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我劬劳 欲报罔极

———陈汝惠逝世15周年怀思

父亲陈汝惠逝世15周年了。“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父亲是中国千百万知识分子中的普通一员。老家在上海宝山，10岁时爷爷去世，年长10岁的大伯陈伯吹挑起了六口之家的重担，小学毕业就当了家庭教师，边教书边写作。而后五弟（即我的父亲）也步后尘，15岁从吃饭不要钱的乡村初等师范毕业当了小学教师，同时插班攻读高等师范，17岁就蹐入上海立德中学教书。兄弟俩年轻时就以锦绣文章闻名上海滩，大伯先后被北新书局、中华书局聘任编辑，逐渐成为有“中国安徒生”之称的儿童文学作家。父亲则是抗战时期上海“孤岛文学”的活跃作家，著有《女难》《淡水》《死的胜利》等小说和大量杂文，他的人生理想是“要叫爱永远在人类的命运里光耀着”。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父亲起草并组织印发了《告上海市民书》，百万市民争相传阅。1947年在国民党与三青团党团合并前夕，他拒绝高官厚禄利诱，公开登报声明退出三青团。之后，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创办了上海市江湾中学，推行进步教学，资助师生投奔解放区，积极迎接解放。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教育学论著《父母与子女》，被大夏大学破格聘为教育系副教授。新中国成立伊始，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先生把父亲介绍给新上任的厦门大学校长、经济学家王亚南，转而南下任教。

父亲一辈子当教师，热爱这个神圣的职业，热爱工作和生活了30余年的厦门大学。他虽然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但勤恳，愿意学习和进步，与人为善。上世纪50年代，是家父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除了大量教学科研活动和社会活动，几乎每年都有一篇以上有分量的论文在《学报》发表，散见于全国、省、市报刊上的文章更多，这期间他还带领教研室的同事主编了中国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

在此之前，他的中青年时期，经历的是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日本宪兵上门抄家、张榜悬赏抓捕他，国民党当局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把他列入秘密追杀黑名单，连婚恋、成家、生子，也都在颠沛流离的动荡中度过。我清楚记得1949年上海解放的那天早晨，他终于回到家，喜形于色地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和亲戚朋友们相互庆祝、欢呼“解放了，上海解放了！”然后带我上霞飞路，观赏整整齐齐露宿在街头的人民解放军，啧啧赞不绝口。

我自幼视父亲为慈父、导师和挚友。我最早接触到的中外名著梗概，都是每天早晨钻进他的被窝里，以不讲一段故事我就不起床、他也睡不成觉（时值他在《正言报》社兼职，上夜班）的方式获得的；后来又是他借助厦大图书馆让我读到了这些原著以及更多的名著。他手把手地教我写作。我13岁在福建省文联刊物《园地》上发表了处女作散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有一次我问父亲：“作家是否就是最会讲故事的人？”父亲似乎认为我悟到了一点真谛，欣喜地拍拍我的头。

家庭最愉快的时光是一家人围坐着，边吃晚饭边海阔天空地漫谈。父母亲都是学教育学的，擅长正面教育，从不打骂，如果儿女对父母的批评提抗辩，他则和颜悦色地听着，然后引导民主讨论，总能以理服人。

经过了“文革”的摧残浩劫之后，他晚年感恩邓小平同志。上世纪80年代初，苏小明的《军港之夜》流行。有一次，当他听到“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青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好像想起自己已经结束长长的恶梦，错案获纠，终于能够安心地闭目养神乃至无忧无虑入睡了，竟热泪盈眶，直呼小平同志，向北方鞠躬，感谢获得第二次解放。

上世纪90年代初，他已从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退休，我接他和母亲来北京同住。20年极左路线制造的冤假错案、10年学术研究成果被剽窃并被欺压的一连串遭遇使他过早衰老健忘，开始痴呆。他去楼道里倒垃圾往回走会找不到家门。但他没有忘记儿子正代表国家参与与英国谈判收回香港的大事。深更半夜，儿子还没回家，他就偻着腰坚持守门。那天，我回到海淀区翠微北里的家，早过了电梯运行时间，楼道漆黑，摸索着墙壁上楼，掏钥匙打开家门，看见灯光下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正坐在对着大门的沙发椅上。他慈蔼地端详着我，用我童年时就熟悉的语调，重复一句话：“英国是老狐狸，要当心。”

我一身的疲劳顿消，脑海里浮现出少年时合家围坐的情景，父亲和我们弟兄仨高谈阔论，兴致勃勃地引导我们演习逻辑推理，执著地探求真理。还有，记起我参加厦门市中学生演讲比赛前夕，父亲一句一句辅导我如何咬文断句、比画手势。那时的父亲，恐怕想不到，他倾注心血培养的儿子40年后能在钓鱼台国宾馆的谈判桌前为国家效力。

1998年8月底，我从紧张筹备澳门回归的南方回京，特意在杭州小停，看望已迁居二弟处的父亲。我从饭店里带了几个菜到家，和他一起午饭，他已经不爱说话，但脑子清醒。我向他说起：自己小的时候，你曾经赞同我说作家就是最会讲故事的人。你给我讲过很多很多故事，你也写过很多很多故事，有给大人们看的，有给孩子们看的。……他听到这里，流泪了。我说我以后从岗位上退休了，也学你和大伯，再写作。他一面哭，一面连连点头。

一周后，我接到了父亲突然逝世的噩耗。生老病死本是生命规律，人之常情。而逝后还被纪念，倒是值得欣慰，弥足珍贵。2008年10月25日，在家父逝世10周年之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高等教育学院和海外教育学院联合举办《陈汝惠教授创作与学术研究研讨会》。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在讲话中说，陈汝惠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厦大的骄傲：“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这样的知识分子谦虚、礼让、宽厚、仁爱，他对学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有加，关怀备至，对同事、对朋友肝胆相照、赤诚一片。为人平和彬彬有礼，但文字犀利、思想深刻，在上海‘孤岛’时期，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以笔代枪，创作了大量作品，这些作品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向敌人。我感觉厦大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厦门大学的骄傲。”

2005年1月，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了《陈汝惠文集》，2009年4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陈汝惠：现代作家、高等教育家》一书，国务委员陈至立为其题写书名。2012年1月16日《文艺报》发表了一个“怀念陈汝惠先生”专版的文章。历史对他作出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们全家深感欣慰和感激。

我退休后，记住了曾对父亲做过要继续写作的承诺，把我在香港回归前的最后1208天，参加中英谈判中的亲历往事写成30余万字的回忆录《交接香港》。中文简、繁体字本已于去年分别出版并加印；英文译本也于今年5月参加今年的伦敦、法兰克福和美国国际书展。谨以此告慰先父在天之灵，让他含笑安息。

                                   2013.6.16父亲节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