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侯官”文化

周至杰

山的涵养，海的浸润，在千百年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福建山海形胜的文化景象。福州作为福建的首府，而闽侯又作为府治的中心，像极了承载这一文化景象的明珠，闪耀在东海之滨，历千年而熠熠生辉。这一景象究其实质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温文尔雅、兼容并包的内核，在数千年的中华民族交融中，接纳并浸润了热情奔放、开拓进取的海洋文明，逐渐形成了福建特色的地域文化。

    一、“侯官”的前世今生：山海名片

1、“侯官”之名始。

闽侯县历史悠久，其前身为侯官县和闽县，其名之由来以及官府建制在多部史籍中均有记载。宋代梁克家所著的《淳熙三山志》，明代陈道监修、黄仲昭编纂的《八闽通志》，明代王应山所著的《闽都记》等史籍均记载了西汉时期闽侯地区就建立县制，是为侯官县。汉后，虽然侯官县县域在历史上曾多次重新规划，先后划分出闽县、原丰县等。但最终闽县和侯官县在1913年进行合并，遂有今闽侯县。侯官中的“侯”本作“候”，清以后通作“侯”。“候官”本是官爵名，后改作地名。侯官作为地名始于汉，据清郑祖庚《侯官县乡土志·侯官县建置沿革考》记载：“后汉省冶县，非省也，该县名也，见下。改为侯官都尉，侯官之名始此。”

2、“侯官”之域变。

先秦时期闽侯地区尚未有正式建制，夏商属扬州地区，周时属七闽地，春秋属越国，战国属闽越国。多部地方志对于先秦时期闽侯地区建制的考证史料均来自《周礼》。《周礼》中记载：“七闽荒服，掌于职方。”因此，在早期有关福建的地方志中都沿用《周礼》中的记载。《淳熙三山志》载：“职方掌天下之图与其地，七闽与焉。七者，所服国数也。”《闽都记》则直接引用《周礼》原文。《八闽通志》载：“闽地之见于载籍，昉自周职方氏。”据以上史籍记载，此时，闽侯地区统归为七闽地，主要由周的七个属国管辖。从考古学角度考证，此时该地区确已产生了灿烂辉煌的远古人类文明，出现了昭示“七闽八荒”的方国青铜文化。大量考古遗存的出土从侧面印证了《周礼》中关于七闽地的相关记载。

秦时，闽侯地区归闽中郡管辖。此说法主要来自福建地方志的记载，据《八闽通志》载：“秦变古法，始郡县天下；闽虽为郡，犹弃不属，降君长而已。”但《淳熙三山志》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既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乃使尉屠睢平百越，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可见并无对该说法的明确记载，只是明确了该地属闽中郡管辖。到汉初刘邦称帝后，中央政府正式将闽侯地区转变为实际管辖地，设立正式建制，归闽越国管辖，同时将闽越国的都城设在此处。据《淳熙三山志》载：“高帝五年（前202），封无诸为闽越王，王故地，都冶。”同时在《八闽通志》中也有类似记载：“汉高帝五年，封无诸王于此，是为闽越国，都冶。”

无诸去世后，闽越国地区发生叛乱，随后由汉武帝派兵平定叛乱。《闽都记》记载：“孝昭元始二年（2），闽越遗民自立冶县，属会稽南部都尉。”可知至西汉元始二年，此地正式建立县制，是为冶县，归会稽郡管辖。这是福建政区建制上出现的第一个县。《闽都记》记载：“光武建武二年（26），改冶县为侯官都尉，仍隶会稽。”侯官一名在东汉时出现，由于东汉时尉所北迁，留其下属侯官驻镇冶地，因此又称“东部侯官”或简称“侯官”，直至东汉建安元年（196）冶县正式改名侯官县。

晋南北朝时期，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晋太康三年（282），闽地从建安郡划出部分地，又立晋安郡，晋安郡设立之后，侯官正式归其管辖。据《闽都记》记载：“晋太康三年，升侯官县为晋安郡，以严高为刺史，徙居今城，领安丰、新罗、广平、同安、侯官、罗江、晋安、温麻八县。”此说法在《八闽通志》和《淳熙三山志》中也得以证实，《八闽通志》记载：“晋太康三年，始以侯官、东安为晋安郡。”《淳熙三山志》中也记载：“晋太康三年，始以侯官为晋安郡。”随着归属建制的变化，侯官县这一时期在县域管辖范围和名称上发生变化。据《八闽通志》记载：“本汉侯官地，晋太康中，析置原丰县，属晋安郡”，“晋太康三年，升为晋安郡，领原丰，即今闽长乐、淮安、福清等县。侯官，即今侯官、古田、闽清、永福、福安县地”。可见此时，侯官县域被一分为二，分别是原丰和侯官，侯官所管辖的地区在西，原丰所管辖的地区在东。

开皇元年（581），隋朝建立。开皇九年（589），隋军南下灭陈，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改东部侯官为原丰县。据《八闽通志》记载：“隋开皇十二年（592），改为闽县。”

秦、汉、晋、隋、唐以来，福州作为“八闽首府”，先后设治为闽中、东冶、建安、东都、闽州、长乐、闽县等。据《八闽通志》记载：“唐武德八年（625），置都督府，领泉、建、丰三州，贞观初废丰州，并入泉州，景云二年（711）改泉州为闽州都督府，开元十三年（725）改为福州都督府。”至此，到唐开元十三年，福州都督府正式设立。这是“福州”定名的最早年份。宋代以后，几经更名，于恭宗德祜二年（1276），曾作为南宋流亡朝廷的临时首都，升名为福安府。元代仍改称福州府，福州的城名才稳定下来，一直沿用至今。在福州治下的闽县于唐武德六年（623）再次析置出侯官县，县治在州城西南面，即今天闽侯县上街镇侯官村。唐贞观五年（631），侯官再次并入闽县。随后在唐朝时期，闽县与侯官县多次析出合并，最终，闽县与侯官县的设署均归福州直辖。这奠定了闽侯作为“八闽首邑”的基础。

宋代，闽县再次分出怀安县。直至明朝，怀安县并入侯官县。此后直至民国前，闽县、侯官县并存格局基本稳定。民国二年（1913），闽、侯官两县合并，定名为闽侯县。民国三十三年（1944），为纪念林森，闽侯县改名为林森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林森县复名为闽侯县。1958年，闽侯县由福州市管辖。1970年至1973年，闽侯县改由莆田管辖。1973年至今，闽侯县由福州市管辖。

    二、“侯官”的史迹图景：山海形胜

独特的生态环境，漫长的历史演进赋予闽侯这片土地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遗产，遗留下数量丰富、类型各异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瑰宝。

1、海史掠影，追寻海洋文明。

东海之滨，闽在海中，海以滋养万物，造福万物，闽人的生命与海洋息息相关。最初，海洋孕育了闽人的生命。闽海交界处的闽侯县昙石山遗址，发现了最早期古先民的遗迹，用于捕捞的渔网坠具陶石坠、由大海蛎壳制成的蚌壳双孔耜，厚达3米的蛤蜊壳、贝耜堆积层，五千年前的古先民们依海为生，以石、贝为生产生活用具，从事着猎捕生产。此后，闽人山行水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享舟船之利，海洋更加自然地流入了闽人的生活。东汉时期，闽地成为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口岸，在冶都始设东冶港，“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途经于此，乃至汉晋，形成专门对外交往和贸易的“建安海道”。三国时，吴国大力发展造船和海上运输，侯官成为吴国的船业中心，闽商乘着温麻船、五会船和五帆船，装载着物资万斛以上，积极地与海外文明进行贸易往来，可谓“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唐以后，福州港成为三大贸易港口和重要造船基地之一，已经可造“千斛大舟”，鉴真东渡日本之舟便是购于福州。为进一步发展海上交通与贸易，闽王王审知下令凿除闽北黄崎海道之巨石，开辟甘棠港，自此船舶往来如织，“货物充斥，填郊盈郭。商贾拥挤，摩肩击毂”，引起国际贸易繁盛，海运蒸蒸日上。海港兴盛，海路畅通，造船技术亦与日俱增。宋元之后，形如鱼尾骨的“福船”遂得以问世，这种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刀”“高大如城，吃水一丈一二尺”，足以到达更广袤的海洋。

明清以后，受到海禁政策限制，造船航海业虽呈消弭之势，闽人仍凭其舟船之力，积极地向海外寻找出路。明末起，闽人就已规模化地走上台湾岛，在台湾收复且纳入福建行政管辖后，闽人更是在合法条件下大规模入台，至乾隆光绪年间，闽人迁台呈现出新的高潮。如今，东南地各地皆布满闽之移民。

2、山野遗珍，传承耕读记忆。

负山面海的闽地，既由海生养，亦蒙山野之利。山中的闽人以耕养读，以读馈耕，且数千年延续不断。古往今来，闽士辈出，遗留下了一个个耕读文明的履痕。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昙石山时期，闽族先人就已经出现原始的耒耕农业，黄土仑遗址中出土了鼓形器物，用以祭祀崇拜掌管农事的神灵，农耕已然占据闽人生活。农耕兴盛之下，好学之风渐起。闽越考古出土了大量瓦板，印文多字，有被隶定为“闽”之初文的“虫”字，更有“万岁未央”和虎凤纹“万岁”瓦当等。西晋末年衣冠之家南渡，昌国郡太守阮弥之到闽始设学校，晋平太守虞愿在郡立学堂，教子弟，在历朝官员的教化兴学下，闽教旧俗渐移，文教渐兴。唐以后，官学教育体系逐渐趋向完整，除设四门学以外，各处广设庠序，使州有州学，县有县学，向学之风转向科举，呈“俊造相望，廉秀特盛”之景。官学昌盛之余，精舍、书舍、乡校、家塾、学堂、书院、义学等私学也相继全面盛开，官私一体，闽地科举人才济济。侯官凤山书院、陶南书院、文山书院等培育出代代文人贤士，两宋时期闽中进士者2000余人达全国之最，成为无可争议的人才荟萃之奥区。位于闽侯青口镇大义村的“如意状”墓群中葬有陈叔刚、陈叔绍等九位进士，中有八人官居四品以上，可谓“四世九登黄甲，一门八授豸冠”，一门显贵，家声冠闽，被冠以九条金带；尚干镇明代大中大夫林豫斋墓，墓前石坊刻有“恩荣”和“两平盐政”；清代进士陈璧，历任内阁中书、御史、大仆寺少卿、顺天知府等职，其故居群位于南通镇，至今保存良好。勤耕立家，耕读传家，宗祠是供奉祖先或先贤之场所，为后世子孙族人传家、维系之核心。南屿镇的林宗祠为六朝大老林春泽家祠，官南京刑部郎中、贵州程番知府，其子、孙分别授官户部右侍郎和工部右侍郎。祠堂内重塑三人身着朝服坐像，梁悬木匾“翠旗衍秀”。南通镇江山陈氏支祠为侯官人陈烈首倡，其人性孝，讲究道德修养，重视读书静养工夫，在家乡建翁山书院，执教讲学，从者数百人，取名“江山第一楼”。

    三、“侯官”的精神图腾：山海交融

我们所熟知的林则徐、严复、方声洞、刘步蟾、林觉民、陈梦雷、沈葆桢等大批名人均为侯官或闽县人。自古以来，闽侯盛行崇文重教之风，孕育了无数文人才子、革命先驱，他们对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被载入史册，为后人所传颂，形成了代表耕读文明的“保家卫国，舍生取义”的爱国情怀，代表海洋文明的“积极进取，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山海交融下的“重文兴教，务实笃行”的人文思想。

1、“家国情怀”的爱国主义精神。

传统士大夫忠义两全，南宋后期名臣陈德才兼备、文武双全，带兵大捷于宋金两淮交战中，是为一代抗金名士；明嘉靖兵部尚书张经多次歼灭倭寇，保沿海安宁，取得“军兴以来东南战功第一”；明朝末年士大夫曹学佺志节坚贞，明朝灭亡后在福建组织抗清活动，兵败后留下“生前单管笔，死后一条绳”之绝笔联，以身许国。

近代以来，侯官人继承先人遗风，精忠报国，舍小家保大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开眼看世界，是近代首倡海防和海军建设思想的先驱，深知“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其女婿沈葆桢以船政兴国，勤廉自许，打造海军基地，自造蒸汽舰船，兴办船政学堂、派遣青年留洋，对中国近代海防贡献突出，也为守御经略台湾奠定基础。海军英才侯官人林履中、刘步蟾、林永升、林泰曾（林则徐胞弟孙子）等赴欧学成归国，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军官，任职北洋水师，管带舰艇，在中日甲午海战中驱敌守土，坚守阵地，奋勇抵抗至最后，壮烈殉国。

民族危亡之际，侯官人亦舍身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奔走探寻振兴强国之道。“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积极推动维新变法运动，参与新政，为保维新，身先士卒，英勇就义，时年23岁，是为六君子中最年轻的一位，且未留下后嗣；为图变法革命，黄花岗起义前林觉民写下诀别信《与妻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句句衷肠，心系天下，舍身就义；方声洞留下绝笔信《禀父书》，“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字字出肺腑，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终成仁蹈义；方声洞、方君瑛、方声涛家族同辈中有六人都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投身革命，“举族赴义”。

工人运动的先驱林祥谦，领导二七大罢工，不畏强暴，宁死不屈，惨遭杀害，推动无产阶级站上历史舞台；侯官先后有数百名革命烈士牺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保境安民……士无显晦，皆由爱国而申其怀抱，因忠贞而寿诸篇简，故其精魂不灭，英风长在。

2、“开拓进取”的改革先锋精神。

明清两代均与琉球建立着长期的贡属关系，侯官人齐鲲、林鸿年、赵新（清末名臣梁章钜女婿）曾先后任“册封使”出使琉球进行考察访问，活跃了海上商业贸易，增强了对外经济交流。在晚清近代变革创新的浪潮中，侯官人勇向潮头立。林则徐敢为天下先，超越了传统儒家士大夫的思维定式，“兼听并观”，广泛探索了解国外文化和技术，积极推动学习和翻译西方知识，培养出了冯桂芬等一批“洋务运动”的生力军；近代“陆军之父”曾宗彦曾上书主张改革军事，学习西法，训练新军。福建船政学子严复留学英国，留心考察西方社会制度，翻译西学名著启蒙振疲，先后任北京大学与复旦公学校长，“兼收并蓄，广纳众流”，改革旧式高等学堂。林白水大力倡导白话文，创办近代报刊，主张“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笔挟风雷、刚正不阿、醒民救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鼓与呼，开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一代风气之先；其胞妹林宗素亦是力主并争取女权的倡导者，极力宣传民主平等思想，为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锋……侯官人始终保持对理想信念的激情和执着，不仅是一个人在战斗，更是聚成群体，自觉担当，坚定自励，精神长存。

3、“崇文重教”的人文主义精神。

随着福建经济的开发，到唐宋年间，文教兴盛，主政闽中者大力施行教化与兴学活动，终唐之世，闽中计有56人，侯官人近半，有唐朝翰林院崇文馆大校书黄璞“一门五学士”的盛况；宋初，侯官官学私学并举，更有侯官人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并称“海滨四先生”，倡导儒学，推崇心性，开宋代新儒学之先声，为后来的理学导夫先路。明清时期，朝廷继续倡导儒家传统教育，侯官县学、书院不断发展，培养出一批优秀科举人才，闽县、侯官县作为省城倚郭之县，中科第者尤众，因有“科举之城”的美誉；明代闽县濂浦林氏家族，“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三世为祭酒”；侯官曾氏，自曾晖春后，一门“四世七进士”；郑鹏程家族“四世五进士三翰林”；清代闽县叶氏，自叶观国后出现“六世八翰林十二进士”的奇观……人才济济，不胜枚举。

近代以来，思想革新，教育转型，侯官重教崇学之风不败，人文依旧鼎盛。“译才并世数严林”，翻译家严复、林纾通过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天演论》和《巴黎茶花女遗事》等西学著作，于翻译中寄托启牖民智的抱负；新文化运动中，商务印书馆创刊《法政杂志》，林觉民的堂兄林长民参与了创办与编辑，林长民曾从教于林纾与林白水，学习国学、西学与新学，开明的教育观念也深刻影响了林家的后代。林长民之女林徽因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杂志》的编委之一，也是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此外，心理学家、翻译家唐钺担任过《教育杂志》的主编，他们共同促进了我国文化传播与教育事业现代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近现代福州人才辈出，陈宝琛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亦功不可没，心系闽省新式教育发展，其妻王眉寿也在福州开创女学，倡导女子教育，开拓了福建现代女子教育事业的先河。

千百年来，侯官人杰地灵，文化名人辈出，璀璨夺目、流芳千古，一代代侯官人在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中一次次铸就辉煌。峥嵘岁月，风雨兼程，侯官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栉风沐雨，弦歌不辍，砥砺深耕，笃行致远，育栋梁之材，在与时代的同频共振中，书写属于侯官的光辉华章。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6期，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