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文化概论”专题·
02.祈福活动的发展与福文化的产生
祈福活动的发展与福文化展与福文化的产生
福文化是以福祉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意识及其物质表现。在意识态方面，表现为从祈福到受福等种种理念与观点。其物质载体和会动态的表现形式包括宣示、记录的标志，如书法、绘画、雕刻、型艺术，口头、媒体表达，文体、艺术表演等；群体的社会动态福文化概论表现则是以民间信仰、民俗活动为载体的各种祈福方式与内容。因此，福文化应是有关福祉内容的一切人文活动的总称。
福祉是人们终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世代祷祝的宏愿。及至面对福祉，便又有如何对待的问题。人们是从历史经验和社会生活体验中认识福祉的。因此，从古至今有了祈福、求福、谋福、造福、受福等不同阶段与层次的追求和实践。人们对徼福的认识也随意识的发展而不断提升，于是出现一方面千方百计努力造福；另一方面则是继承传统，不断持续着祈福的民俗活动，保留着徼福的思想意识。
众所周知，中华辉煌灿烂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地发展至今的文明。这一切的存在，都基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形地貌，与先民自远古以来创获的维生食物密切相关，而独具特色的思想文化，更是对我们的民族精神产生深刻影响。福文化意识形态的产生，离不开中华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历史人文传统。
一、历史背景
自古以来，中华大地广袤，山海相接。西北高大的昆仑山脉孕育出黄河、长江两大水流，行经万里，东流入海，沃灌平原、丘陵，哺育华北大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无数生灵，肇启傲世独立的古老中华文明。
考古证明，远在炎黄二帝之前，即距今8000年前，先民就在华北大地上培育出粟稷。在更早约1万年前，长江流域的先民，就发现并驯化了水稻。稻、粟类粮食作物的发现和广泛种植，让中国从此成为农业大国，养育了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嗣后，中国还陆续发现并驯化了更多的粮食作物品种，合称“六谷”——稻、粱、菽、麦、黍、稷；又驯化并豢养了“六畜”——马、牛、羊、鸡、犬、豕(按《三字经》的说法),既大大扩充了食物来源，也方便了对畜力的利用。
中华民族强调“以农立国”,主张“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向往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希望通过辛勤劳动，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先民意识到在“大自然”和外敌面前，自身的力量十分微弱，渴求天地、祖先等超自然力量的恩赐与护佑，由此产生了各种神灵崇拜和祭祀活动，这正是福文化滥觞的缘由和基础。
潘絜兹《祈福图》
从上古时代起，在中华大地上，各种祭祀、祈祷活动十分盛行，不但建祠立庙以安妥神灵，而且规定岁时节序虔诚礼拜，意在取信神灵获得福佑。据载，夏、商、周三代特别重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的祭祀、占卜活动就体现在甲骨文中。古人早知“国以农为本”的道理，故王室常以占卜为东西南北“四土”之民祈求福祉，希望雨旸适时，去除虫害，保佑庄稼有好收成。甲骨卜辞中还有许多关于农田垦辟的贞问、四土农业收成的占卜。
赵朴初书曹操之《龟虽寿》
春秋时期，祭祀祈福活动在文献中的记载比比皆是。《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言简意赅地道出古代政权的两件大事——祭祀与军事。发动战争多出于统治阶层对权力、土地、人口和财富的贪欲，而普通百姓期盼的是风调雨顺、物阜民安的平静生活。《诗经·国风》中就有很多反映上古时代农民田园生活的诗章，如《豳风·七月》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馐彼南亩。”“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麦。”“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这首西周时的长诗，描写的是先民一年到头的辛苦劳作，从举趾下地、执耜耕田、持筐采桑，到筑场收粮、五谷登场，直至酒肉供奉、登堂祝寿，赞美和平环境中的田园生活，十分生动形象。诗中最后写到的称觞宴饮、举杯祝颂，正反映对祖先和神灵的敬奉报偿。《诗经》还有很多表现祭祀求福的场景，如《小雅·楚茨》写周王祭祀祖先，礼仪周详，求神来享，希冀降福，赐以万寿，诗曰：“祝祭于枋，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这说明王室祭祀先祖，意在祈求神灵保佑，赐予子孙更多福祉吉庆，特别是万寿之福祚。
《诗经》雅、颂篇中含有大量祭祀祈福与祝颂之词，表明商周时期，王室及上层社会十分重视祭祀祈福活动。如《诗经·小雅》大田篇云“黍稷稻粱，农夫之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表达出对丰收的期盼与喜庆。这也体现出先民在国家形成之后，贵族们为巩固统治政权而关注国计民生。从大禹告诫其子“民唯邦本，本固邦宁”,到周公告诫成王要知民间“稼穑之艰难”,都是如此。而且为了表示对农时的重视，周天子每年开春都带头举行春耕仪式，“亲耕”陇亩，以示劝农。统治者以神道设教，导民敬鬼神以求福祉，则全社会蔚然成风，久之成俗，开启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祭祀祈福传统。凡此种种都说明，我国从上古时代开始，祈福活动就十分广泛而且虔诚。这种全社会弥漫的祈福敬神的浓厚氛围，为福文化的孕育提供了明确契机和深厚土壤。此后，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福文化积渐形成，并广泛传播于族群之中，发展为中华民族最具特色也最具广泛性的思想文化。
二、人文背景
先民出于对农业生产收获和丰裕安宁生活的执着追求，在感觉自身无力抗衡自然力时，寄希望于天地鬼神的护佑，这就是古代祈福活动频繁出现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自古以来，不论朝野、贵贱，对福祉的追求，是普遍一致的。这种思想意识，产生于人的主观追求，更因为礼制的出现和儒家思想的推动，进一步理性化、系统化，最后固化为福文化的意识形态。通过广泛而持久的祈福、祝福活动，“福”逐渐成为一种无处不在、随处可见的文化符号，广泛存在于民间信仰、民俗活动、岁时节庆、人生礼仪乃至人们的禁忌避讳之中。
福祉观念的产生，源于先民对和平、安定、幸福生活的追求，这从“福”字的造字就可以看出。祈福活动本身就是先民向天地鬼神敬献酒肴食物的一种礼仪活动。这一活动发祥甚古，应是在人类走出历史童年，脱离蒙昧状态之后的有意识之举。“福”字所描绘的是祭祀活动中先民的诉求，即生存、繁衍、丰收、和乐等。这说明祈福是先民思想意识的表达方式之一。“福”一开始就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传承至今赓续不断，播扬广泛而深入人心。
上古先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生存源于大自然的馈赠，也来自祖先的荫庇，故而产生敬畏天命、敬畏自然的自觉行动。对于自己的祖先，因系直接的血脉传衍和世代嗣续的关系，更容易产生特别的敬畏、崇拜之情。古人认为，祖先虽逝，还有灵魂伴随左右，虽无形影声息，却依然监护着家人。大自然(天地山川)虽然幽渺杳远，也时刻在“监临下民”。因此，人间的善恶祸福，均逃不出它们的“视野”。它们会以各种方式发出警告，显示预兆，所以有了以“天变”“梦魇”兆示的说法。当然古代也有聪慧明智之士，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体现了早期人性觉悟和“人本”思想，但祭祀、祈祷活动依然代代接续，相沿不替。
祈福一开始是先民的自发行动，王室为神道设教也刻意倡导，久而久之，形成系统而规范的动作和繁缛的程序，引导活动的全过程，这就产生了“礼乐”制度。古人称“礼别尊卑，乐殊贵贱”,祭仪明确反映了社会的等级制度。为了敬神，不单有丰厚的祭祀礼品，还要有音乐和舞蹈，用以娱神，亦以自娱。祭祀有专门的场地，祭祀者常修建宏大的祭坛或庄严的殿宇，那些舞台和仪礼也随历史发展和生产力进步而不断踵事增华。对于这些现象，历史的记载或传说多有涉及，考古调查更有惊人的发现，如在中原地带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发现有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礼器；在陕西石峁、浙江良渚、内蒙古红山、河南仰韶等地，发现有四五千年前的大型祭祀遗址，还发现有距今6000年前的酿酒遗址和同时出现的酒器。礼制的出现，表明祭祀活动已经常态化、规范化，并对商周王朝敬天法祖思想与其后儒家仁礼并重、忠孝善行以及德治仁政思想的形成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我国传统的礼乐文明正是通过祭祀祈福活动而产生并传播开来的。
传说我国礼制乃黄帝创制，若此则时间在5000年前，是礼制的滥觞阶段。至三代(夏、商、周)时期，礼制已有明显的发展，表现为王室对祭天祀祖的虔诚。如商王室信奉“敬天保民”,所以商王多以修德勤政、爱民宽民为务。《吕氏春秋》载，成汤曾以卜筮问吉凶，卜者曰“吾闻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明确指出上天赐福之先以祥兆示人，故王者应为善而徼福。商朝贤王注重修德，宽政恤民，一面祈福，一面修政，二者结合以求福祉。求福祉离不开祭祀祈祷，故福在本质上是一种祭祀活动，其发祥亦源于祭祀，故三代之人皆重祭祀以求福祉。
据儒家记述，3000年前周公“制礼作乐”,形成完整的礼制，这是我国礼乐制度创制的里程碑，福文化也由此滥觞。周人信天命，认为上天会赐福祉于王室与下民。天子、王室和诸侯应该谨慎修德，通过祭祀和祷告上达于天，以求降福。周人反复申言，要“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强调“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一方面请求上天赐福，一方面要求主政者应重视修德，尽人事求福祉。
礼制成为儒家思想的源头，孔子的说教很多都是针对礼制而发的，他强调：“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礼制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秩序，孔子身处春秋时期，眼见礼崩乐坏、王纲解纽，感到痛心疾首，为此四处奔走，竭力呼吁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但在当时社会动荡、尊卑易位的形势下，想逆势而行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因此抱终天之憾。至汉武帝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学说被“定于一尊”,开始大行其道。汉王朝提出“以孝治天下”的口号，引导黎民百姓善守孝道，秉持人伦道德，维护社会秩序。循此继进，儒家思想成为2000多年间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保障了中国作为“超稳定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中华文明由此代代相继，绵延至今。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渐居主导地位，福祉思想内容也进一步丰富、扩大，开始倡导忠孝之道，朝廷更推动“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礼记·祭统》云：“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认为践行贤孝之德，并坚持祭祀，必受其福。福乃百顺之名，诸事顺心遂意自然是受福的结果。所谓百顺，乃指“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贤者出于孝道祭祀受福，因敬事鬼神、顺天而为，即忠君、孝亲而获福。这里开始提出忠孝的道德观念，以之作为受福的依据。汉代匡衡“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相内”之语，指明为人孝顺是家庭兴旺幸福的前提条件，后世更有“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之说。忠孝遂成为后世恒久的箴诫，也是家风的根本。宋儒更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作为人们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的道德要求，这更是对福祉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发展和递遭更新中，一脉相承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人们对福祉的追求。这种追求是通过勤奋劳动、艰辛拼搏来实现的，由此造就的国民性格是和合中庸、与人为善的。历史上，我国人民不断进行的敬天奉祖的祭祀，对爱国为民英杰的纪念，都是本着祈福禳灾的期望而发的；对于岁时节庆和人生礼仪的庆典和祝颂，也是本着对幸福生活的祷祝、对农事收获的喜庆而发的。总之，为祈福而祭祀，为祝福而颂赞，为谋福而思虑，为造福而奋斗，为惜福而劝勉，中华儿女将对福祉的追求，演绎发展为完满周圆的福文化。这是儒家“推己及人”仁爱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基于继承农耕传统和儒家理念发展而来的当今祈福意识的历史根源。
在中华民族悠远的历史背景和辽阔的疆域范围内，古老文明每前进一步，无论是作物的进化、民生的进步、香火的延续，还是文字的创制、礼制的定型，都是中华文明发祥与发展的例证，也是社会进程的标志。经过数千年发展，福文化深入社会细胞之中，融进每个人的血液之内，成为深固难拔的生活常态和大众信仰。世易时移，文明开化，如今人们已不再止步于祈福禳灾、祷祥避邪的虚幻之举，而是着力于谋福造福以普惠众生、惜福珍享以提升福祉的实践。福祉观念已由农耕社会的初民直觉、农业民族的理想信仰，衍生为福文化的意识形态，影响至巨至广。因此可以说，中国独特的福文化深深植根于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思想文化之中，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和坚实的理论根基。
时至今日，福文化也从古代的祭祀祈福典制，一变而为百姓共享福果的敷佑风尚。福文化已成为大众不自觉的信仰、有意味的口语，弥散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人们把它作为各种艺术创作的资源，通过各种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符号表达出来，比如书法、绘画、雕刻、建筑、文学、美术、戏曲、音乐、舞蹈……诸凡人类想象力、表达力可及之处，都是福文化托身栖止之所。只要人们肢体可触、耳目可及之处，都可感受到浓郁的福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