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 见 大 师

陆开锦

1980年至1984年，我在北大经济系读本科，非常幸运地遇见了一批堪称大师的学者。从他们身上获得的真切教导和丰厚滋养，是我一生最珍贵的财富。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1931年梅贻琦就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时所说的一句话。在中国语境中，“人杰”与“地灵”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大师是一个地方文化的标记和灵魂。大师的成就、思想、人格，就像夜空中闪烁的星星，照临着这片土地，其影响是巨大且长久的。而燕园就是一片大师云集的宝地。

北京大学校门

如今的北大校园，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校园，所以又叫燕园。燕园中有一块地方被称为燕南园，地处图书馆和学生宿舍之间，是燕园的园中园，面积大约50亩，园中绿树成荫，坐落着二三十座灰砖小洋楼。这里先后居住过4位北大校长、8位副校长、20多位学部委员和院士。我在北大就读时，物理学家周培源、哲学家冯友兰、历史学家汤用彤、语言学家王力、美学家朱光潜、宗教学家季羡林、经济学家陈岱孙、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等，都还居住在这里（曾经在这里住过的还有冰心、雷洁琼、马寅初、翦伯赞等）。这些光耀中华现代文明史的名字，使燕南园成为北大的灵魂之地，我们每次经过那里，都要自然地放慢脚步，放低声音，生怕吵到了大师们的思考。

我在燕南园先后遇到过陈岱孙先生、王力先生、季羡林先生、朱光潜先生等（有些大师也可能遇见，但当时认不出）。第一次见陈岱孙先生，是在1980年9月4日入学后的经济系迎新会上，据说当时他正在参加全国政协的会议，中途赶回来与大家见面。他当时已经80岁了，仍然担任经济系主任。讲台上为他准备了一张藤椅，但他坚持站着讲话。他重点讲了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强调国家建设要遵循经济规律。他讲的内容很多记不起来了，但“经济学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并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次见陈先生是在1983年3月25日上午，我从宿舍穿过燕南园去图书馆时，只见先生身穿一件卡其布中山装，曳杖徐行（有同学说，先生很早以前就用上手杖了，那不是拐杖，而是文明杖，体现了他的绅士风度），看样子应该是在散步。因为在系里迎新大会上见过，又知道他是福州人，我大胆地趋前问好，并做自我介绍。老先生停下脚步与我攀谈起来，他问了我家里的一些情况和学习情况，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为家乡建设作贡献。

毕业前夕，我请陈先生在毕业纪念册写几个字，没想到先生写了满满的一页：“学无止境。学不仅指读书，但读书确是学的主要形式。毕业不是学的终结，也不是读书的终结。锲而不舍，继续补充、更新、调整原有的知识结构，才（能）赶上时代。”先生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八〇级留影二排右七为陈岱孙先生，右五为陆开锦

陈岱孙先生给陆开锦的毕业寄语

陈先生在1900年10月20日出生于福州仓山的螺洲，与末代帝师陈宝琛是同宗。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926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解放前任教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因为先生长得帅，被公认为校园的男神。解放初院校调整时陈先生来到北大，长期担任经济系主任。但从“反右”到“文革”二十多年，听说先生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文章，也没有做过公开的讲演，对一个满腹经纶的学者来说，这是何等无奈的事啊。改革开放后，先生走上讲堂，给博士生们讲西方经济学说史，后来将讲稿整理出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当然，最让同学们津津乐道的，似乎还是他传奇式的爱情故事。据说，先生年轻时与周培源同时爱上一个女子，那女子对他们俩都非常喜欢，难以选择，于是约定，谁先把国外的博士学位拿回来，她就与谁结婚。陈先生比周先生先拿到了博士学位，但并没有及时回国，而是转到欧洲游历去了（我看过先生在欧洲游历时的照片，穿着白色衣服，骑马、打高尔夫球等，确实是翩翩一公子，难怪有人形容他是民国最后的贵族）。等他回国后，周先生已是抢得美人归。从此，陈先生终身未娶，孑然一身。后来有人写文章考证，无论从周夫人的年龄，还是从两位先生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来推算，这个故事也许并不真实。但它如此凄美，流行如此之广，却是不争的事实。

也是在燕南园，我不止一次地见到已经80多岁的朱光潜先生。有一天中午，在一段残垣断壁边上，个子瘦小的朱先生独自安静地坐在一块石板上，看着人来人往的学生，目光中充满了童真。据一些同学说，如果有学生靠近，先生还会拄起拐杖，走到残垣之后，采来一朵小花递给学生，弄得学生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至于季羡林先生，我自然也是见过的。他比朱先生小十来岁，当时是副校长。同学中流传着他帮看行李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新生刚到北大，因行李太多不便去办理报到手续。这时他看到身边有个穿着褪色中山装、戴着红色校徽的老人，以为他是校工，就请他帮看一下行李，老人答应了。这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第二天开全校迎新大会，这位同学才发现，昨天帮他看行李的“老校工”居然是副校长、国学大师季先生。

1984年3月，我在图书馆东门外，见到一个老师推着一辆旧自行车，与另一个人边走边聊。旁边的同学提醒我，推自行车的那人是数学系主任丁石孙。没想到，不久就听到了丁先生担任北大校长的消息。让我们自豪的是，我们毕业证书上盖的就是刻着他的大名的印章。1984年推荐海淀区人大代表时，我们班推荐了厉以宁和丁石孙。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我回母校参加活动。季羡林先生在讲话中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2003年9月，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的丁先生，兼任欧美同学会会长，我是福建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他来福建时住在西湖大酒店，我和黄金陵会长（时任福州大学校长）、郑瑜秘书长等去拜访他，谈起当年见他推自行车的事，他只是笑笑。

陆开锦毕业证书

我入校时，厉以宁先生刚好50岁，是经济系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大三时，我选修了他的教育经济学。我还听过厉老师的很多讲座。我至今保留着一本大学时专门记录听讲座的笔记本，数了一下，仅1981和1982两年，我听过厉老师的讲座不下8次。其中，厉老师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系列讲座，我听了其中的第二讲、第四讲和第五讲，即规范法与实证法，经济研究中的假设与验证，经济学家的时代感。后来，我又听过他的比较经济学系列讲座，包括比较就业理论、比较投资理论、比较出口战略、经济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古典决策理论和现代决策理论比较、当前西方经济学的动态等。记得他讲过一句话：“经济学从来就是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我把这句话作为毕业留言抄给许多同学。厉老师每次讲课，必定提前10分钟到场，在黑板上写下要讲的主要观点，讲课时往往开门见山。他的课观点鲜明，逻辑性强，充满睿智和胆识，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听他的课真是一种享受。讲到关键处，他似乎有点“口吃”，语速慢了下来，那就是我们记笔记的最佳时刻。有同学认为，厉老师的“口吃”，实际上是他讲课的一种艺术。厉老师每次讲座，因为听的人太多，阶梯教室挤不下，就经常改到办公楼礼堂举行，听众除了经济系的，理科的也不少。

陆开锦与丁石孙先生合影

最后一次听厉老师讲座是在1984年5月18日晚上，同样是在办公楼礼堂，同样是听众爆满，连讲台四周都坐满了人。厉老师讲的题目是“改革——中国的希望”。我的笔记完整记录了讲座的内容，他重点讲了五大问题。第一，改革，中国的希望。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形势有三个特点：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兴起；沿海一片，沿江一线的开发。第二，为改革者崛起而欢呼。他认为，现在改革遇到的阻力很大。改革者有三个代号：“走资本主义”、“造反派”、“神经病”。阻力来自：中国是个超稳定的经济系统；中国的教育长期以来没有培养出有创造力的人才；一些人感到他们在改革中受损失或获利不多，即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有些领导对改革口头上支持，行动上并不支持，甚至暗中反对。厉老师认为，改革实际上是两种文明的冲突，即中国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冲突。改革可能失败在两种人手中：反对改革的人；不熟悉国情的、鲁莽冒失的改革者。厉老师还认为，内向、安于现状、中庸的民族性格不利于培养新人。中国需要大量有胆识、有眼光、有组织能力的企业家。第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将在改革实践中形成。他举了几个例子，山西平原县委书记吕日周创造的“社会搭台，农民唱戏”的经验、安徽电器公司的党代表监督制、上海电机公司的厂长负责制。第四，与改革有关的若干经济问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社会集资中的股份制度、住房改革可以带来经济大发展。第五，中国改革的六大特点：实践走在理论前面；微观先行，以微观促宏观；集体促全民；农村促城市；采矿业与建筑业先行；支持改革者的是最大改革者。现在回想起来，厉老师讲的这些内容，当时是多么超前，多么深刻，多么切中时弊啊！即便现在看来，也没有过时，依旧令人警醒！

这里插一件趣事。2010年，厉老师80岁时，同班同学陈义（神州龙芯的董事长，时任综艺股份总裁）约我一起送厉老师一份礼物，一方刻上老师和师母何玉春名字的印章。厉老师古诗词写得好，何师母中国画画得好，夫妻强强合作，经常是一人作画，一人题诗。陈义说，把两人名字刻在一方印章上，可以用得着。我当时在福建省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当主任，兼任省工艺美术协会会长。陈义出了2万元钱，让我去买一块寿山石，我请福州著名的篆刻家叶林心先生（韩天衡弟子，西泠印社社员）刻好，寄去北京给陈义，陈义送给老师。没料到的是，老师一看，“厉”字刻错了，刻成“历”了。因为是篆体，弯来扭去的，此前我们都没看出来。于是陈义叫一个朋友带了印章专门飞来福州，我马上请叶林心把原来的字磨掉重刻，刻好后交陈义朋友，没想到，这个朋友在去机场路上，发现边款上的“祝厉老师八十大寿”的“厉”字也错了，却没有改过来。于是他又返回来，我又让叶林心处理了一下，还好弄好后那位朋友及时赶上了飞机。

厉以宁先生

1988年起，厉以宁老师连续担任了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从2003年起，又连续担任了三届全国政协常委。这期间，在每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我几次与厉老师见面并聊天，遗憾的是，都没有留下一张合影。

我在北大读书时，经济系除了陈岱孙、张友仁、陈振汉等老一辈经济学家，还有像厉以宁、洪君彦、肖灼基、胡代光等这样一批中坚骨干，稍微年轻一点的梁小民、高程德、曹凤岐等也已崭露头角（他们都给我们上过课，后来也都成为中国经济学界顶级的学者）。此外，在北大，我还跨系听过侯仁之、黄楠森、乐黛云等大师的课。在北大求学，最大的好处是，能够遇见中国最优秀的学者，而这些学者对学生又特别钟爱，他们不仅在课堂上讲授，有时还会在课余时间跑到学生宿舍，甚至盘腿坐在学生床上，与学生自由地交流。也许这就是古人讲的“亲炙”的生动体现吧。

每一个身处北大的人，哪怕没有得到大师的“亲炙”，但无数的大师构成的学术氛围，会给他们以巨大而无形的感染。正是大师们的智慧、良知和人格以及给予的教导与教诲，才成全了学子们后来的事业。有时会想，我何德何能，又何其有幸，能得到这么多优秀老师的栽培，同时内心又常涌起一种有负期望的情愫。老师给了我这么多，而我对社会的贡献太少了。但无论如何，老师们满怀深情的目光，永远是我前行的动力。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5期；作者为福建省文联主席、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