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陶大镛教授

按：本文作者系厦大校长王亚南在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的首届研究生（1950级），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香港经济导报》社总编辑。本文是他沉疴在身的艰难之作，予以刊发，既是对已故陶大镛教授的悼念，也是表达对作者的敬意。

4月21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一个女声电话告诉我，陶大镛教授已于4月18日去世。

陶兄已是93岁高龄的长者，一生坚持经济科学的教学与研究，教了许多学生，培养了许多博士，写过许多文章，出版过许多专著，在担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北京政协、民盟中央等高层职务时，参政议政，为国家的发展和复兴，做了许多贡献，已无愧于自己长长的一生了。

听到噩耗，我无限悲伤和难过，但因病缠身，无法赶赴北京参加悼念仪式，我立即打电话慰唁陶夫人——牛平青大姐。悼念陶大镛教授，中国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人们公认的一位正人君子。一时间许多情绪涌上心头。

结识于从化

应该说，我与陶兄的结识很迟，那是在“四人帮”覆灭之后的1978年，不过31年多。解放初期，王亚南任厦门大学校长，我曾从亚南师那里听到他说起陶，他说陶进步有学问，在英国留学，回国经香港，还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教，回国后在北师大任教授，是年青教授。我因此想结识陶兄，但不久因“五七风云”，“六教授案”使陶兄身陷逆境，待他情况有所改变时，我又因冤案，走不出厦门。因此，我们两人很长时间没有得到相识的机会。

只是到了“四人帮”覆灭、拨乱反正之后，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许涤新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辞典》的1978年桂林会议上才初识陶大镛。年底，我奉调到广东从化参加政治经济学辞典资本主义部分条目的编写和审稿工作，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便是陶大镛教授。这是我们两人正式结识的开始。由于小组成员朝夕相处，工作无间，而且思想上很谈得来，大家成了好朋友，我和陶兄亦然。以后我们还转到太湖边的无锡市编审资本主义金融条目，原定春节过后的1979年春天要到沈阳市进行政治经济学辞典资本主义条目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编审工作，可我不能参加了，因为我已获准移居香港。我于1979年5月31日来到香港，从此与陶兄天南地北，人各一方。但当我有机会到北京时，就一定拜访他。根据香港自由社会的特点，征询他们的要求，我时常介绍国外社会动态，我们的联系因此从未间断。

两点突出印象

在与陶兄三十多年的交往中，我有两点突出的感受和印象：

一是他的勤奋与干劲。他常为“五七风云”所失去的岁月而感到痛惜，在落实政策之后，尤其进人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积极勤奋，努力工作，夜以继日，缺睡少休，要把蹉跎的岁月夺回来，不许浪费时间，他的这种精神和态度，令人感动。

作为北师大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为创建北师大的经济学系进而为创建和扩建北师大的经济与管理学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带硕士、博士研究生，精心培养，严格要求，又多又好。陶兄在搞好教学的同时，从来不放松科学研究，反而抓得更紧。他爱国爱民爱世界，也忧国忧民忧世界，所以研究中国经济也研究世界经济。他不仅自己年年有新书或研究专著出版，还推动校院系室尤其年青教师的研究工作。由于他还担任一些学会的负责人，因而还忙于推动社会方面的研究工作。

北师大之外，陶兄还有许多重要的社会工作，如在民盟、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北京市政协等，陶兄都积极参政议政，出谋划策，不遗余力，他的勤勉从公，是尽人皆知有口皆碑的，他成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全国的知名人士。

二是他待人以诚。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他是一个著名的正人君子。他敬重长辈，如王亚南、许涤新；他关爱友辈，如古念良、袁镇岳；他培养和奖掖后辈，诸如中青年教师、研究生、博士生等。

以我为例，我比陶兄小十岁，既是好友，又是后辈，蒙其厚爱，参加了政治经济学辞典资本主义部分条目的编审工作。我到香港经济导报后，他予以支持。我每到北京，例必相会畅谈，在他的帮助下，赠我杂志，约我写稿，邀我给北师大经济系师生讲香港回归，他介绍我参加一次北京的庆祝国庆活动；在一次宴会上，陶兄请来了费孝通、钱伟长、丁石孙、高天、吴修平、俞泽酞、高山等民盟诸公，席间高谈阔论，谈笑风生，家国情怀，使我深受教益。

无愧的一生

2004年6月底，我因脑梗阻中风，说话、写字和行走是三大障碍，没法去北京等外地，从此没有看到陶兄等人了，也没写信。但陶兄自2003年10月起因帕金森病发住进医院之后，我还时常挂念他，弟弟陈可冀院士夫妇几次访港时我还向他们询问陶兄病况。看到今年第4期《新华文摘》转载2009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向小园文章《陶大镛：勤力端方写人生》，让人感奋，尤其他重病在身，犹念念不忘国际金融危机的最新情况，犹念念不忘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实在使人感动。我立即航信给他，尽管这封3月17日的航信迟至4月7日牛嫂才收到，她于次日念给陶兄听，尽管我写的字不成样子，尽管陶兄已因心衰不能说话了，但总算得到我的敬意和信息。但当我收到牛嫂复信告知上述情况时，陶兄已经不在了，实在令人伤感。

牛嫂的复信中有这么几句话：“我真没想到，他的晚年人生，竟是如此书写？”但当我5月12日读了也已年近九旬的牛嫂寄来的北京方面有关悼念陶兄的材料后，我的感受是：陶兄享年93岁，坚持工作和学术生涯70多年，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人们给陶兄三个称号：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实至名归。

陶大镛先生治丧委员会讣告说：陶大镛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开拓奋进的一生，是令人敬仰的一生，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在长达7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他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信念，笔耕不辍，著书立说，为我国的经济科学研究事业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和才华；陶大镛先生终生热爱教育事业，教书育人，直抒己见，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陶大镛先生虽历尽坎坷，但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心系祖国，竭力维护祖国统一，衷心拥护党的领导，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建言献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这是多么公正而全面的评价呀。有多少人能获得这样崇高的评价呢？也许他的学术观点并非人人认同，但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三个称号和成就则是人们所公认和口服心服的。

陶大镛教授的一生是无愧的一生！他的精神品质和音容笑貌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