,一座新堂,一座旧堂,两堂隔马路相望。

新堂为1999年落成,六层仿哥特式风格建筑,钟楼上高耸着十字架,现代气派,颇为宏伟。因地域所限,礼拜堂较短促,纵深不够,于是设计了一二层礼拜堂,这种设计不多见,可供1200信徒礼拜使用。关东基督教堂现有信徒2000多人,有教职人员20多位,包括牧师4人、传道3人等。

马路对面为旧堂。旧堂为1882年建成,1998年受大洪灾袭击,经历风雨的百年老堂地基下陷,教堂的墙体倒塌一半,无法使用,促成了新堂的建设。后来旧堂经过修复,最初那座古老的教堂复归原来风貌。东关旧堂被称作一座“没有尖顶的教堂”,中西合璧,正面是中式风格,似闽北青砖门楼,飞檐翘角,窗户是哥特式风格,看起来也是古意气派,可容纳700人聚会。

关东基督教旧堂如一位沧桑的基督老人,见证了邵武基督教的昨天和今天。

基督教传入邵武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是年九月,受美国波斯顿美部总会(公理正宗教会)设在福州的“闽中大会”的派遣,美国传教士和约瑟、吴西面、力腓力与医生惠亨通、柯伟良一行来到邵武。他们以免费施诊为名,先在大竹乡一带宣传基督教义,随后又转到城关,在东关外孤老巷(今向阳巷)盖一砖木西式楼房,作为传教和施医场所,并成立邵武基督教会。但传道4年,仅发展邵武籍教徒3人。

清光绪五年(1879年),邵武基督教会在城区东关外开始兴建福音堂1座,光绪八年(1882年)落成,即为今天的旧堂。福音堂随即成立了传教总堂和医馆。同时,在洋圳坑(今大竹乡洋坑村)建教堂1座,设立分堂和门诊分所。此后,又陆续在铁罗、拿口、水口寨、桥头、和平、金坑等地建立福音堂,宣传教义,发展教徒。这期间,教会培养了邵武第一批华人牧师姚汝霖、甘雄飞、张垂绅等。至此,基督教在邵武逐渐兴起。至邵武解放前夕,境内共设有基督教堂口12个

其中城关2个,另在拿口、水口寨、等十地各设福音堂1所,共有教牧人员39人。其中中国牧师4人,美国传教士19人,讲道员16人,基督教徒1908人

1949年5月邵武解放。8到10月,外籍传教士、医师等分两批离境回国。教会办的学校、医院均收归政府管理。邵武基督教会按照全国基督教“三自”革新会统一部署,成立革新筹备会,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2010年,邵武东关基督教堂被国家宗教事务局授予“首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不久前,我读到了一本名为《邵武四十年》的书,讲述美国传教士医生爱德华·布里斯1892年至1932年在邵武布道施爱的奇特经历。在偏远贫困的山城邵武,他以一人之力,为该地200万人口提供医疗服务。他学习方言,抢救难产孕妇;创办学校,建造诊所;从美国引进名种家畜,建立奶牛场,与瘟疫斗争,成为“牛瘟免疫的一位先驱”……他是邵武人口中的“福先生”——福益华。他26岁来,66岁离开,他做梦都想再回邵武,未曾如愿,95岁在美国去世。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热爱中国人民。”

这本让我感动的书,为我们了解邵武基督教提供了新视角和新内容。

 

 

我们的宗教之旅,第五站是邵武道教的道观。道观多藏之于山野,靠脚力步行前往不现实,太耗费时日与精力。遗憾的是,在今日邵武,道观多与寺庙融合,城区少有专门道观,虽和平镇新建有灵仙宫,但因我们行程时间所限,只得期待下次去拜访了。

邵武道教历史悠久,起源可追溯到隋代。据《八闽通志》载,隋开皇年间,邵武已出现“玄妙观”等几座道院。唐代玄宗开元间,朝廷视道士为宗室,邵武道院开始增多。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灭佛兴道,道教大盛,邵武的道教宫观增至近百座。宋代,道教为第二大宗教,与佛教享有同样的地位与特权。元代道教盛极一时。宋元时期邵武的道院有增无减,遍布城乡。明代,朝廷亦崇奉道教,邵武又兴建“紫阳观”、“真君观”等一批道院。清代,自顺治起即偏重佛教,乾隆朝曾一度禁止道教传度,邵武道教也随之逐渐衰微,许多宫观被佛教徒所占领。到民国时,邵武已无正规的出家道士,道教徒不住宫观,不持斋,散居民间,主要以超度亡灵、作功德道场和种田为职业。新中国成立后,仅存的少量道教宫观多被占作他用,散居民间的道士大多放弃宗教职业,少数坚持宗教职业的,因广大群众信仰淡薄,也鲜有功德道场可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政策,一些乡村又开始出现道教活动,被占用的道教场所陆续退还,残存的道教宫观陆续修复,邵武道教得以复苏。2006年,邵武市道教协会成立。道教协会成立后,道教活动正常开展。

说到邵武道教,不能不提到一位重要人物:张三丰。张三丰被尊为道家泰斗、太极宗师,他闻名遐迩,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张三丰是土生土长的邵武人,其故里在邵武和平镇坎下村坑池自然村。其本名张子冲,字君实,号三丰,人呼张邋遢。当地人习惯上都叫他“张仙人”。尽管有人说“张三丰成仙”是民间传说,但明嘉靖版《邵武府志》上凿凿有据,说,有一庵叫翠云庵,是唐天祐年间张子冲创建的。庵的横梁上有题诗:“金谷翠云峰,开山张子冲,官添儿择日,王郎墨绳工。”尽管以后修庵时梁上题的诗被刨削,但痕迹仍留存。新的志书上也记载说,张子冲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一心无挂碍,愿见吕先生。吕先生即道教仙人吕洞宾。后来的清咸丰版《邵武县志》上也讲述,翠云庵在和平武阳峰的半山上,东望闽海,西瞩江西,千里云山如绘,这美丽的地方就是张子冲炼丹修炼的地方。

无论怎么说,邵武有了张三丰,邵武的道教便有了底气与根基。

本文原载于《走进邵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