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上一束迟到的山茶花
著名的“五朵金花”的扮演者、美丽动人的杨丽坤女士的骨灰已运回她的家乡，安葬在昆明滇池畔金宝山艺术园林里。
杨丽坤原是云南省歌舞团舞蹈演员，2000年7月2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仅58岁。她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荣辱后，现在终于能安息在她所热爱的美丽的家乡了。
文革时期，她被打成资产阶级黑文艺路线苗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批斗，被游街，受到非人的折磨，终于精神失常，重病在身，其罪状现在听起来可笑之极，说电影《五朵金花》是反对三面红旗的大毒草！说全国都在大跃进，大炼钢铁，而男女主角却在忙着谈恋爱。说女主角杨丽坤演得越好，影片毒素就越深，资产阶级流毒就愈广。
当我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后，回忆往事，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其实我和杨丽坤并无深厚的友谊，仅算“几面之交”而已，但这珍贵的“几面之交”却都是在她坎坷的、短短的艺术生命的重要时刻发生的。
我初次见到她是在她的家乡云南。那是1962年初，我们中央芭蕾舞团奉中央之命到缅甸访问演出，剧目是芭蕾舞剧《天鹅湖》、《海峡》。乘飞机归途经昆明作短暂休息一两天。由于云南交通很不方便，当时除了几架破旧的苏联飞机外，就只有坐半个多月的长途汽车入川再转内地了。所以中央级的艺术团体到昆明的几乎没有。当我们从缅甸完成任务回到昆明停留时，便被当地文化局“扣住”不放。经我团请示北京后，允许在昆明做“回国汇报演出”。在昆明停留的一个月里，受到了省歌舞团的热情接待，他们腾出排练厅供我们使用，又经常陪我们逛西山，游温泉。互相观摩基础训练和演出，还经常开联欢会和舞会，交往十分密切。
杨丽坤当时已是很有名气的青年演员了。虽然拍了《五朵金花》而红遍全国，荣获了埃及第二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演员银鹰奖。但她丝毫没有名演员的大架子，仍然保持那种少数民族姑娘的朴实、谦和的优良作风。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两团的男女演员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密切的交往免不了产生互相爱慕之情，这下给双方领导出了难题，于是下了“死命令”，出国执行任务期间禁止谈恋爱，违反者处分（我有一个男同学，后来果然遭到了处分）。
演出完毕我们要回京了，离别时大家依依不舍，很珍惜双方建立起的深厚友谊。由于交通不便，我们都认为今后见面很难了。
没想到，事隔一年，我们又在上海见面了，那是1963年冬天，我团在上海人民大舞台演出《天鹅湖》和《巴黎圣母院》。
在沪时接到一个电话，是我的老友内蒙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包斯尔打来的，他正在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电影《阿诗玛》。扮演男主角阿里，而女主角阿诗玛正是杨丽坤。
我十分高兴地利用演出空隙去制片厂找他们玩。那天，他们先陪我去摄影棚看拍电影，我记得正好在拍一个热烈的场面，有很多演员参加的夜景火把节。饰演群众的都是临时雇来的没有考上大学的应届高中生。
由于当晚他俩无拍戏任务，于是我们就一同去吃夜宵。三人边吃边聊，很是投机，从昆明聊到呼和浩特，从舞蹈聊到电影，不一会儿就扯到刚才见到的那批群众演员。据说，每拍一次，他们便可挣到两元钱！
我愤愤不平地说：“这也太不公平了，咱们舞蹈演员每月才四十大毛，你们是大主角，怎么也得比他们挣得多才是啊！”包斯尔说：“当主角也有当主角的优越性。这次在上海，我几乎吃遍了上海所有的羊肉馆子，全都是公家报销的。”
原来，当时拍《阿诗玛》是国内罕见的彩色歌舞片，是准备拿到国际上去评奖的，所以才对演员的形象特别注意，但是由于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被饿得面黄饥瘦的，包斯尔也不例外，于是导演在开拍前，带他东吃西吃的，希望在短暂时期内把他“填”胖了好开机拍片。
我听了羡慕极了，就对杨丽坤说：“求你跟导演说说，下次拍片时，也给我安排个角色，是个开拍前能东吃西喝能养得胖的奶油小生。”
杨丽坤笑了起来，说：“导演要不要你我没有把握，但是你下次再到昆明来，我请你吃过桥米线，我们云南有句话说：“好看的是山茶花，好吃的是米线。人们曾说：打耳光也不撒嘴。指的就是过桥米线嘛！”
“好哇！”我高兴地叫了起来。“一言为定，下次我再去昆明你请我吃过桥米线，我送你一束山茶花！”
善良的人们憧憬的仅仅是能有好饭吃，能有好花看。此时此刻，我们坐在上海海燕厂高谈阔论时，绝对没有想到，江青就住在旁边的别墅里，勾结柯庆施和张春桥，以文艺革命的名义，借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机，准备“阴谋夺权”！果然，不久，就在上海召开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及“上海华东现代戏汇演”等，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后来在文革中《阿诗玛》被当成大毒草，我们团因在沪上演古典芭蕾舞而被定为“与江青同志唱对台戏”。我院的副院长、此次演出领队黎国荃自杀身亡！
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文艺界的朋友们都断绝了来往，死的死，伤的伤，自杀失踪的也不少，人们偶尔相遇，都免不了打听谁又成了“反革命”，谁又是“美蒋特务”被关进了监狱……
“四人帮”终于垮台了。1978年春，为支援边疆文艺工作，文化部派了巡回（音乐、舞蹈）教导组到云南省，我和夫人林苹作为芭蕾舞教练随团前往。而最后一站的几天里，则是在昆明云南省歌舞团。
第一天上午，我们正在歌舞团大厅给演员们上课，按照惯例由我讲解，林苹作示范。突然间，我发觉演员的神色不安，纷纷朝我身后望去，不由得我也回过头来，看看究竟，只见一个身材臃肿的中年妇女，慢腾腾地穿过半个大厅一下子坐在我刚刚离开的位子，目光茫然而又呆滞地望着我，我很惊讶：这会是谁呢？可能是团内哪位家属吧？团领导刚才不是宣布了吗，非舞蹈队人员不得擅自入内听课吗？
这时一位女学员轻声对我说：“这是杨丽坤呀！她疯了！”
我猛然一惊。什么，这是杨丽坤？！那个最美丽的金花杨丽坤？那位被誉为中国第一大美人的杨丽坤？那个数年前与我在上海告别时要请我吃过桥米线的漂亮姑娘杨丽坤？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不由得又多看了她一眼，而她仍然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我，脸上木然地没有丝毫表情，猜不出她是否已认出我来。当然，更无法推测出她是否还记得我们曾相约在昆明见面时请客送花的事了。她坐了没多久便显出烦躁不安的样子，看到这种情景，舞队领导便吩咐两个姑娘送她回家去了……
下课后团领导向我们介绍了她的病情，说虽然近期已得到些许控制，但是严禁周围的人勾起她对往事的回忆，因此建议我们不要去拜访她，以免使她病情恶化。
我们听从了团领导的建议，但是遗憾终身的是再也没有见到她了。
由于连日劳累，再加上水土不服，林苹累倒了。那天傍晚她早早地就上床休息了。我坐在窗前的桌子旁，心绪纷乱，什么事也干不下去。望着远处盛开的山茶花，脑中浮现着上午发生在排练厅里的一幕……
“自古红颜多薄命”，难道美丽的女性命运就该如此之苦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残的著名的女演员还少吗？
饰演黄梅戏七仙女的严凤英生前被毒打，被折磨致死。美丽的“刘巧儿”新凤霞在1979年中央电视台摄制春节晚会上，我见到她时竟是一位被人折磨成下肢瘫痪残废的老太太了。至于我的大师姐、中国首位芭蕾舞中的“白天鹅”白淑湘，无非因艺术上的见解不同，顶撞了“旗手”江青几句，当时我们都在场，她并没有什么太出格的地方。结果被罚下放劳动八年，其间还要多次拉回团里批斗！我曾“有幸”与她同在京郊昌平文化部干校“同学”，亲眼所见当年这位在中外舞台上飘飘欲仙、倾倒千万男女观众的美妙天鹅仙女，穿着一身破旧衣裳，肩挑两桶泔水，咬着牙，低着头，在养猪场伺候着那群肥猪！
正当我心情激动百思不得其解泪水已溢出眼眶的时候，忽听有人轻轻敲门，这是谁呢？在这人生地不熟的昆明市，有谁深夜来访呢？
开门一看，站在我面前的竟是东方歌舞团的老朋友刀美兰。她手里端着一锅冒着热气的香喷喷的糯米稀饭，还有一碟傣族小菜！她来看病号来了。
刀美兰是著名的傣族舞蹈家。1960年，周总理率政府代表团到缅甸友好访问途经云南时，曾看过年仅17岁的刀美兰表演的“孔雀舞”，回京后，总理便推荐这只傣族的金孔雀进了新组建的东方歌舞团。东方歌舞团的前身是我们舞蹈学校附属的东方音乐舞蹈班。在京时彼此都很熟悉，文革后听说刀美兰被批斗后遣送回云南，罪名与杨丽坤不相上下，想不到今天在这里相见，彼此自然十分高兴。
她告诉我们她的问题至今未彻底解决，她的“组织关系”仍然在工厂里。文革中回昆明被批斗后，下放工厂劳动，幸好她手巧，学会了画图，才没遭大罪。她说到目前云南文艺界的状况时说：“俗话说山高皇帝远，我们云南办什么事都比内地慢，不是慢半拍而是慢三拍！对文革中受迫害人的政策落实不知还要拖到何年何月，要知道一个舞蹈演员的青春是有限的，拖不起呀！”说完她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郑重地交到我手里说：“我给北京的领导写了封信，鉴于目前的形势不便通过邮局寄，请你务必亲手交给东方歌舞团的郭老师，再请她转交文化部艺术局。”
责无旁贷。回京后我很好地完成了她的嘱托。1980年我们出国前夕，在天桥剧场后台再次相见。她高兴地说她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那次她为首都的观众献演了她的两个获奖舞蹈作品：《水》和《金色的孔雀》——金色的孔雀终于又飞回了北京。
前几年在报上得知杨丽坤已去世，近日又有消息说她将被安葬在昆明滇池畔。看着她的照片，不禁又回忆起当年她的音容笑貌，尤其是重看了她主演的《五朵金花》电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一定要写点什么，让世人知道我们这一代艺术工作者的种种遭遇。我还有一个愿望：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再次重访昆明，手捧一束山茶花，放在滇池边杨丽坤的墓前对她说：“杨丽坤，我们带来了遥远的奥地利的深切哀悼和问候，请原谅我们早该送你的鲜红的山茶花今天才给你。人们不会忘记你，观众不会忘记你，朋友们更不会忘记你！”
寄于维也纳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