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官名人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徐文彬
所谓“中国早期现代化”,是指新中国成立前近代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努力过程。[1]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近代侯官名人辈出,素有“近代风流数侯官”之谚,如林则徐、沈葆桢、严复、林觉民、林永升、刘步蟾、林纾、林森、萨镇冰、冰心等,他们倡导政治变革,引领科技发展,推动军事革新,促进文化嬗变,对中国早期近代化作出巨大贡献。
一、侯官名人与早期政治现代化
近代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通过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制度,改革传统社会,使中国逐渐迈入现代化轨道。而政治变革是早期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林则徐领导虎门销烟,抵抗英国侵略,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成为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林则徐为了解夷情,设立译馆,将“所得夷书,就地翻译”,主持编辑成了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世界史地译著——《四洲志》。在深入了解西方国情的基础上,林则徐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成为开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清朝开明人士发起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号召,开展全国性变革,以挽救清朝统治,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沈葆桢作为洋务运动代表性人物,担任船政总理大臣后,建立了福建船政学堂,培养了严复、刘步蟾、林泰曾、萨镇冰等大批人才。牡丹社事件后,沈葆桢出任钦差大臣,赴台筹划海防,开矿兴工,移驻巡抚,奏请设省,成为台湾近代化的领导人与奠基者。
戊戌变法期间,林旭作为重要发起者,策划成立闽学会,并积极配合康有为组织保国会,作为“始倡董事,提倡最力”,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被光绪帝授予四品卿衔,鼎力推动变法,后不幸被害,名列戊戌六君子。陈衍著《戊戌变法榷议》十条,支持维新变法。陈季同、陈寿彭兄弟在上海创办《求是报》, “多译格致实学以及法律规则之书”,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朝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丧权辱国,暴露其无能可欺。帝国主义列强遂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半殖民化程度大大加深。值此民族危难之际,严复翻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等西方政治学名著,倡导政治变革,启迪民智,其中以《天演论》影响最大,在该书中,严复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和优胜劣汰”的原则,引起轰动,成为指导中国政治变革的经典著作,对孙中山、毛泽东等伟大革命者影响弥深,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步入20世纪,孙中山创建同盟会,号召推翻满清,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获得侯官籍志士的大力响应。黄花岗72烈士中,就有林文、方声洞、林觉民、林尹民、陈可均、陈更新、冯超骧等19位侯官籍志士。林文作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笔,发动和领导多次武装起义,被誉为“林大将军”。辛亥革命成功后,林森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首任参议院议长,组织起草了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揭露巴黎和会内幕,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唤醒国民反帝爱国热情,点燃五四运动怒火。郑振铎积极参与五四运动,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担任主编,撰写《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等系列文章,强调要建设自由民主的新社会,主张学生运动应与工农相结合。郑振铎还主编或参与《人道》《曙光》等杂志,宣传社会主义,合译《国际歌》歌词,参与李大钊领导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运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革命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侯官名人亦颇有作为。王荷波担任首届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林祥谦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英勇就义,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林可彝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学生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为彻底的民族解放战争。侯官名人为抵御外辱,浴血奋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宛平县县长王冷斋,临危受命,与日方交涉,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表中国对日宣战,其逝世后,毛泽东亲拟唁电,赞其“领导抗战,功在国家”。陈长捷率部在南口战役、平型关战役中与日军英勇作战,被誉为常胜将军。海军上将陈绍宽指挥江阴海战,粉碎日军循江而上的作战企图!保护了七十万中国陆军安全撤退以及长江下游军政机关、工矿企业向西南大后方的安全转移,为持久抗战奠定基础!同盟会元老何遂将军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坚决反对内战,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协助陕甘宁边区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解放的重大里程碑。侯官名人亦颇为活跃。郭化若指挥华野4纵与兄弟部队共同围歼黄伯韬兵团,为淮海战役胜利奠定基础。吴石、吴仲禧潜伏敌军内部,秘密为中国共产党传达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情报,为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1949年7月,吴石奉命调往台湾,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继续向人民解放军提供《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大量军事情报,被毛泽东誉为“虎穴忠魂”。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个不断探索的历史过程,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侯官籍名人孜孜不倦寻求救国真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为推动中国早期政治近代化而不断努力。
二、近代侯官名人与早期科学现代化
科学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近代侯官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学界名人,他们在不同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中国科学现代化贡献颇巨。
近代侯官籍学界名人表
法学 | 刘崇佑、王铁崖、陈体强、何孝元、陈箓、林棨、林长民、郑烈、程树德 |
史学 | 李俨、洪煨莲、郑天挺、邵循正、傅衣凌、翁独健、梁敬、王世襄、萨孟武、刘崇鋐 |
文学 | 高梦旦、郑振铎、谢婉莹、庐隐、林徽因、胡也频、林庚、王昌寿、陈衍、 陈北鸥、林传甲 |
天文地理气象学 | 高鲁、张钰哲、陈遵妫、王绶绾、陈彪、傅承义、高由禧 |
教育学 | 高凤谦、邓萃英、陈可忠 |
化学 | 侯德榜、虞宏正、萨本铁、傅鹰、高士其、田昭武、陈茹玉、林一、林东 |
物理学 | 萨本栋、傅承义、曾融生、邓昌黎、陈彪 |
冶金学 | 郭可信、陈签 |
空气动力学 | 沈元、林同骥 |
生物学 | 吴宪、邓叔群、陈騊声、王岳、郑作新、刘崇乐、赵修复、唐仲璋、林孔湘 |
数学 | 陈景润、林家翘 |
医学 | 王世真、石美鑫、许金、伍哲英 |
工程学 | 严恺,林同炎、陈体诚、严铁生、陈端柄、萨福均 |
航天技术 | 林同骅、梁守磐、萨本茂 |
航海学 | 陈嘉震 |
心理学 | 唐钺、林传鼎 |
经济学 | 刘攻芸、陈岱孙 |
翻译 | 林纾、陈承泽、罗丰禄、陈季同、郑贞文 |
哲学 | 林同济 |
新闻学 | 林白水、邓拓、陈慎言、林仲易 |
由表可见,近代侯官学界名人辈出,他们一方面构建近代学科体系,以优秀的科研成果使中国科学屹立于世界。另一方面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如陈岱孙长期执教于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桃李满天下,被朱镕基誉为“一代宗师”。 从经历来看,侯官学界名人多留学欧美,享有较高学术声望,深具家国情怀,学成归国后,发挥所长,推动祖国科技的发展。从学科分布来看,近代侯官科学名人不仅在生物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颇有作为,在人文社科领域亦人才辈出,在文学、法学等领域尤为突出。如洪煨莲、郑天挺、邵循正、傅衣凌、翁独健享誉史林,开创研究流派,对现代史学的建立颇有奠基之功。
总之,近代侯官学界名人呈现人数众多、涉及学科广、聚集若干领域等特点,他们积极吸取国外新思潮,创立新学、倡导变革,从多层面推动中国近代科学现代化。
三、近代侯官名人与早期军事现代化
近代中国频繁遭受侵略,民族危机不断加剧。军事近代化是拯救民族危亡的重要路径,唯有提高武器装备、军事能力,方能具有抵御外侮的能力,侯官名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海军是抵御外侮、捍卫海疆的关键所在。侯官名人对海军近代化的推动最为显著。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开始了近代中国海洋主权意识的觉醒,逐步形成并且发展早期的海防思想。他首倡建立新式海军,抵御外国侵略,尽管该建议未被道光皇帝采纳,却对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为福州船政局的设立埋下了伏笔。
沈葆桢首任船政总理大臣后,从英国和法国引进先进的设备、委任法国人担任监督、技师和工头,实现了从技术引进到技术独立的跨越式发展,接连创下了中国船舶史上的多个第一。如首次自主设计制造近代轮船“艺新”号、制造我国第一艘千吨级蒸汽动力舰船等。福州船政局各种船舶共34艘,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也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厂。沈葆桢因其贡献,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之父”。又如罗丰禄,他担任李鸿章英文秘书,兼任北洋水师营务处总办,曾参与北洋水师营建,奉命协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等起草《北洋海军章程》,被视为“北洋水师灵魂人物”。
晚清四大新式海军(福建水师、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有半数以上舰艇军官来自侯官。以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北洋水师为例,战舰舰长主要为侯官籍,如“镇远”管带林泰曾、“定远”管带刘步蟾、“济远”管带方伯谦、“靖远”管带叶祖圭、“经远”管带林永升、“来远”管带邱宝仁、“扬威”管带林履中、“康济”管带萨镇冰等。北洋水师是近代中国在遭受民族屈辱中努力探索、力争实现自强的产物,是洋务运动的象征,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早期军事现代化。
清王朝灭亡后,南北水师基本被民国海军所继承,侯官人继续在海军中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根据统计,1912年到1928年的北洋政府共授予海军上将八人,其中侯官籍六人。在近代风云变幻历史进程中,侯官籍海军将领凭借先进的知识、超群的能力,成为海军灵魂人物,或如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林履中等出任海军将领,指挥新式海军,浴血海疆,捍卫国家主权;或如萨镇冰、刘冠雄、杨树庄、陈绍宽等出任海军统帅,筹划海军建设、培养海军人才,倡导建造航母,创建海军陆战队,极大地推进中国海军发展。
侯官名人主导海军军事装备现代化。魏瀚、陈兆翱作为中国第一代军舰制造专家,制造大批新式军舰及近代轮机,倡导研究制造飞机与潜艇。陈兆锵主持创立中国第一所空军学校马尾海军飞潜学校、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海军飞机工程处,聘请高级专家,制造我国本土设计、研制、试飞成功的第一架飞机“甲型一号”水上教练机,将船政工业制造领域扩大到了飞机制造领域,使福州马尾担当开创中国航空业的大任。
侯官名人对近代陆军亦颇有贡献。典型代表为开国中将郭化若,他长期作为毛泽东的军事高参,从事军事理论和军事教育法的研究,军事造诣深厚,撰写了《军事辩证法》《八路军军事理论》等论文。大革命失败后,曾赴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留学,后奉命组建了人民军队的第一个工兵队、第一个无线电队、第一所炮兵学校。国民革命军方面,吴石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后在南京参谋本部任职、兼任陆军大学教官,出版的《兵学辞典》被视为“最优良之军学参考”。吴石还编写《日本作战之判断》等蓝皮书,后在淞沪会战得到验证,他成为抗战时期国内军界著名的日本通。
郭化若中将
中国军事早期现代化的过程,是与列强抗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历程。侯官名人致力于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引领近代海军,倡导空军,组建人民炮兵,对推动军事思想、军队建制、军事理论、军事装备发展意义重大,是中国军事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先驱。
四、近代侯官名人与早期文化现代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根基、活力之源。
近代侯官名人思想开明,积极引进西学,推动传统文化转型。严复作为近代精通西学第一人,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自然科学等知识介绍到中国,并吸收了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结合翻译实践经验,确立“信、达、雅”的原则,至今仍被翻译界所尊崇。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十几个国家的作品,译文简洁、隽永,深受时人喜欢,被胡适誉为“自司马迁以来,未有如先生者”。严复、林纾翻译作品影响深远,有“译才并世数严林”之称。
陈季同长期旅欧,精通法文、英文、德文和拉丁文,翻译《拿破仑法典》等著作,使国人得以深入了解法国的法律。其弟陈寿彭,精通日语、法语,翻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淡巴菰栽制法》等著作,并将《红楼梦》《聊斋志异》译为法文,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陈寿彭妻子薛绍徽颇富才气,精通词令,虽不谙外语,但通过其夫转述,翻译作品颇多。1900年,她与其夫合译《八十日环游记》,使科幻小说首次传入中国。她还系统翻译《外国列女传》,向国人首次介绍西方女性著作,因其成就,薛绍徽被视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女翻译家。罗丰禄出任驻英公使兼驻义(意大利)、比(比利时)公使,在工作之余,他凭借过人的英语才能,翻译颇多外国作品,其译文“即巧且妙”,尤其是《海外名贤事略》《贝斯福游华笔记》颇有影响。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运动,侯官名人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严复、林纾译著为时人开启追求自由平等新思想的大门,对陈独秀、胡适、鲁迅、巴金、叶圣陶等人影响深远,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功不可没。郑振铎倡导新文化运动, 认为文化工作者应该向马克思和列宁学习“实践的精神”和“彻底坚决的态度”,其文学作品清新自然,颇富思想性与艺术性。
教育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文化的重要驱动力。侯官名人大力推动中国教育且颇有作为。1904年,张亨嘉就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勉励“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开辟学舍,延揽人才、选定课程。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为首任校长,主持教学改革,归并了科目;开设西文课程,介绍欧美文化。他作《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迫使北洋政府否决停办之议。1897年,林启任杭州知府后,遂创办求是学堂,林启聘请美国教士王令赓为正教习,倡导“学术救国”,并资送高材生赴日留学,求是学堂成为全国各省城最早创办的新式学堂。此后林启又创办蚕桑学院、养正书塾,开启浙江教育新格局,培养大批新式人才。陈宝琛亦在福建兴学育才,提倡引进西方的科技和技术,创办全闽师范学堂,与林纾等人联合创办苍霞精舍,开福建近代新式教育之风。
现代化是一场整体性历史性社会演进,是政治、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变革的历史进程。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侯官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才,成为颇为典型的地域现象。侯官名人贡献如斯,除深厚的历史底蕴外,亦因其处在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交界带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开埠之后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碰撞之处,人们敢为天下先、能为天下先。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6期,作者为闽江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注:
[1]虞和平:《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全球史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笔谈(一)》,《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第4页。
[2]《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