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伏 的 风
——缅怀张鸿同志
穿越过沧桑岁月，许多旧事，常常萦绕于怀。其中，已经仙逝多年的张鸿同志，就是最为让人怀念的老领导之一。
张鸿大约于1958年春至1963年秋，任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主席与书记由省文化局长陈虹兼任）、中国作协福建分会主席和《热风》文学月刊主编，是那个时期福建省文联名副其实的掌门人。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刚出校门，在《热风》文学月刊任小说与诗歌编辑，位卑职微，接近这位省文联最高领导的机会极少。对于张鸿的认识,只能说是以远望的目光，旁观的视觉,留下一鳞半爪的印象。按说，这种粗浅的印象，随着时光的流逝会慢慢淡化。奇怪的是，它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难以忘怀。
那时，张鸿还是一位中年女性。若论资排辈，她是抗战初期的老干部，行政十三级。许多十四级的厅局长们，都摊上一辆嗄斯六九或北京吉普什么的出行代步，她却始终钟爱自己的“坐骑”———一辆26英寸女式自行车，天天骑着它来省文联上班。遇到狂风暴雨，骑车不便，就和平民百姓一样挤公交车。当时小车是稀罕品,厅局长们偶尔挤公交车并不奇怪,但有个背景需要交代，即张鸿的丈夫林修德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候补书记，拥有供他专用的小轿车，张鸿却从不沾光。
亲民而朴实，是张鸿性格的一大亮点；但我想强调的是，潇洒而新潮，赋予张鸿更加与众不同的风采。在那个男女老少都穿得灰不溜秋的年代，张鸿的穿着却不同一般。冬春时节，她有一件藏青色的细呢大衣，穿在身上显出一种教养和高雅；夏秋两季，她爱穿缀着小花的连衣裙。一头黑发剪得短短的，发稍有些鬈曲，似乎烫过。镶着金边的眼镜很好看，镜片后面的慈眉善眼更是和蔼可亲。
然而，给我印象更深的是，张鸿待人接物的亲切随和。小编辑们与她虽然没有深谈的机会，但她一颔首,一微笑,有时走到你的办公桌前问问最近的来稿情况,读了什么好书,与年轻人的距离就拉近了。至于当时已是中层领导的郭风、苗风浦、张贤华、聂文辉、魏世英诸君，与她相处更是亲切融洽。她常把她丈夫特供的高级香烟或烟票，拿来犒劳几位嗜烟如命的同事，还得意一笑：“我那老头烟瘾不大，偷他几包烟他也不知道。”张鸿来福建文联任职之前，福建文艺界经历过反右派、反右倾等等政治运动，她对于个别受过冲击而背上思想包袱的下属，不是疏远，也不是板起脸来做思想工作，而是在节假日，请到家里喝茶、吃饭、聊天，有些胸有块垒的同仁就自然心情舒畅了。
张鸿爱才惜才至今传为美谈。
事例之一：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陈侣白先生是出道甚早的诗人。共和国成立之前，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1954年，他与朱一震先生创作了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话剧《种橘的人们》（稍后改编摄制为电影《闽江橘子红》），在省内外演出而一举成名。古代学子寒窗苦读，盼的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侣白离幸福触手可及，开始与恋人商定良辰佳期。可是就在此刻，晴天霹雳，他被无辜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三载有余，未婚妻翘首以待一千多个日日夜夜。1961年，爱才的张鸿签署一纸公文发往闽北山区，把陈侣白从农村调回《热风》，随后为他摘去右派帽子。次年仲秋，她又为大龄青年陈侣白与邱光荣操办婚事。那是个物质和精神都极其贫困的年代，陈邱的婚礼不仅有茶话会，还举办了颇具现代情调的交谊舞会。张鸿亲自主持婚礼，还邀请自己的丈夫林修德———当时福建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光临祝贺并参加舞会。在那个政治至上的年代，有这两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到场，对一个心灵遭受重创的文人来说，是最好不过的昭雪抚慰。花烛之夜，诗人即兴写下《迟出的圆月》：
“爱情之月，团圆之月／望着你，我们仿佛在梦中／有谁知道啊，为了你的迟到／我们经历了多少辛酸———／请看我们鬓边初生的银丝／请看我们额上早现的皱纹／／团圆之月，无私之月／你庄严地在我们头上降临／照见相依的身影／照见含泪的笑容／感谢你啊，人间之月／此刻你照团聚，不再照凄清……”
事例之二：对本土作家的发现与培养。
姚鼎生先生原为闽清县一名小学教师，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在报刊发表小说，被破格调入福建日报副刊任编辑。后又被张鸿“挖”来文联。张得知姚已开始长篇小说《土地诗篇》的采访和酝酿，便给了他不设时限的创作长假。姚知恩图报，写作愈加勤奋。历时两载，《土地诗篇》上部杀青，有《看嫁妆》等章节刊于《热风》，引起文坛瞩目，《文艺报》即发评论文章。两年后，文学巨匠茅盾读到上部全文，甚为欣慰，亲笔致函作者，给以中肯评价，热情鼓励。继而引起《收获》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重视，均与作者联系列入出版计划。然而，此时文艺界流传“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名噪一时的《土地诗篇》便沉寂无声。后来，省内某出版社有胆有识，出版了《土地诗篇》(这当然需要省文艺界领导的支持)，并获得广泛好评。如此恩泽，姚鼎生没齿难忘，一谈起自己的创作，就说“没有张鸿，就没有我的今天，更没有长篇小说《土地诗篇》”。
1961年夏初，中宣部制定了《文艺十条》（1962年4月修订为《文艺八条》即《关于当前文艺工作的基本意见》）；1962年3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讲话，给知识分子行“脱帽礼”。此后短短两年间，全国文艺界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张鸿借《文艺十条》的春风，为福建文艺界开拓心情舒畅、有利创作的空间。那年盛夏，在福州西湖宾馆召开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文艺座谈会，全省文艺界欢呼雀跃。著名诗人蔡其矫即兴写下短诗《三伏的风》：
“给焦灼的心送来海的清新／给干旱的土地送来带雨的云／及时的风啊／以又可见又不可见的脚迹／遍及山岭、原野、森林／让树梢从昏睡中苏醒／在池沼和湖泊，在浩浩的江河上面／激起绿波滚珠如鳞／使一切生命振奋的风啊／抚爱园中的花朵／飘起台上的衣裙／让雨滴斜飞，鸟雀欢舞／深情而又活泼的风啊／袒开胸怀的人物／都有一颗随你奔腾的心”。
这是当时全国文艺界的写照，也是福建文艺界的写照。或者说，张鸿就是一股扫荡沉闷而清新凉爽的三伏的风。
那段期间，张鸿亲手创建省文联资料室。虽然经费有限，张鸿总是腾出足够的资金购买图书。在一楼一间大厅里，站满了深巷一般的队列整齐的书架。架上又站满了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名著。当时的省文联不过三十来人，就有两名专职资料员，把各类图书管理得井井有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文联资料室堪称是哺育过一代作家与编辑的精神宝库。可惜往后数十年，这座宝库渐渐萎缩，许多孤本善本散失一空，或者早被蠹虫噬成一堆纸屑，最终关闭。
张鸿睿智的目光总是注视全省文艺界。她先后把崭露头角的业余作者（如小说家张贤华、何泽沛、王再全，诗人范方、肖玲等）调进文联，又把省文联的作家、编辑分批分期下放到农村去锻炼。“大跃进”之后，我省有个短暂的文艺复苏时期。著名诗人蔡其矫和散文家郭风、何为写出了一批面目一新的作品。编辑创作双肩挑的苗风浦、周美文、何飞、王再全等时有新作面世。何泽沛等的电影《地下航线》和张贤华的短篇小说《茶花》，在省内外颇有反响。魏世英的评论与陈炳岑的杂文常见于报端。张鸿自己也是一位思想敏锐的评论家。她于读稿观剧之后偶尔写些随感和短评，常常妙笔生花。如1962年春在看了莆仙戏《春草闯堂》之后，她兴奋不已，当晚一气呵成剧评《闯出来的戏》，次日刊于《福建日报》副刊。其文字之活泼，见解之新颖，令当时的同行击节赞叹。
那时学术氛围浓郁，创作思想活跃。在福建作协和《热风》月刊的会议上，不仅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就是与张鸿有不同见解，也可以无所顾忌平等讨论。当时张鸿与郭风共一间办公室里，常常聚着几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围绕一篇稿子一部作品或是一个学说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甚至争得面红耳赤。
下面记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两场作品座谈会，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学术民主的一个缩影。
一次座谈会，以欧阳山1960年9月发表于《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乡下奇人》为中心；另一次座谈会，以王汶石1961年3月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短篇小说《沙滩上》为主题。欧阳山和王汶石都是当时全国闻名的短篇高手。《乡下奇人》写一个生产队的生产小组长赵奇在制订生产规划的时候，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爱浮夸讲假话的队长展开一系列冲突。《沙滩上》则围绕在渭河滩上打井抗旱展开故事，勾画了大队长陈大年、单身汉（又叫逛鬼、懒鬼）与老五爷等几个生动的艺术形象。恕我妄评，以现在的审美眼光来看，欧阳山的《乡下奇人》平实得有些枯燥。但他塑造了一个脚踏实地的社员赵奇，对于当时全国发热的头脑和浮夸之风，实在是一剂清凉剂。张鸿看重的正是这点。至于王汶石的小说，我想张鸿的着眼点是看重它的艺术性。如果排除作家在取材和立意方面所受的时代局限，其行文之流畅，语言的张力，细节之丰富，以及叙事手段上表现出的近乎欧化的艺术才华，对当时公式化概念化的小说无疑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张鸿借这两次座谈会来推动本省小说创作的良苦用心，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这两次文学座谈会，不仅有全文联的作家、编辑出席，而且邀请许多高校、中学教师和戏剧界的作者参加。文联二楼大会议室座无虚席。会上发言热烈，各抒己见，往往争得面红耳赤。那个年代，文联连工作餐也无力招待，与会者上街扒碗素面，啃个馒头，又连忙回到会场。一天不够，就连续数日。那种学术探讨的热情，畅所欲言的氛围，在后来的福建文联的活动中，不复多见。
为了加强文联专业基础建设，张鸿还亲自给编辑、作家们授课。她讲解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如《尚书》、《史记》中的名篇，以及刘勰的《文心雕龙》。1962年夏秋两季，一连数月的夜晚，张鸿吃过晚饭，就骑着自行车从老远赶到文联，与我们一起寒窗苦读。她是主讲，国学根底颇深的郭风、徐木林先生则是她的助教。《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大体浏览，《神思》《情采》《风骨》等重点篇章则逐句讲解，反复研读。毫无疑问，这次学习为文联同仁至少是国学根底浅薄如我者，进一步认识文学创作的特性、规律，以及作家学养的重要与创作心理的奥秘，都大有裨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部一千多年前的文论经典,居然被张鸿翻译阐释得深入浅出，意趣盎然，比我的大学古典文学教授讲得还要精彩。
大约就在这些日子，与张鸿过从甚密的郭风先生向我们透露：张鸿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朝最后一科进士，父亲是天津商界钜子。她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又是南开大学附中的才女。张鸿及笄之年，刚从海外归来的地下党员林修德，隐名埋姓在张府做家庭教师。张鸿在接受革命理想的同时也接受了老师的求爱，于是奔赴抗日前线投身革命……
哦，这就难怪了，有张鸿这样一位德才兼备满腹经纶的大家闺秀与革命前辈为掌门人，怎能不给福建省文联带来一股三伏的风?！
可惜，张鸿在福建省文联掌门仅短短五年。1963年秋，林修德上调北京，张鸿也随之调往国家文化部艺术教育司任副司长。不久，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作出两个批示，政治风暴迅速席卷神州大地。谁想独善其身并为文艺界建起一个避风港，都回天无力了。从这一角度来看，张鸿离开福建正好恰逢其时。因而，她在我们记忆中一直留下美好的形象。
与张鸿同志久别重逢，已是四年之后一个万木萧疏的严冬。
1968年冬天，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斗批改”阶段。一天，省文化系统召开批判“文艺黑线”大会，有人看见张鸿居然也在陪斗队列之中。文联群众愕然不已。张鸿不是早上调北京吗？怎么会把她揪回来？后来打听到，张鸿是被一个全省性的造反组织“揪”回来的，关在省话剧团“牛棚”。张鸿“文革”前任过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掌管全省文艺工作，被诬为周扬的“黑干将”。为了肃清“流毒”，就把她从北京揪回来批斗审查。她只身异地，被轮番批斗，深受其苦。文联同仁对此表示深深的同情与关切。于是派出代表姚鼎生、张是廉，与有关方面沟通。说张鸿早先是省文联的头号“走资派”，希望能把她“揪”回文联批斗的要求.这堂而皇之的诉求勿容置疑,然而真实的用心却是想给这位被风吹雨打霜欺雪凌的老领导撑起一把隐形的保护伞。聪明的军代表与狡猾的造反派，居然没能识破个中玄机，可见姚张二君的周旋应对是何等机智沉着！
张鸿回到文联没有几天，省革委会下令把省宣教系统上千干部与知识分子集中于闽北建阳小镇麻沙，办清队学习班。南宋时期，麻沙与毗邻的朱坊镇，曾是儒学大师朱熹游学授课、著书立说之地，亦为当时全国著名的雕版印刷中心。可是“文革”前期，却成为摧残文化和迫害知识分子的集中营。麻沙溪畔，早先作过军营的一大片简陋营房，是我们的临时住所。没有眠床，男女老少席地而卧；更看不到桌椅板凳，人人自制一张小马札，如猴儿似地半蹲半坐着读毛选听报告写检查。当然，更多时间是写批判稿、开批斗会。就在这种险境中，文联同仁给了张鸿同志诸多关照：让她与文联女同志同睡一间地铺，领她去吃饭，陪她打热水，只让她做些力所能及的轻活……
当然，在军代表的严密监控下，在公开场合谁也不敢跟张鸿接近。大家脸无表情，形同陌路。我留意到，那时不过四十多岁的张鸿，已满头花发，脸色枯黄而且浮肿，穿一身灰布棉袄棉裤，显然是个疲惫憔悴的老妪。我虽然心里阵阵酸楚，却也不敢趋前问候。如今回想起自己的懦弱，自责之情时时涌上心头。
然而，接下来对于张鸿的审查与批斗，所有文联同仁都经受住良心的考验。无论军代表如何大会动员，个别谈话，说要借批斗张鸿之机掀起一个大批判的新高潮，竟没有一人出卖天良落井下石。仅有的一两次批斗大会开得冷冷清清。说张鸿只抓业务不问政治，只读《文心雕龙》不读马列，办刊依靠“臭老九”而偏离了工农兵方向……轻描淡写，空空洞洞，有的甚至近于评功摆好。
军代表看出扩大不了他们需要的斗批改“战果”，群众又多方为张鸿开脱，张鸿在麻沙只待了十来天，在1968年春节将临之际，学习班总部同意把她送回北京国家文化部。我们对军代表也不甚提防了，张鸿离去那天，大家都到麻沙车站送行。
那是一个霜重雾浓的清晨，张鸿在前头走，我们帮她拎行李，三三两两跟在后面。一路无话，只有沉闷而沉重的脚步声从黄土小路上窸窣响过。唉，就是话别，又能说些什么？张鸿上了车，从车窗伸出手来挥了挥，憔悴的脸上挤出一丝苦涩的笑。我读懂她无言的告别：在她落难的关键时刻，同仁们天良未泯明批暗保，她是心知肚明深感宽慰的。一阵狂风卷起漫天黄尘枯叶，张鸿便遽然消失在天地茫茫一片溷沌。这个苍凉的镜头，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弹指之间，福建省文联老一辈同仁辞世者十过其半，健在的也白发苍苍，年逾古稀。2003年深秋，北京忽然传来噩耗：张鸿同志于10月26日去世，享年81岁。我们感叹唏嘘，惋惜这样一位好人走得太早！按说，八旬高龄，也算善终。但福建文艺界的朋友们见面，仍常常谈起她。我想，对于张鸿的思念，是一种怀旧，一种感恩，或许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更是一种期盼：期盼文艺界有一股三伏的风不分季节绵长久远地激起绿波滚珠如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