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周立方

去年9月底，在多伦多接到福州家里的电话，说周立方女儿国珍急着找我，她爸爸瞩咐她，一定要找我商量“以后的事”。我一时不明白“以后的事”是何意，心里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7月底临行前，曾到协和医院探望老周。见他病情虽有反复，但精神尚好。我没说要外出一段时间，告别时，重重地握了他的手，说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年底还将出几部书，到时会送来。老周一直牵挂研究会的工作，见到这些书会高兴起来的。离开才两个月，“以后的事”，该不会是“身后的事”？惶惶然，放下电话，当即挂老周手机，是国珍接的。只听到她几乎是用喊的声音，对她爸爸说我从国外挂电话来，向他问好。女儿把手机贴在他耳边，我们交谈了几句。老周声如游丝，时断时续，我不敢多说，只是一再宽慰他，一定会好起来的，等我回去后再去看望他。

但一切都晚了，没等回去，噩耗传来：10月24日，立方同志走了！

1985年夏天，我离开师大后，和老周成了同事。一个教书匠去做行政工作，开始时颇有些不适应。幸好班子里，所有人都比我年长，自然都成为新岗位上的老师。有意思的是，他们各具个性，却又相互包容。林子东思路清晰，高屋建瓴；潘伯庭思想敏锐，刚直坦率；周立方温文儒雅，大智若愚。个个似谦谦君子，不染常见“官气”。回想起来，那些年能安下心来开始新的工作，和班子里这个“小气候”不无关系。

老周是党组成员、秘书长，在单位里管的事多，接触的人也多，况且原在省委宣传部多年担任理论处长，熟悉社科界，大家都对他敬重有加。而他和人谈工作，总是放低姿态，用一种征询的口吻和你讨论，厚厚的镜片后透出温和的目光，即使和他初次见面的人，这个时候，都会想对他说些什么。谁来机关办事，他都笑脸相迎，初次见面的人，也像是多年熟悉的朋友。老周解放前读大学，参加地下党，从大学走向游击区，冒过风险，他想在人面前摆摆谱，使使小性子，也是有“资本”的。可他对这些都很淡然，从不提起过去。在你面前，总是一副敦厚谦恭的样子。一位地市退休多年的同志，见面时问起老周，一再说老周是个好人啊！

不同人有不同的个性，也有不同的作风。有的雷厉风行，有的润物无声，这本是各有优长可以互补的事。不过在一些人看来，前者“有气魄”，后者“书生气”。老周对此似乎不以为然。他不太习惯疾言厉色，一言九鼎。对人对事的耐心细致，考虑问题的缜密周全，让人叹服。一件事，到他那里，会从各个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条分缕析，让你从左边看看，再从右边瞧瞧。你提出的意见，他有不同看法，也少有直接表态，多半会说，按这么办，有什么有利的，又有什么不利的，还可考虑有个什么办法，长处是什么，短处在哪里……他的看法，有时常隐含在后一种意见里。只是不勉强你接受，而让你有更多的思考，更大的自由讨论空间。你要是接受了，也不会因意见不被采纳而不悦。相处时间久了，我慢慢琢磨，发觉时下人心多有浮躁，情绪化、粗鄙化日见其盛，老周的议事风格，不失为一服冷静剂，或许是不可缺少的。

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社科界十分活跃，各个领域都出现空前的繁荣景象。老周不仅亲身参与许多学术社团的恢复和创建，更从80年代后期起，逐渐介入了民俗学的活动，直到卸任后的最初几年，还投身其间，前后长达十年之久。在这期间撰写的30多篇论文、调查报告，后来结集为《福建十年民俗调查》正式出版。在当前林林总总的学术著作中，也许它并不特别引人注意，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些文章是老周于公事之余，挤出时间在家中挑灯伏案，是他在耄耋之年，在沿海、山区走村串户调查后写成的，我们就不能不对老周心存敬意。

由于一个特殊的机缘，老周后来又参加了客家民俗研究。在离休之后，连续五年，每年两个月左右时间，和法国远东学院汉学家劳格文博士等，远赴闽西山村进行客家文化调查。老周比劳格文年长20岁，劳格文尊他为父辈。老周把劳格文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路上给予许多照顾。劳格文后来在为《福建十年民俗调查》所作的序中，深情地说：“每当我想起他以及我们共同分享的一切，总会被一种父子之情深深地打动。而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周立方先生把我当成他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老周和这位法国汉学家结下的忘年交，也是社科界的一段佳话。

1991年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之后，老周以很高的热情，投入研究会的学术活动组织、领导工作。尽管研究会条件有限，但八闽文化、闽台文化、文化建设等多项研究还是陆续展开。最初那套“八闽文化研究丛书”，便是当年十几场地域文化系列研讨会的成果，其中凝聚老周多少心血，外人并不尽知。每一场研讨会，从论文征集、会议研讨到论文编选出版，至少要用一年时间。会议征文通知发出后，老周总要给每一位约稿对象打电话，进行落实。电话并不是都能找到人的，于是一遍、两遍、三遍……地打，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约稿的情况。在筹备一场关于闽台关系的研讨会时，了解到省博物院近年的考古有新的发现，当有助于闽台关系探讨的深化，老周很兴奋，马上联系了有关专家。但是，人家重要任务在身，常有外出，无法腾出时间参加研讨会。老周还不放弃，给他写一封信，开头一句说：“我是一位80岁的老人，今天给你写这封信……”，专家感动了。老周从未提起这件事，是这位专家在研讨会发言，先讲了接到这封信的心情时，大家才知道的。专家很感慨，说这场研讨会，他无论如何是不能不来的。

我们对老周的身体，也一直有些担心。他一有不适，都劝他到医院检查。但几次住院，老周都牵挂工作，有时还把人请到病房，商量论文的修改。其实，后来一些研究会的事，都尽量避免打扰他。老周不再操心，反而浑身不自在。有次对我说，大家都担心他的身体，不让他多做事，其实对身体他心里有数，不用担心，他这辈子一直做理论工作，喜欢这项工作，做这些事时，精神上很快乐。我理解老周的心情，事业早已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在家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不是他想过的日子。我甚至想，那样的日子，可能还会把他憋出病来。

大家的心情很矛盾。直到老周一次突然晕眩送进医院后，觉得对他不能太“迁就”了。也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老周家里人对他实行了严格的“管制”。他想看看材料，或是打电话谈工作，都会被劝阻，更别想出门参加会议。不过下楼散步是多年习惯，家里“管制”稍为宽松。老周下得楼来，慢慢踱出新村大门，一会儿不见了身影。他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去了。想必当年地下活动时常要甩掉“尾巴”，今天对付这种“盯梢”是小事一桩。这是后来老周偷偷告诉我的。他讲这件事时，有一种孩童般愉悦的心情，这使我一直不忍心向他家里“告密”。

周立方的爱人退休前在省委党校工作，我们都叫她老刘。夫妻俩的恩爱，在远近是出了名的。老刘特别不放心老周参加会议，主要原因是老周喜欢发言，讲话好激动，而他的血压高，且曾晕眩过。有一次，老周不顾她的劝阻，执意要到外地参加一场研讨会。她打电话向我“诉苦”，说已经劝不住老周了，请我到时务必看住老周，不让他发言。老刘这种紧张的心情是有原因的。“小柳三家村”里，已有两家因为发言出了事。省委党校一位哲学教授，省社科院一位社会学所长，都是在两场会议的发言时，话未说完，突然倒下，最终抢救无效。两位都是我熟悉的朋友，我感到意外，也很难过。老刘的话提醒了我们，必须坚决防止这种意外的发生。我郑重其事地找老周，转达老刘的意见，并晓以厉害，约法三章———不在会上发言；有话会后交谈；会议自由参加。老周诺诺，我也就放了心。会议第一天上午，一切顺利。下午大会研讨，老周专注地听着大家的发言，不时作着笔记。上半场研讨结束，主持人宣布会间休息，不料话音刚落，老周倏地站起来，高声说道：“请大家等一下，我说几句”，便开始对上半场的研讨进行评论，好的是什么，不足的在哪里，希望下半场讨论得更好……他的声调越来越高。我不停地向他示意，请他停下来。他似乎没看到，或者看到了不以为意，仍然继续着自己的激情评论，“约法三章”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老周去世时，我来不及为他送行。回福州后，想去他家里看望老刘。那天，到了“蓝山四季”老周家楼下，突然犹豫了。老刘中风偏瘫，行动不便，老周病重时，曾在家人的搀扶下到医院见了一面。现在，她还不知道一辈子相濡以沫的丈夫已经离去。家人两个多月来一直瞒着她，家中老周房间用品悉如生前布置，只怕年迈的她再也经不起巨大痛苦的打击。不久前，听国珍说，妈妈近来常痴痴地独自呆坐，沉默不语，不再像过去那样天天问起爸爸的病情。是她已有预感，明白并理解了孩子们的善意？或是她不愿意捅破这一切让残酷成为现实，宁愿生活在孩子们编织的这张梦中？我不知道，国珍也说不清楚。我感到自己话语的无力。犹豫之后，给国珍挂了电话，请她下楼，找个托词把我带来的东西带回家，照顾好妈妈。

附记

此文写于1月初，未及刊出，3月11日中午，老刘平静地走了。听国珍说，前一日，老人突然开了口，声音微弱又字字清楚：“他享福去了吧？我也要享福去了。”她直到临终还惦记着老周，想去陪着他。

每每忆及周立方同志，总会被他那温馨的家庭所感染。老周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