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一个身影
——记恩师李万钧教授

那年除夕，当他坐在我桌前吸烟聊天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个场景会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或许是有意驱逐对于“过年”的困惑，或许是觉得跟我谈的事不能等到年后，近七十岁的人了，心念一起就冲了来。那天上午，他兴致勃勃地骑着自行车来找我，戴着一顶鸭舌帽，坐在我的办公桌前，吸烟，聊天。“大概这就是一种缘分吧。”说这话时他那眼神充满着慈爱。他回去的时候，我目送着他骑在自行车上的身影无声地消失在小街的尽头。没想到这竟成了永别！几天后，2002年农历正月初六，有人打电话告诉我：恩师李万钧走了，心脏病突发，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听到这个噩耗，我突感惊心动魄，一时间直犯傻，甚至忘了悲伤。

当天深夜，我独自来到他安睡的太平间，难过地注视着他的遗容。他安详地闭着双眼，我有点认不出来。看不到他的眼神，这使我不知所措。我悄悄地退出，走向他的家，路灯下，我看着自己的影子，孤独感一下子笼罩了下来。冬日的夜晚，额头已悄悄冒汗了，我轻轻地走在那熟悉的通向康山里的小路上，心中感慨着人生无常，脚下竟似踏着棉絮，软绵绵的。在那座旧水塔下的拐角处，我看到李老师的窗口还亮着灯，仿佛他还在写东西。我知道，他房间的四壁满是书籍，然而，这些书籍从此失去最好的知音了。

我是1994年才认识李老师的，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只觉得：这个教授长得很帅，虽然上了年纪，脸上却分明还留有青年时代俊美的轮廓，眼镜片后射出让人难以正视的目光。最初的那段时间，觉得他有点严肃而不可亲近，有的女同学在课堂上甚至被他批评得流眼泪，接触多了，发现他其实是个宽容可亲的人。当学生未能很好地完成作业的时候，他会体谅学生的“难处”，尽管这种体谅对他来说是件痛苦的事。《论语》所说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大概就是指李老师这样的人吧。他的课无一例外都安排在晚上，上完课之后如果大家都不累，他会招呼几个弟子去学生街吃点东西，比如说吃一点锅边糊或者炒米粉，他喜欢看我们狼吞虎咽，带着羡慕的表情，但他自己只吃一两口，而且绝不让弟子们付钱。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他话语不多，偶尔会轻描淡写地告诫我们：毕业以后无论干什么，哪怕去扫马路，都是他的学生。他最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成为名利场上的“拉斯蒂涅”，他说工作和做人都要踏实。

    他喜欢讲课和写作。讲台上的他激情澎湃，就像一位将军，中西文学的“料”就是他的兵器和部队，他灵活自如地调动它们，辅以自己的富于感染力的手势和步态，学生们都极喜欢他的课，喜欢他这张“铁嘴”。据说有一次，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讲文学课，刚开始的时候，他看到坐在后排的几个大兵满不在乎地把脚都架到课桌上了，“像大螃蟹”，他只瞥了一眼就开始讲，一会儿，这几个大兵就正襟危坐起来，还认真做笔记。我记得有一次他在福建师大“专家论坛”讲鲁迅，讲到鲁迅既要正面迎战，又要防备背后的暗箭，他像演员一样在台上比划着鲁迅腹背受敌的样子，课堂内和挤在窗外的学生都鸦雀无声、耸然动容。

他把教学和科研视为一体，认为教学可以推动科研，科研可以提高教学。“科研和教学是我的生命，学生是我的上帝。”这是他的座右铭。他还说，“教授要带头给本科生上课。”他提倡并实践着这个主张。就在去世前，他已经备好了下学期要上的课。在讲课和写作的时候习惯于用充足的材料来自然地推出结论，而忌讳资料不准确，他曾对学生称，没读作品却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评析”作品这是“走江湖”、“空把式”。他对中西文学史的记忆精准无误，我想，这是他功夫下得深的结果。他的著作很厚重，多有心得。一本《欧美文学史和中国文学》，跟砖头一样重。1995年冬，他出版了他的总结性学术专著《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也跟砖头一样重，并给每位听他课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送了一本。这部书的油墨香味还未消散，第二年他又忙着带领同事们编写一部三卷本的大部头著作《中国古今戏剧史》。退休后，他仍然勤学勤教，奋力笔耕。我曾问他，退休了还讲课写论文，不累吗？他有点自负地说，就怕没课上，一肚子学问，不甘心就这样烂在肚子里，不上课写东西，那多无聊啊。

李老师性情豪爽，很重友情，三教九流，文学界的朋友居多。只要对方不是出于算计和利用，他都乐于结交。他交朋友不喜欢拖泥带水，也不迁就朋友，拜会朋友时常常来有踪去无影，不拘虚礼。

他有一颗童心，一颗赤子之心。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拜年，他问我是跟父母在一起吗，我说母亲从乡下来看我了，他便叮嘱我多花时间陪陪母亲。当他得知我陪母亲到动物园时，他很高兴地说：“很好，看动物最好了。”童心依然，方犹在耳。我知道，他自己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在他家小饭厅的窗前，有一把靠椅，靠椅旁边摆着他母亲的遗像和骨灰盒，他一想起母亲，就会靠在那把椅子上闭目遥想，心与心交流，良久无言。他是广东台山人，1933年生于上海，但他搞不清楚自己的生日，只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儿童节前后，所以他就以儿童节为自己的生日。解放前儿童节曾经是4月4日，他的生日就是4月4日；解放后以国际上通行的6月1日为儿童节，他的生日也就变为6月1日了。乍听起来这是件有点滑稽的事，我们都不敢追问他为什么搞不清自己的生日，只猜测是战乱造成的。

在我们每个人的受教生涯中，学生给老师取绰号是很常见的事，老师给学生取绰号却不多见，李老师就属于这不多见者。由于有时候记不住学生的姓名，他会根据某个人的特点或某一瞬间的灵感来创造一些绰号，上课时也凭着那些绰号来点名回答问题。比如，有个女生姓林，他给她起个绰号叫“木木”，屠格涅夫笔下有条让人牵肠挂肚的小狗也叫木木；又有一位女生，有一次课前在黑板上写了《诗经》中的“首如飞蓬”句，被他撞见了，他就给她起个绰号叫“飞蓬”。能够被他取绰号的学生并不多，在这不多的绰号里，透露出他的童心，或者说一种情趣。

东坡有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去世前几个月，李老师把他一生的学术成果整理了一份目录，命名为《雪泥鸿爪》，前面还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作者的话”，表示“人生苦短，以此给自己留下一丝欢欣与安慰”。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他就这样简单、匆促地走了。

这些年来，李老师那戴着鸭舌帽、吸烟聊天的神情时常在我眼前浮现。我想念他，想念那个把儿童节作为自己生日的人，想念他耿直的为人和独立不拘的性情，也想念他那骑着自行车消失在小街深处的身影。李老师的所有文学藏书已经捐给了学校图书馆。每每怀念他，我就想，不知道那些有缘读到他的藏书的学子们，看到他阅注的零星笔迹时，还会不会忆起这座校园里曾经有一位李万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