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乃裳《绂丞七十自叙》办报内容的考订与增补
龙超凡
福建近代第一张华人自办的报纸《福报》，由福建闽清人黄乃裳于1896年在福州创办。黄乃裳（1849—1924），字绂丞、黼臣，号慕华，是清末民初的华侨领袖、民主革命家，1866年在家乡闽清六都受洗入基督教，维新变法期间曾多次上书痛陈兴革，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担任教会举办的福建英华、福音、培元三书院教务长。黄乃裳一生多次办报，是开展福建近代报刊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人物，其撰写的《绂丞七十自叙》（以下简称《自叙》）从少时受洗入教谈起，较详细地回顾了其在教会作为、投身社会活动、家庭生活等情况，包括其参与和组织的报刊活动。《自叙》是开展黄乃裳研究、福建近代报刊史研究的一份重要文献资料。
黄乃裳像
《自叙》是黄乃裳的个人回忆录，与客观历史之间有出入，或记忆有误，或遗漏缺失，带有比较浓厚的主观色彩。朱峰教授也指出：“黄乃裳的自叙文本与客观历史之间出现一定的落差，需要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考订与补充。”[1]对黄乃裳《自叙》述记的办报内容，不宜当作史实直接搬用，须考订确实后方可引用。然而，不少研究者将《自叙》视作第一手资料予以直接使用，未予以甄别与考证，导致有关黄乃裳办报研究的内容莫衷一是。因此，有必要在综合考证相关史料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自叙》中所述的办报内容进行系统考订。
一、《自叙》版本流传及所载办报文字
1918年，福建美以美会向基督教徒征集教会史料，时年69岁的黄乃裳应邀撰写了个人回忆录，将其取名为《绂丞七十自叙》，此即《自叙》诞生背景。《自叙》完成后，印刷成册，共28页，封面有民国海军元老萨镇冰的题签。[2]1922年5月，黄乃裳之子黄育倜将《自叙》寄给教会期刊《真光杂志》主编张亦镜，未引起张亦镜重视。1928年，张亦镜偶“于书箧中发现先生七十自叙一册”，读罢认为“不可不腾出几页本志篇幅以扬之”[3]，便在当年5月的《真光杂志》刊发了《自叙》全文。由此，黄乃裳《自叙》进入大众视野，成为中国本土最早流传的版本。
在海外，黄乃裳《自叙》有三个重要版本，分别是1951年、1971年的新福州垦场纪念版以及1978年的刘子政版。[4]其中，马来西亚籍华人史学家刘子政于1978年出版的《黄乃裳与新福州》一书收录的《自叙》，成为后人研究黄乃裳广泛使用的版本。
鉴于刘子政版《自叙》流传较广、被引较多，本文便以刘子政版《自叙》文本为研究对象。黄乃裳撰写《自叙》不是出于回顾办报历程的目的，有关办报的篇幅较少，全文仅三处。因后文论述的需要，现按《自叙》出现的先后顺序抄录原文如下：
又逾年，廿五岁……编辑郇山使者月报数十册，继改为闽省会报，又改为华美报，易他手矣。[5]
方余在潮也，厦友屡招赴办福建日日新闻。乙巳正月来厦，馆中笔政仅台籍茂才连雅堂一人为理。余至，周寿卿、黄廷元、林辂存、施范其诸君，均助资，并力襄报务。余先后为聘郑仲劲、蔡怡宜、陈与新、黄治基共理笔政。每日出版两张，销量骤增……先是厦教会英山雅各，与周之桢两牧师，组织鹭江旬报。越两年，改今名，而名义仍属二君。不数月，发生美国虐待华侨事。粤籍有烈士愤而诣驻美领事署，请与严重交涉，自刎而死于署者，举国因以为抵制美货之举。余亦以文字鼓动闽中社会。驻厦美领事教士同文英华书院主理及美医生，衔恨于余。呈由美领事转松制军谋以为陷。令与泉永道饬厦门厅核办。厅官黄遵楷，嘉应黄公度先生介弟也。且其家丁酉有捷于乡者,以年谊故，极力斡旋于上峰与外人间。仅得罚金千元两次，然实不名一文，更以停刊一星期改名出版为断，乃有福建日报之名号。方事之亟也，兴化潮州福州之社会，皆派人，探问计划。且举国报界亦无不注意其倾其耳者。[6]
有人强余再出组织报馆，取名为伸报。以为民党被屈五载于兹，今得少伸其气，言论当可自由，期以尽对内为国民对外为国家之天职，俾稍可抒发生平之怀抱。而回溯四十年来办报经六次矣，前以《郇山使者》教会报，星洲《日新报》《左海公道报》，皆受聘不投资。至《福报》，则独立办理，刊以二年余，亏蚀二千八百余金。厦门《福建日报》年余，亦亏失数百金。伸报虽蒙诸有道倾助，而余与刘君伯瀛，各有所垫，一时社会欢迎，以为与《福建新报》可称伯仲。两报仅周岁，闽政府不能容。[7]
在这三段文字中，黄乃裳简要勾勒了自己的报人生涯，对参与办报的情况记载较为简单，甚至连《福报》也一笔带过，从而加大了后来学者研究的难度，导致笔墨官司不断。
二、对《自叙》办报情况的订正
（一）黄乃裳编辑《郇山使者》的册数
《郇山使者》（Zion Herald，一说《郇山使者报》）由美国美以美会主办，是黄乃裳参与编辑的第一份报刊。关于《郇山使者》的创刊时间，学者程丽红在《清代报人研究》中称，“1870年，教会所办报刊《郇山使者报》月刊在福州创刊，（黄乃裳）任主笔”[8]。而1874年的上海《万国公报》第317期刊登的消息《大清国：福建省庆贺万寿联》，注明“录福州新立郇山使者新报”。这是目前查询到的《万国公报》首次转载《郇山使者》文章。1874年，黄乃裳时年25岁，与其《自叙》所言编辑《郇山使者》的时间吻合。1875年的《万国公报》又陆续转载了《郇山使者》的《保师母与年会议论缠足信》《大清国：福抚渡台片》等十多篇文章，文末注明“选郇山使者报”。
《郇山使者》创刊时间一般认为是1874年[9]，李颖在其论文中依据传教士季理斐、力维弢的记述推断《郇山使者》于1874年11月11日创刊，且至迟在农历1875年11月1日《郇山使者》已经改称《闽省会报》，该报出版至农历1897年12月，其后改名《华美报》[10]。经查询，《万国公报》从1876年起未转载《郇山使者》文章，而是开始转载《闽省会报》文章。这也从侧面佐证《郇山使者》在1876年之前已经改名《闽省会报》。1904年，《华美报》与美国监理会所办《教保》合并，改称《华美教保》并定在上海出版，这是后话。综上，《郇山使者》月刊存续时间仅一年左右，黄乃裳编辑《郇山使者》没有“数十册”之多，出版十册左右的可能性较大。这应该是黄乃裳记忆有误所致。
（二）《福建日日新闻》与《鹭江报》的关系
黄乃裳在《自叙》中称，“先是厦教会英山雅各，与周之桢两牧师，组织鹭江旬报。越两年，改今名，而名义仍属二君”，其意即《福建日日新闻》系由《鹭江报》更名而来。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误导了众多研究者。
《鹭江报》于1902年4月28日在厦门创刊，创办人是英国牧师梅迩·山雅各，它是一份旬刊。《鹭江报》停刊时间暂无定论，现存最晚一期是1905年1月20日出版的第90册，该册有两篇连载文章，且注明了“下期待续”，可推知《鹭江报》彼时尚未停刊。《福建日日新闻》于1904年9月10日在厦门创刊，创办人是旅居厦门的台湾人连横。由于连横是《鹭江报》主笔之一，1904年9月出版的《鹭江报》第76册、第77册先后刊登《福建日日新闻出现》《福建日日新闻之声价》，为《福建日日新闻》的创刊出版作宣传推介。其中，《福建日日新闻出现》的报道为：“连雅堂近邀同志在厦门太史巷创设福建日日新闻，每日出版一大张，全年报费五元，定于八月初一日发行。其内容优美，文采飞扬，实为报界上之特色。连氏笔法杂横恣肆，著作如林，现未出报，而同业已咸称贺。”[11]《鹭江报》与《福建日日新闻》的报馆地址都设在厦门太史巷，是两份不同的报纸，两者不存在所谓的接续或更名关系。
（三）黄乃裳与《福建日日新闻》的关系
关于《福建日日新闻》的创办者，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黄乃裳创办，后邀连横加盟任主笔；一说连横创办，再邀黄乃裳加盟任主笔；一说连横、黄乃裳合办。[12]黄乃裳在《自叙》中交代“乙巳正月来厦”，“乙巳正月”是农历1905年1月，而《福建日日新闻》已于1904年9月10日在厦门创刊，显然《福建日日新闻》并非黄乃裳创办，也不是连横、黄乃裳合办。之所以出现黄乃裳创办《福建日日新闻》的说法，或源于《自叙》称“厦友屡招赴办福建日日新闻”。
那么，黄乃裳进入报馆后担任什么角色呢？黄乃裳在《自叙》中称，他到报馆之前，“馆中笔政仅台籍茂才连雅堂一人为理”；到达报馆后，有多人出资共同办报，而且有聘用人事权。连雅堂，即连横（1878—1936），祖籍福建漳州府龙溪县（今漳州龙海），生于我国台湾地区安平县，曾在台湾《台澎日报》《台湾日日新报》担任编辑，到厦门后被山雅各聘为《鹭江报》主笔，并负责新闻编辑。
对此，詹冠群认为，“1905年1月，黄乃裳正式接任《福建日日新闻》主笔”[13]。“接任”，《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接替职务”。按詹冠群的说法，黄乃裳到报馆后接替连横主持了报馆主笔工作。不过，詹冠群在出版《黄乃裳传》时自行作了订正，“（1905年）3月，（黄乃裳）受聘主办厦门《福建日日新闻》”[14]。“受聘”，当然是受连横之聘任了。洪卜仁认为，黄乃裳加入《福建日日新闻》后，成为“该报实际上最主要之负责人，社务多由他决定，而连雅堂先生仅主持编务”[15]。洪卜仁在《厦门旧报寻踪》一书中还收录了厦门海关档案室保存的“打番关”档案钞字第76号，档案原文如下：
钞字第76号
致厦防分府黄遵楷
敬启者，《福建日日新闻》报社一事，兹会商英国领事官，拟定办法四条，另开送览，如该报馆一切遵照，即可准其再行开设也。专此布达，即希贵分府查明办理为荷。顺颂升安。
一、该报馆原名《福建日日新闻》报社，现应将福建二字删改；二、该报馆之主笔人连雅堂应行辞退，不得再在该报馆办事；三、该报馆之黄乃裳、周少卿（注：“少”系笔误，应为“寿”）应具保单银五百元，呈缴厦防厅收存并抄录二纸，一送美国领事署，一送税务司官署存案……；四、该报馆应缮函呈送美领事、税务司，声明前此登报有碍布辉林、邓书昆名誉，特为认错谢罪并照登报上，以后不得再犯。
嘉兰贝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这份公函写于1905年10月，是厦门税务司嘉兰贝写给厦防分府黄遵楷的，其背景是《福建日日新闻》一再刊登“拒美”报道和评论，并报道厦门商民与“洋关”发生冲突事件。该公函明确提到“该报馆之主笔人连雅堂应行辞退”，说明厦门税务司认定连雅堂是《福建日日新闻》的主笔，且其在报馆发挥的作用较大，故而要求将其辞退。
此外，笔者翻阅现存《鹭江报》目录发现，《鹭江报》第78—90册（第82、89册未找到报刊）刊有署名“台南连横”或“连横”的专栏文章“满洲最近外交史”，该专栏是第78册（1904年9月24日出版）首设的栏目，其后固定位于“路透新电”“闽峤近闻”两个栏目之间，是该报倒数第二个栏目。这不仅反映了连横的才华，而且也折射出他对《鹭江报》主笔职务的重视。由此亦可推知，黄乃裳加入《福建日日新闻》后，连横完全退出该报馆事务不合乎常理。
综上，《福建日日新闻》由连横创办，黄乃裳于1905年初加盟，其后他与连横共襄主笔，直至报纸被迫更名出版。
（四）厦门《福建日报》开办时长
前文提到嘉兰贝给厦防分府致函要求严办《福建日日新闻》，厦防分府起初并未复函和落实。《福建日日新闻》也未缴纳保单银，仅连雅堂为避祸而离开报馆，报纸依然出刊。1905年10月16日，嘉兰贝再次致函黄遵楷催办此事，并扬言要求福州将军查办。最终，厦门当局经不起美国领事馆的压力，1905年10月30日，《福建日日新闻》报名被迫撤销，更名《福建日报》继续出版。[16]1906年7、8月间，《福建日报》因报道厦门水陆提督署赃案被迫停刊。《福建日报》存续时间不足一年，故“厦门《福建日报》年余”的说法不准确。
（五）《福报》存续的时间
由于《福报》的终刊号不详，而黄乃裳在《自叙》中称《福报》“刊以二年余”，一度使《福报》的停刊时间扑朔迷离。《福报》由黄乃裳独资创办，报馆设在福州仓前山美华书局，直排古籍线装铅印，每周二、五出版。目前尚存《福报》有56次（期），始于1896年4月28日的创刊号，终于1897年1月29日的第80次。《福报》第80次并未发布停刊告示，也无停刊迹象。陈遵统在《福建编年史》中认为，《福报》“开办一年，资本折尽”，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宣告停办。[17]詹冠群对陈遵统的研究予以肯定，因为“陈氏还注明了根据：一是从《中国文化出版史料初编》之说；二是长乐董藻翔（光绪丁酉举人）藏有从发刊至停办的各次《福报》，陈氏亲手翻阅过几次，印象很深，但后来亡佚了”。《福报》停刊后被日本人收购，于1897年12月17日在福州创办了《闽报》。[18]故黄乃裳所说《福报》“刊以二年余”自然有误。
三、对《自叙》办报内容的补充
（一）黄乃裳曾受聘《闽报》主笔
《福报》停办后，黄乃裳多方奔走，“力图招股归复，而绅商中都没有应和的”[19]，募股和募捐落空而致使《福报》无法复刊。其后，日本人从黄乃裳手中收购《福报》改办《闽报》，这已是学界共识。《闽报》创办初期，其纸张大小、编排样式、栏目设置等均与《福报》相同。对比《闽报》和《福报》的报头，除了报名有一字之差外，仅两处不同：《闽报》将《福报》的西历纪年改为日本纪年、将“福州美华书局印发”改为“日商闽报馆”。
黄乃裳的《自叙》未交代《福报》售予日本人一事，其与《闽报》的关系自然避而不谈。偶见学者周佳荣在其著作《近代日人在华报业活动》中指出，“《闽报》则自同年3月井手三郎归国以后，由前田彪任馆长，黄乃裳任主笔，相应扩张经营”[20]。周佳荣未列出“黄乃裳任主笔”的证据，那么是否果有其事呢？
《福报》停刊后，就被日本人盯上了，意欲收购。日本驻扎厦门的领事梅田氏知悉后，“想趁这机会，把操控新闻的权力，收在日本人手中，以尽量发展，达到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的目的”[21]，于是梅田氏向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建议收购《福报》。关于日本人萌发收购《福报》之意，还有其他记载：“据前田彪说，他于1897年（明治三十年）受日本海军省军令部的命令，以谍报员身份驻任福州，见当时福建省闽清县举人黄乃裳（1849—1924）主办的《福报》屡有排日言论，而生收购该报之意，遂与日本在上海的海军省军令部一同嘱托宗方小太郎进行协议，并向拓展殖民事务大臣高岛鞆之助探问收购方法。高岛转与乃木希典商量，结果乃木决意收购。”
日本人收购《福报》过程，宗方小太郎在1897年的多篇日记中有详细记载：7月7日，致福州前岛书，就收购《福报》之事请其作调查。[22]前岛，即指前田彪，化名前岛真。这是宗方小太郎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福报》，也是第一次正式打算收购《福报》。7月21日，“是日前八时访乃木台湾总督于帝国宾馆内，就福州之事熟议一番。总督殷切劝予渡台湾，视察目前之形势，然后再游清国”。乃木指乃木希典，日本人窃据台湾后，乃木希典任台湾总督。“福州之事”主要就是收购《福报》，办成日本人的报馆，以作日本人在福州的舆论阵地和间谍机构。10月，宗方小太郎来到台湾，多次与乃木希典商谈“福州之事”，重点商量办报经费来源。10月27日，宗方小太郎“与总督商谈，决定每月给福州补助百五十元，至于再兴费一项，因总督府无甚余款，颇感难办，但总须想方法支出为妥，乃木氏亦甚为上心”。11月5日，宗方小太郎“从总督府领取《福报》再兴费五百六十日元，约定每月补助百五十日元”[23]。至此，日本人收购《福报》的经费解决了，同时亦可推知收购费用不超过五百六十日元。宗方小太郎在1897年12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福州井手三郎、前岛真信到。将《福报》之名称改为《闽报》，为予及井手、前田三人所有，聘清人黄乃裳为主笔，近日将发刊云。”[24]
此外，詹冠群考证辑录的《黄乃裳年谱简编》显示，从1897年7月至1897年12月没有任何记录，1898年1月有一条记录：“1月31日，闽学会成立。参加该会活动”。[25]这从侧面表明，《闽报》创刊前后，黄乃裳仍居福州，在时间上满足担任《闽报》主笔的条件。
不过，黄乃裳担任《闽报》主笔的时间较短。据《黄乃裳年谱简编》记载，1898年初，黄乃裳与长男黄景岱同膺王锡蕃经济特科之荐，同赴京师。[26]当年5月，黄乃裳还同福建举人上书总理衙门，抗议驻青岛德国士兵闯入即墨县城文庙捣毁孔子雕像。此后黄乃裳逗留京师直至当年10月离京避祸回到福建。这表明，黄乃裳在1898年初就赴京了，至迟在当年5月就抵京了，且在京盘桓时间很长。由此推知，黄乃裳在赴京之前就应该脱离了主笔职务，其担任主笔的时间极短，参与编辑出版的《闽报》期数较少。
（二）黄乃裳在海外办报情况
一些学者在阐述黄乃裳在海外办报经历时，认为其“接办新加坡《日星报》”，“参加《图南日报》的编辑工作”。根据詹冠群撰写的《黄乃裳年谱简编》等资料研究，这些观点站不住脚。
黄乃裳赴海外的背景是戊戌变法后他被立案查办，不得不避祸归闽，继而萌发到南洋寻觅荒地开垦的想法。1899年9月，他携家眷抵达新加坡，经女婿林文庆推荐，受聘担任《日新报》主笔。1900年5月，他赴沙捞越考察，最终将诗巫确定为垦地。此后至1904年上半年，他忙于管理和经营新福州垦场，不曾参与办报。1904年7月，黄乃裳因新福州垦场债务危机等原因携家眷启程回国。次月，黄乃裳途经新加坡时短暂逗留，协助陈楚楠、张永福改进《图南日报》的编辑工作。同年9月，黄乃裳抵达上海。由此可知，从1899年至1904年，黄乃裳旅居海外的主要目的不是办报，而是寻荒地办垦场，其担任《日新报》主笔不过是寻找适宜垦场期间的一份过渡性工作，不存在接办一份报纸的可能性；他归国时在新加坡停留时间较短，“参加《图南日报》的编辑工作”不准确，“协助改进《图南日报》的编辑工作”更为确切。
四、结语
开展黄乃裳办报研究不可绕开《自叙》，但《自叙》内容不能拿来就用，而应综合各方史料考证后使用。黄乃裳在《自叙》中自称曾先后六次办报，即《郇山使者》《福报》《日新报》《福建日日新闻》（后更名《福建日报》）、《左海公道报》《伸报》，由于客观记忆和主观选择等原因，《自叙》中多处办报言说与事实不吻合，主要表现在：《鹭江报》与《福建日日新闻》是性质、内容均不同的两份报纸，前者是教会报纸、创办人是英国牧师梅迩·山雅各，后者是中国人自办报纸、创办人是连横。《福建日日新闻》创办于1904年9月10日，连横创办并担任主笔，黄乃裳于1905年春才加入报馆，对报纸内容改良和社会影响多有贡献，但未接替连横主笔职务。连横避祸离开报馆后，黄乃裳负责《福建日报》工作。《福建日日新闻》被迫更名出版，是该报刊发反对美国华工禁约运动文章和“打番关”事件共同所致。《福报》仅存续一年多就停刊，于1897年底卖给日本人，而黄乃裳担任过《闽报》主笔。
应当指出的是，日本人收购《福报》是以日商的身份，《闽报》初期报头也标注着“日商闽报馆”字样。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前田彪等与台湾总督府蓄谋收购《福报》在当时是秘密进行的，井手三郎、前田彪的间谍身份当时也是机密，这些内情黄乃裳当时应该并不知晓。所以，尽管黄乃裳短暂担任过《闽报》主笔，但也不能否定其办报成就，更不能否定其作为维新志士、革命党人的伟大功绩。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6期，作者为中国教育报刊社福建记者站副站长、副编审）
参考文献：
[1][4] 朱峰：《黄乃裳<绂丞七十自叙>的考订与补充》，《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2] 林其琰：《黄乃裳和他创办的<福报>》，《文献》1987年第1期。
[3] 黄乃裳：《绂丞七十自叙》，《真光杂志》1928年第5期。
[5][6][7] 刘子政：《黄乃裳与新福州》，南洋学会，1979年，第182-183页、第196页，第209-210页。
[8] 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2页。
[9] 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页。
[10] 李颖：《<闽省会报>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1] 《福建日日新闻出现》，载《鹭江报》，1904年9月4日。
[12] 龙超凡：《<福建日日新闻>创办出版情况探析》，《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13] 詹冠群：《黄乃裳与福建近代报业》，《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14][25][26]詹冠群：《黄乃裳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页、第216页、第216页。
[15][16]洪卜仁：《厦门旧报寻踪》，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第10页。
[17][19][21]陈遵统：《福建编年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1页。
[18] 龙超凡：《福建近代第一张华人报纸<福报>出版始末》，《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2期。
[20] 周佳荣：《近代日人在华报业活动》，岳麓书社2012年版。
[22][23][24] [日]宗方小太郎：《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92页、第402页、第4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