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音袅袅寄幽思

又是秋雨潇潇时节，厦门郊区梵天寺，古佛蔼蔼，香烟冉冉，梵音依依，风吹树影，一袭驼色袈裟飘然而来，窃以为法师又欣然来迎，待定神注视，却已缥缈无踪。呵，屈指一算，故人往生，转眼已是五载，虽人天永隔，但心息相通，竟一如法师在世之日。

结缘之初 已成莫逆

我与法师，初识于1968年春，那时正是文革期间，我滞留母校厦门大学等待毕业分配。一日，同窗友好颜立水先生邀我同游大轮山梵天寺，

我们沿田间小径蜿蜒而上，至半山腰，远远望见一年约五十的老者，头戴竹笠，身披短褂，脚穿草鞋，拿着叉子低着头，在拣牛粪，旁边跟着三头黄牛。立水将巴掌卷成筒状，用闽南话扬声叫道：

“当家师，有人客来了！”老僧往下一看，朗声回应：

“我把牛系好就来！”

这就是寺中的当家法师，法号厚学，他拉过牛鼻，将牛绳系于古树上，健步如飞地赶下山来，带我们到寺里破旧的斋堂，顾不得一身汗水淋漓，忙取暖壶倒开水泡茶，见那茶色莹黄鲜嫩，不像一般茶叶，我还未垂询法师，他已热情介绍：

“这是本寺特产。院子里有几株老桂，每年秋天，将桂花收下晾干，加冰糖密封起来，就成了桂花茶。”

抿一口清茶，果然花香袭人，余甘满口。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法师尚有如此淡定的情怀和与自然交融的雅趣，令我钦服！

是日中午，法师留膳，无非粗瓷大碗，山蔬野果。法师陶陶然，谈及梵天始建于隋朝，为八闽最古老的寺庙，原名兴教寺，有庵七十二，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改名梵天禅寺，朱熹曾题其法堂：“神光不灭，万古徽钦”。元代毁于火，明洪武十三年无为僧重修，有金光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文公书院、仰止亭、魁星阁、钟鼓楼等建筑群落，气派恢弘，蔚为壮观。千年以往，高僧辈出，雅士云集，香烟不断。唐代黄蘖、慧日；五代道丕、观志；明代无为、法相；清代实韬、无疑；现代会泉、会机诸高僧名师，均先后主持该寺，弘一法师也曾云屐涉足，故尔梵天寺声名远播。1918年，军阀张树成纵火，殿堂焚烧大半。文革开始，幸存的古建筑又被破坏殆尽。说到此处，法师无限感伤。

说话间，厚学师提到寺庙后山上有紫阳书院，是后人为纪念当年在同安当主簿的大理学家朱熹而建的。

解放后曾任东海舰队司令、国家交通部长的彭德清将军，是同安新店人。解放前他在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潜逃出狱后，曾跑到梵天寺金刚宝殿，当时，就是厚学师为他敲掉脚铐，让他远走高飞，躲过敌人追捕的。但是法师对此大功淡然处之，极少提起。

问及法师家山何处，答曰厦门鼓浪屿，俗家姓洪，名德操，13岁出家，属童子僧。信马由缰，拉杂谈来，已是日影西斜。破庙握别，我与立水，已步出数十米，回头一望，犹见法师，拱手肃立，相送于山门之外。

积沙成塔 重修古刹

再与法师相见，已是1988年，我与新加坡华侨、同乡纪甲城夫妇同游梵天寺。法师年逾古稀，身披袈裟，手持念珠，慈眉善目，已非当年放牛模样。深深唱诺一声“阿弥陀佛”之后，法师相待依然是当年的桂花茶。只是法师居处，并非梵天本寺，而是位于古刹旧址之旁、昔日七十二庵堂之一的小庙龙山寺，庙里的佛殿连同功德堂，总共不足60平方米。问及别来境遇，法师款款道来——

文革间，有关部门拆掉金刚宝殿、大雄宝殿和天王殿旧基，占用梵天寺方圆40 多亩土地改建监狱。从此，古寺遭到彻底破坏。

法师又说，梵天寺信众遍及海内外，文革后，前来问津者源源不绝，也有檀越布施，诸如侨领陈嘉庚先生之侄孙陈文峰居士，出资修缮紫阳书院；纪甲城先生解囊重建山门等等。

“但毕竟旧时的梵天，如今已是高墙铁网，重门深锁，何年何月，才能古刹重兴、香火再续？”说罢，法师仰天长叹！

是年，因工作之需，我被调任市人大侨务外事委员会，分管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工作。上任之后，我即着手研究国家宗教政策和梵天寺历史沿革，又从调查中得知，自1980年以来，许多海外华人、港、澳、台、侨胞，迫切要求归还梵天寺旧址；历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也多次提出议案或提案，要求尽快归还和修复梵天寺，以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在旧址废墟上，重建起一座金碧辉煌的梵天寺。

在“重修梵天寺”的过程中，我与法师，有过许许多多难忘的交往，因此，我深深理解，对古寺的修复，最欣慰交加的人是法师，最操劳不尽、寐食不宁的人也是法师。新修后的梵天寺——是一座拥有金刚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法堂、钟鼓楼、两廊配殿以及周围配套设施等方圆144亩的宏伟建筑群，其间的一沙一石、一砖一瓦，莫不是法师无日无夜茹苦含辛化缘而来。

记得法师第一次出国到新加坡，乡亲们纷纷自愿解囊，一下子就集中了数十万坡币。因为捐款都是现金，法师怕丢失，每日出门，必再三叮嘱旅馆服务生：“我把钱放在枕头下，你要帮我照看好！”老人对这一份民众修庙款的呵护和珍重，由此可见一斑！

修复梵天寺的喜讯传出，海内外善信及广大妇孺百姓，无不举手加额奔走相告。凡来助缘者，少则三元五元，多则百万元以上，法师均一一汇集存入银行户头妥善管理，一丝一毫不敢疏忽。圆寂之后，留存银行的款项，还有一千多万！但法师每日饮食，千篇一律是粥饭就腐乳、破布籽和青菜；穿戴呢，只有上堂礼佛或做法会，才披上袈裟。平时，夏天一套苎麻衣褂，冬天一领棉布夹袍，往往洗得十分陈旧，分不清原色是灰是白，领口袖口破损，还打上补丁。腊月时节，有时寒流来袭，老人冻得耳红鼻紫，却始终舍不得买一件羊毛衣。有一回，一位香客看了心中不忍，送来一件新棉毛衫，老人对我说：“穿上它暖和多了，咳嗽也少了些！”言者欣欣然，闻者却心酸！

法师为修复大庙，完全置个人疾苦于度外，烈日一顶笠，雨天一把伞，无论寒冬炎暑，终日辗转工地上。无论巨细，事必躬亲。从停车场、公厕到山门拦路设卡等等看似微小办理起来却是万难的问题，一一锲而不舍地向上反映，直到解决为止。

坐而论道 感化世俗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法师圆寂前的15年间，春晨秋夕，时与法师过从中，除商讨修建梵天寺大小事宜及日常事务之外，我也有幸亲聆法师许多教诲，尤其是关于佛学的教义和人世的教化，从而丰富了我的人生，也给了我受用不尽的福慧和启迪。

法师的言谈，总是深入浅出。宗教工作是我的工作范围之一。有一回，我请教法师，什么是“菩提心”？ 法师指着桌上的一盏莲花灯，缓缓地说：“如果有人提一盏灯，走到暗室去，将光明驱散黑暗，这个提灯的人，就是发菩提心的人。持这一份大光明炬的智心，就是菩提心！”

我又请教法师，凡人与菩萨有什么区别？法师答：“‘菩萨’二字是梵音，本义就是觉悟众生。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当下就可以尊称他为菩萨。是凡人还是菩萨，就看他是否发菩提心！”

随后，法师还与我交谈了佛教五宗——禅、教、律、密、净的教义和区别。听罢，我便有一种顿悟的感觉——其实，现实与空明、人间与神界，有一条道路可以相通，这条路，就是行善除恶。佛教的教义，应该也在于此。

老人还谈到“孝”——法师一向非常推崇孝道。他老人家虽自幼栖身佛门，但几十年间，从不忘母亲祭日。即使到了耄耋之年，每逢母祭日，他也都亲自设供祭拜。他说：

“古人把父母的恩德，比同天高地厚，人能孝顺父母，就是好人！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敬，还能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吗？”

法师告诉我：

“人在初生之时，一刻也离不得父母；自三四岁至十四五岁，饥向父母要食，寒向父母要衣；做父母的见儿嬉则喜，见儿哭则忧；自己未曾吃饭，先怕孩子肚饥；自己未曾穿衣，先怕孩子寒冷。待到长大，为他延师教授。盼他立志成人，望他兴家治业。若是孩子有了疾病，父母日夜焦心。若是孩子远行，父母白日牵肠挂肚，夜晚睡梦难安。一生一世，经营计划，哪一件不是为儿女着想？及至儿女年长，父母也日渐衰老，如此深恩，急图报答，犹恐不及万一，作为儿女，能不及早孝顺吗？”

法师一席话，令我如醍醐灌顶，无论从为人子的立场，还是从为人母的角度，都受益深深。法师行道数十年，教化广泽苍生，在纯洁人世心灵，净化社会空气，弘扬传统美德诸多方面，发挥了常人难以取代的作用！

泉壤永隔 不尽哀思

法师虽身在空门，但心系民众。他每日看电视新闻，读报刊文件，又与社会各阶层接触频繁，因此，国内外大事，从两伊战争到美国双子星座被毁，从反法轮功邪教到反腐败斗争，从高峰决策到街谈巷议，他无不了然于心而且是非分明，见丑恶，则义愤填膺；见灾害，则求神祈天；见孤寡贫寒，则援之以臂；人有疑难，他为之排忧解难。因此，法师往往无暇顾及自己，有时一场大病下来，明明只剩游丝一线，过了几日，只要能勉强进餐，他又挣扎而起，为众生继续奔波。因此，法师在我心中，与死亡无缘！

2002年夏天，法师肺病转剧，饮食不佳，人也明显消瘦。七、八月间，我时时去同安看望，他心里事事明白，交谈间，依然思路清晰、言语有序。我总以为，不过是老人过分劳神、气脉不足所至，当无大碍，再三至嘱法师身边侍者，认真照顾老人就医服药，少让外界再来叨扰。九月秋风起，法师身体便一日不如一日，在寺中人等一再劝说之下，法师才去住院。我再一次见到法师，是9月20日，在厦门中医院。当时我正准备公务出访，行前赶到病房，见法师气色红润，神情清朗，心中不胜欣慰。我告诉法师我将远行出差，待归来，再来陪他出院。法师点点头抬抬手，微笑着说：

“你放心去吧！不用挂心。”

然而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25日深夜，法师悄然圆寂于医院，享年85岁。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我以泪和墨，为厚学师写下了一副冠头联：

厚积德薄享受天涯作客痛哉斯人已乘黄鹤去；

学佛法济众生廿载相知悲矣吾师何日再归来。

异国来归，重游梵天，庙宇依旧、灵佛依旧，大轮山绚丽秋光依旧。然而，故人已逝，物是人非，只有古寺旁的双狮无言地诉说、诉说着历历往事；只有庙檐前的风铃轻轻地呼唤、呼唤着法师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