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禅师与日本文化
薛 菁
隐元（1592—1673），俗姓林，名曾昺，号子房，法名隆琦，明万历二十年（1592）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万安乡灵德里（今上迳乡）东林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辍学，以耕樵为业。因生“慕仙佛之念”，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在福清县黄檗山万福寺正式剃度出家，拜鉴源禅师为师，受法号“隐元”。明崇祯九年（1636），隐元禅师继鉴源、慧隐之后任黄檗山万福寺法座，成为临济宗第32世传人，时年46岁。此后，隐元督理黄檗山万福寺达17年之久，期间，他“大振临济之风，中兴黄檗之道”，被誉为“黄檗中兴之主”，黄檗寺也因此成为当时东南沿海一大名刹和临济宗之重镇，门下之盛，无与伦比，以致扬名日本。清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十日，隐元禅师受日本长崎兴福寺住持、中国杭州僧人逸然禅师的邀请，率领弟子独言性闻、慧林性机、大眉性善、惟一道实、独吼性狮、独湛性莹、南源性派、雪机定然、古石性荣等30多人从黄檗山前往厦门，六月二十一日从厦门乘坐郑成功的船只扬帆东渡日本，同年七月五日抵达长崎。
隐元禅师东渡日本，不仅创立了日本黄檗宗，传播了佛学经义，而且还带去了中华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涉及思想、建筑、雕刻、绘画、书法、篆刻、音乐、茶道、印刷、医学以至衣食住行与日常生活等诸多内容，这些被后世日本学术界综称为“黄檗文化”，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黄檗样式”成为日本江户时代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时至今日，黄檗文化在日本仍无处不在，有迹可循。
一、宗教文化——日本黄檗宗
由黄檗山开创所象征的中国禅文化的东渐，对日本禅宗文化影响至深。
早在隐元禅师抵达日本前，他所刻印的《隐元语录》二卷随商旅往来传到日本，在日本僧界广泛传播。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曾说：隐元“盛名久为留居日本之长崎中国僧人间所宣传，且其在中国开版之语录，当彼未来日以前，已传至日本，日本禅林中，最隆盛的京都妙心寺（日本临济宗本寺）派下僧侣，多购读之。故其来日，在禅界当然为空谷足音”[1]。
清顺治十一年（1654）隐元东渡日本弘法，先后在长崎崇福寺、摄津（今大阪）普门寺传法。1658年11月，隐元禅师带领诸弟子到达江户，拜见将军德川家纲。翌年六月，隐元禅师受赐山城（今京都）宇治地方的土地，开始着手策划在此地建寺。1661年工程结束，以故乡万福寺的建筑格局为模式，同样命名黄檗山万福寺，开创日本黄檗宗。从此，“隐元禅师的盛名宣传于（日本）诸宗之间”[2]，黄檗山万福寺亦成为日本黄檗宗之祖庭。在日本20年，隐元受到日本社会各阶层敬仰，上至日本天皇、公卿、贵族、武士，下至普通百姓，纷纷皈依隐元门下，他开创的“黄檗宗”成为与日本佛教临济宗、曹洞宗鼎立的三大宗派之一。一时间，日本朝野名流皈依者甚众，名气颇大。日本学者村上专精在其著《日本佛教史纲》中称：隐元禅师的光临，打破了德川幕府初期禅寺的沉寂局面，黄檗宗的成立，进而挽回了临济宗、曹洞宗的局势，“隐元禅师来日本还不到一年，他的道声已传遍东西，似乎有把日本禅海翻倒过来之势”[3]。
他“在长崎兴福、崇福两寺讲法时，自曹洞之铁心、独本，临济之独照始，以及铁牛、铁眼、潮音等诸学僧，亦相次趋其门下。妙心派下之龙溪、秃翁、竺印等，异常惊喜，竟迎隐元至妙心寺焉”[4]。继隐元开山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黄檗山万福寺的住持多为中国僧人出任，而福州僧人慧林性机、高泉性潡、千呆性安、灵源海胍先后为第3代、第5代、第6代、第9代住持。直到1740年（元文五年）4月，幕府特召龙统（名元栋，大阪人）继承法席，是为日本人主持黄檗山的开端。[5]
清康熙十二年（1673）隐元在日本去世，为纪念隐元在日本立宗传法活动，日本天皇先后授予他“大光普照国师”“佛慈广鉴国师”“径山首出国师”“觉性圆明国师”“真空大师”“华光大师”等称号，并将每年的4月3日定为“隐元日”。2022年（日本令和四年）2月25日，日本皇室为纪念隐元禅师圆寂350周年和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50周年，第七次为其加封谥号“严统大师”。
目前日本佛教界崇奉黄檗宗的达2500多万人，寺院500多座。[6]
二、建筑与雕刻
隐元禅师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中，寺庙建筑、佛像雕刻是最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隐元禅师在宇治创建的万福寺，建筑风格纯用中国式，雕工也来自福建，以泉州雕塑巧匠范道生（1635—1670，字石甫，别号清源山人，晋江安海人）最有名。他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为新万福寺雕造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十八罗汉、弥勒、达摩、观音、伽蓝、韦驮等佛像，所造佛像雕工精巧，颇具神韵，深受隐元禅师喜爱，称赞他“不愧为名门后裔”。这些佛像，至今仍完好地珍存在万福寺中，供人膜拜。日本宽文三年（1663）十一月初四日，隐元禅师72寿辰，其门下诸弟子请道生为老和尚雕造瑞像。道生用西域木雕造隐元坐像，高1.61米，栩栩如生，安置在万福寺开山堂，至今仍供人瞻仰。道生所造佛像风格古朴，各具神采，生动、逼真，其高超的雕佛技艺，震动日本佛学界，对日本雕塑艺术深有影响。许多黄檗宗寺院聘请他雕塑佛像，或派人摹仿他的风格，依样塑造。随后他接受长崎崇福寺的聘请，为该寺塑造佛像。道生在日本所雕造的佛像，日本人民一直视为国宝，成为中日人民友好的象征。此外，长崎崇福寺还藏有木庵法师（泉州人，继隐元之后黄檗山第二世住持）作画、范道生镌刻，用以印施的准提观音图刻版。范道生在日本雕塑佛像虽然只有六年的时间，却通过雕像见证了日本黄檗宗的开创，也开启了日本佛像雕刻的历史新纪元。日本万福寺的宝藏院还“收藏有六万多件黄檗宗铁眼禅师版的雕刻版，其中使用的都是中国的‘宋体字’，日本僧俗文人却称这种由明末东渡的黄檗僧人传入的字体为‘明朝体’。现在流行的日本文字中的汉字就是以这个‘明朝体’文字为原型”[7]。
此外，黄檗宗寺院使用的唐音，即明代官方汉语语音，直接影响了江户时代日本的唐话学（研究中国话的学问）。当时的文人，特别是日本的汉学家，都对黄檗唐音有浓厚的兴趣，在日本学界流行《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等唐本稗史小说，直接或间接对日本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学术上形成日本长崎派，“主张直接读者亦由是而起”，江户后期的儒学家、古文辞家荻生徂徕（1666—1728）即是其一。他深受黄檗文化影响，提出了“读汉文者不应用以前之和训倒读法，应以唐音直接读为合理，且易见功”[8]。
值得一提的是，黄檗文化东传日本，对日本书法绘画以及医学流派亦有很大影响。黄檗禅僧独立性易便是重要代表。独立，原名戴竺，字曼公，在明时著有《永陵传信录》《流寇编年录》《殉国汇编》等。悲明之亡，于1653年进入日本，以58岁高龄为隐元弟子，改名宗易，字独立，“诗文、翰墨、篆刻、医术等，无所不通。老中松平信纲深服其才德，长崎人高天漪（深见玄岱）传其书法，有名于世……又如世称为近世唐式书法第一人之北岛雪山，曾就明人俞立德学文徵明之笔法，一方面又学于独立。后传其学于细井广泽，绘画以长崎崇福寺之开山超然为最优，传之于渡边秀石释道光（河村若芝）开近世汉画之基”。此外，独立还长于篆刻，传法于高天漪。唐式书家细井广泽亦曾就千呆高泉等学印刻。独立最精医术，传其术于池田正直、高天漪、北山道长等。正直为第一高足，所传者有生理病理之图七种及六部九卷之书，其中以痘科之《痘科键》最著名，池田氏由是大显于世。[9]独立禅师因此在日本被尊为“治痘术始祖”而备受尊崇，每逢其忌日，许多医者都前往黄檗山祭奠。
三、茶道与料理
茶道是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带去的宝贵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众所周知，日本是中国茶文化传入最早的国家之一，在日本有关茶的最早记载可以从奈良时代（710—794）的文献中找到。在15世纪日本“茶道”最终确立之前，日本的茶文化是伴随着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演进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创造出的茶的制作工艺及饮用方式等都逐次波及日本,日本茶文化总体上是对中国茶文化的一种移植和模仿。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日本的茶道保留了中国茶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最终“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唯美主义的宗教，即茶道”，“居家陈设以及生活习惯、服饰和烹饪、瓷器、漆器、绘画，乃至日本文学本身，都深受茶道的影响”。[10]正所谓“茶道发源于中国，光大于日本”。
日本茶道分为抹茶道与煎茶道两种。人们普遍认为，日本抹茶道来源于中国的唐宋年间，煎茶道来源于中国的明代。
1. 日本抹茶道的历史发展。
日本抹茶道形成于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时期。这一时期的茶文化，是以嵯峨天皇（786—842，日本第52代天皇，809—823年在位）、永忠、最澄、空海为主体，以弘仁年间（810—824）为中心而展开的，构成了日本古代茶文化的黄金时代，学术界称之为“弘仁茶风”。弘仁年间是唐文化盛行的时代，茶文化是其中最高雅的文化。嵯峨天皇经常与空海在一起饮茶，他们之间留下了许多茶诗，如《与海公饮茶送归山》。这一时期的茶文化，无论从形式上还是精神上，可以说是完全照搬陆羽的《茶经》。
镰仓时代（1192—1333）初期，日本临济宗的开山祖师荣西禅师（1141—1215）两度入宋，学习禅门南宗佛法。他不仅潜心钻研禅学，而且亲身体验了宋朝的饮茶文化及其功效，同时将宋茶引入日本。他从中国“带回的新茶籽在三个地方种植成功，其中一处至今仍享有出产世界顶级好茶的盛誉，那就是京都附近的宇治市”[11]。随着南宋禅学在日本迅速传播开来，中国宋代的饮茶礼仪及理念也在日本得到了蓬勃发展，而荣西根据他在中国的体验和见闻用汉文写成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该书的问世，进一步推动了日本饮茶文化的普及，导致三百年后日本茶道的形成。因此，荣西既是日本的禅宗之祖，也是日本的“茶祖”。
室町时代（1333—1573）受宋元“点茶”的影响，日本出现模仿宋朝的斗茶热潮。特别是在室町时代前期，豪华的“斗茶”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但是，与宋代文人们高雅的斗茶不同，日本斗茶的主角是武士阶层。1489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1453—1473在位）隐居京都的东山，在此修建了银阁寺，并以此为中心，产生了“东山文化”（相对于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在京都的北边兴建的金阁寺并以此为中心展开的“北山文化”而言），这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是日本传统的贵族文化、武家文化及僧人传播的宋元文化与新兴的庶民文化相融合的复合文化。正是在足利义政的大力支持下，日本的茶道最终形成。当时，“所有伟大的茶道大师都是禅门弟子，他们努力将禅门精神汇入现实生活”[12]。这期间，大德寺一休和尚的弟子村田珠光将禅宗思想引入茶道，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草庵茶风（人们普遍把“草庵茶”视作后世日本茶道的出发点），为日本茶文化注入了内核，从而将日本茶文化真正上升到了“道”的地位，饮茶开始由一种娱乐形式提升为一种艺术、一种哲学、一种宗教，即“道”的层面，正所谓“茶汤之中亦有佛法”。之后，武野绍鸥（1502—1555）将日本的歌道理论中表现日本民族特有的素淡、纯净、典雅的思想导入茶道，对珠光的茶道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为日本茶道的民族化、正规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武野绍鸥的另一个功绩是对弟子千利休的教育和影响。
千利休（1522—1592）生活在日本的安土、桃山时代（1467—1585）。室町幕府解体，武士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群雄中最强一派为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系统。群雄争战，社会动乱，却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发达，融艺术、娱乐、饮食为一体的茶道便受到空前的瞩目。宁静的茶室可以慰藉武士们的心灵，使他们得以忘却战场的厮杀，抛开生死的烦恼，所以，静下心来点一碗茶成了武士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战国时代，茶道是武士的必修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千利休在继承村田珠光、武野绍鸥的基础上，深化了草庵茶的内涵，使茶道摆脱了物质因素的束缚，还原到了淡泊寻常的本来面目上，茶道升华为“茶禅一味的境界”。千利休曾说：“草庵茶的第一要事为：以佛法修行得道。追求豪华住宅、美味珍馐是俗世之举。家以不漏雨、饭以不饿肚为足。此佛法之教诲，茶道之本意”。[13]
总之，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期，日本学习和发扬中华茶文化，民族特色形成，日本茶道完成了草创。由村田珠光奠其基，中经武野绍鸥的发展，至千利休而集大成的日本茶道又称抹茶道（有别于煎茶道），已完全融入日本本土文化，成为日本茶道的主流。
此外，以东山山庄庭园为代表，产生了书院式的和风住宅，因此形成了日本庭院特有的形式——枯山水，日本美学意识得到发展，追求禅的幽玄和寂静，重视主观性、象征性成了日本美学的主流。日本茶道因此被称作“侘茶”，“侘”日语音为wabi，有“幽寂”“寂静”“闲寂”的含义。
2. 煎茶道的发展。
“煎茶”二字最早出自中国唐代大茶圣陆羽的《茶经》，不过日本的“煎茶道”却与唐代的煎茶全然不同。日本煎茶道形成于江户时代（1603—1868）中晚期，在文人墨客间十分流行，为日本茶文化中的文士茶。明治时代（1868—1912），日本煎茶道得到广泛普及。这要归功于隐元禅师。隐元及其弟子将中国已经普及的叶茶带到了日本，最初用沸水煎煮，在日本被称为“煎茶”。
隐元禅师对日本茶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将瀹茶法（亦称泡茶法、撮泡法，是将茶置茶壶或茶盏中,以沸水冲泡的简便方法）以及明代的文士茶风带入日本，不仅为日本带来喝茶方法的变革，更带来观念的革新：有别于相对严苛繁琐，且仅在贵族或武士间风行的抹茶道，逐渐发展为士农工商皆能参与的煎茶道。正是在隐元禅师与其黄檗禅僧们的倡导下，煎茶法才开始在日本得到真正的普及，打破了日本抹茶道一枝独秀的局面。隐元禅师被日本称为煎茶道的精神始祖，日本人把煎茶称作“黄檗煎茶”。隐元禅师带去的明代饮茶方法，经日本卖茶翁柴山元昭（1675—1763）的努力，渐渐形成了日本煎茶道，再经大阪花月庵的田中鹤翁（1782—1848，师从卖茶翁之弟子闻中净复禅师）、京都的小川可进（1786—1855）以及历代日本文人精心培育提升创见，最终在江户末期形成了煎茶道的仪流。有学者称：闻名遐迩的日本煎茶道则是在日本已有茶道文化的基础上，融合隐元禅师带入的明清茶文化发展而来的，“具有黄檗禅宗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双重特点”[14]。
煎茶道自形成以来就以幸好自由精神、不拘泥于单一形式而被文人墨客所喜爱，提倡“让茶回归自然”。对自由的精神追求最早由卖茶翁所提倡，正如他在诗中写的“茶只清心德似仁”。道德的最高标准是仁爱，茶道的根本核心是清心。对于茶道，他说：“智水满于内，德泽溢于外之余，始及于风雅茶事。”他把文人修养的诗乐等与饮茶的趣味统一起来，由此培养了一个以卖茶翁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其中，上田秋成（1734—1809）的《清风琐言》对于煎茶精神形象的确立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从精神上进一步加强了文人与煎茶的关系。
煎茶道不像抹茶道那么繁复华美，它尊重美，但以简洁为美，提倡“和敬清闲”的理念，与抹茶道“和静清寂”一字之别的“闲”，体现了煎茶道注重的是轻松愉悦的煎茶过程。如日本有名的小笠原流煎茶道则是以礼法为基础，追求真正的以茶修身，提出“以诚为贵，莫求技巧，莫夸华美，朴实无华亦文雅，勿以我心为师、做心之师”的五戒条，与“不勉强行事、不多余行事、不草率行事”的实操准则。在煎茶的过程中，关注的是心灵的感悟和超然无我的精神追求。
为了纪念隐元禅师的贡献，日本煎茶道总部便设在由隐元禅师所创建的京都宇治黄檗山万福寺内，位于寺院东南部，而寺院著名的“卖茶堂”和“有声轩”均坐落此处。东南角的长廊旁种着黄檗树，长廊上挂着日文书写的卖茶堂和有声轩介绍文。右边走廊内的小休息室是卖茶堂，里面供奉着煎茶道的始祖卖茶翁的塑像。卖茶翁晚年于洛东、洛北的名胜地自设茶席，一心不乱地为过往行人煎茶，并终此一生，由此形成了煎茶道的流派。有声轩是一座为煎茶道而设的庭园，由太湖石、芭蕉、梧桐以及竹子，构成了一座充满煎茶道韵味的庭园。
据悉，从1955年开始，全日本煎茶道联盟每年5月第三个周末在日本京都万福寺举办“全国煎茶道大会”。各县府市地各流派，汇聚黄檗山，开展茶会，宣扬茶道。煎茶大会所采用的茶礼、仪轨均为隐元禅师时期的“黄檗模式”，连第一杯茶用的“母水”，都是取自福建福清黄檗山的“唐泉”,寓意“饮水思源”。
3. 普茶料理。
隐元禅师将煎茶道带入日本的同时，一并带入了相应的“普茶料理”，换而言之，日本的“普茶料理”是隐元禅师开创的。
普茶料理这里可以译作素菜筵席，是日本黄檗宗禅寺里的一种素斋，亦即“黄檗普茶”斋食，是直接从明朝传过去的。“普茶”即是向“普天下之人”施“茶”之意，“普茶料理”就是与茶同时上桌的可供普通大众食用的料理，具有与众同乐和平、平等共食之义。每每佛事完毕，众僧侣聚在一起，边品茶，边吃料理，就是普茶料理的原型。《黄檗清规》卷四“住持章”里说：“当晚小参（佛教语。称登堂说法为大参﹐定时以外的说法为小参），常住设普茶，言普及一众也”。可见，普茶只是普遍给茶的意思，后来引伸于食物方面，就有了设饮的意义。普茶料理在黄檗宗的寺院中传开后，受到大众喜爱，成为日本素食文化的代表。
此外，饮食方面随隐元禅师东渡而流行于日本的还有各种以“隐元”或“黄檗”冠名的食品和植物，如：隐元豆、隐元豆腐、隐元西瓜、黄檗馒头、黄檗点心、黄檗料理等，不胜枚举，这些食物“对日本调味法及会食法皆有影响”[15]。
黄檗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正如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所言：“近世日本的社会进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离开黄檗文化的影响都无法解释。”[16]隐元大师和弟子们东传黄檗文化的伟大事业，在中日两国德泽绵长，影响深远。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6期，作者为闽台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注：
[1][4][8][9][15][日]木宫泰彦著，陈捷译：《中日交通史》（第六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23页 、第823页、第832页、第825-826页、第827页。
[2][3][5][日]村上专精著，杨曾文译，汪向荣校：《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88页、第287页、第287页。
[6]何桂春：《万福禅寺和隐元传教日本》，《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7][14][16]廖深基、温志拔、王慧杰编著：《黄檗文化——中日交流史上的明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32页、第266页、第304页。
[10][11][12][日]冈仓天心著，高伟译：《茶之书》，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9-10页、第9-10页、第86页。
[13]陈佳丽：《从茶到茶道》，[日]山本兼一著，陈丽佳译：《寻访千利休》“导读”，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