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腊节惹相思

 雨夜，在灯下披览《郁达夫风雨说》，该书作者于听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于听先生是何许人？郁达夫长子郁天民也。我与他通信始于1980年冬，为了研究郁达夫诗词，我多次写信向他求教。他总是详细复信回答，有时为避免信件遗失，还用挂号付邮。但是，我与他第一次会面却是1982年的事。

与郁达夫有些相似

那是初夏的一个下午，我在赴京、皖等地搜集先岳蒲风遗著的归途中，到达富阳。按照县文化馆的指点，我找到达夫弄1号，两扇大门虚掩着，但我仍习惯地敲了敲门。

“谁啊？”有人从二楼往下探望。虽然我们神交已久，却未会过面，但我一眼就认出，来开门的正是郁天民先生。因此凭印象，从外貌看，他与其父仍有相似之处。他中等身材，穿着劳动布的上衣和蓝裤，一看使人产生一种质朴的感觉。

我们在客厅坐下，边喝茶边叙谈。天民告诉我，这座楼房是1962年重修的，客厅是达夫先生童年读书之处。然后，把墙上悬挂的名人字画，郁达夫的照片以及郁达夫元配夫人孙荃的照片，一一向我介绍。他又指着墙角的一堆酒瓶说：“我像父亲一样，爱喝点酒。”当他知道我是利用探亲假外出搜集资料，假期有限，就说：“我们出去走走。”

我们来到江边，夕阳映照在江水上面，出现了“落日半江红欲紫”的景色，这曾是郁达夫眷恋的富春江风光。天民对我说，到了暑假，他家最热闹，常有儿孙回来避暑。从交谈中得知，他有子女8人，而郁达夫的子女也刚好是8人，真是巧合。时已黄昏，我们漫步回达夫故居，他的夫人陆费澄女士从县教师进修学校下班回来，见到我这个远方来客，寒暄之后，提了篮子就上街买菜去。由于主人的盛情，我就在他家进晚餐了。

晚饭之后，我开始向天民求教关于达夫先生生平的一些问题，并把自己辑录的一本郁达夫在闽遗作送给他。他回答了我的提问，翻阅了我手抄的那本“遗作”之后，大为赞叹，并说有些“遗作”尚属初见，他应约写《郁达夫生平事略》等稿，正好参考。他知道我是自费外出搜集资料，就热情挽留我在他家过夜，于是，我就留宿于达夫故居了。

翌日早饭后，天民陪我参观了松筠别墅旧址，又绕道经郁曼陀（郁达夫之长兄）血衣冢旧地，再到“双烈亭”。一路上，他热情地一一介绍，使我重温郁氏兄弟先后殉国的事迹。我们找来摄影师，就在“双烈亭”前、茅盾题写的“双松挺秀”的匾额下合影留念，如今这张照片已成为我们友谊的见证。

回到达夫故居后，天民指着客厅墙上的一帧诗幅说：“这是我近年来作的咏梅诗。”接着就吟道：“浮香有意觅新知，疏影无心月上时。非为报春春自莅，年年腊节惹相思。”我早先就听说，天民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文才也很好。曾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供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监督劳动多年，平反后在县文化部门工作；他曾把此诗书赠前来参观的外国留学生。我便请教作此诗的寓意。他微笑地说：“这首诗是反映了一个有着坎坷经历的知识分子，迎接美好的春天天花乱坠的心情”。

临别时，虽然我极力辞谢，他还是执意送我到汽车站，并邀我与内子有机会再到富阳一游。事后我才知道他总是十分热情地接待外来参观访问的客人。

要继承父亲的遗志

1985年秋，《纪念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殉难4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富阳隆重召开，我们第二次会面了。那时，天民患肠癌手术后不久，身穿白衬衫，面容清癯，但精神很好。因为他当时是县政协副主席，又是这次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工作很忙，我们只能在会议间隙叙谈。他考虑到我也因肠癌手术后仍在疗养期中，就去找会议总务组负责人商量，希望他们给我以必要的照顾。最感人的是，他代表烈士亲属在会上发言表示：“我们为有这样一个为国牺牲的父亲而自豪……一定要更好地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一个像样的烈士后代。”

会议结束前夕，我到达夫故居向天民辞行，他再三叮嘱：“身体要多保重！”“为了未来的事业，但愿我们都多活几年！”至今想来，言犹在耳，遗憾的是，他才活了62岁！

做郁达夫研究者

读过天民1949年9月写的《先君郁达夫行述》的人，无不被其中流露的亲切和哀思之情所感动。然而，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他为人谦虚、质朴、勤奋。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就发表过许多研究郁达夫的论著，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由于他一直署笔名“于听”，因而一般读者并不知道作者就是郁达夫之子。最使我难忘的是，1986年12月，“郁达夫研究学会”成立大会期间，我们再次会面。他穿着黑呢短大衣，围着白绸围巾，戴着眼镜，颇有学者风度。虽然他再三谦让，大家还是推选他当该学会的副会长。

会议结束后，我再到达夫故居去拜访他。我们对在新加坡、日本新发现的郁达夫佚作交换了看法，顺便也谈及他当选为副会长之事。他说：“我历来不愿意以郁达夫之子的身份来做文章，而愿意以一普通研究者来参加研究工作，所以我最好是不当负责人更好些。”通过这次叙谈，我才知道，“于听”这笔名是从鲁迅的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而来的。我才明白：他为什么都用笔名来发表研究其父的论文，并和周艾文合作编订了《郁达夫诗词抄》。

“犹学春蚕死未休 岂叹时光去不留，本来恩怨属名流。浪淘沙尽河清日，犹学春蚕死未休。”这是天民书赠一位朋友的一首诗。他正是用这种“春蚕”的精神，不顾手术后体质孱弱，仍不懈地研究郁达夫著作。他写的论文《说郁达夫<自传>》，长达5万多字，在《新文学史料》连载后，曾获好评。他是浙江省作协、杭州市作协会员，县文联委员，《富春江》“郁达夫研究”专栏的责任编辑。身体不好，社会活动又多，但他满腔热情地工作，加紧自己的研究，勤奋地写作。他还计划：再写几篇论著，以完成郁达夫研究“十说”；编一部比较全面的《郁达夫文集》；写一部10万至15万字的《郁达夫传》；把郁达夫的小说《迟桂花》改编成电影剧本……我不仅读过他的论著，还读过他与别人合作改编的六场越剧《金殿拒婚》，深信他是有才能来完成这些计划的，想不到他壮志未酬，不幸于1987年12月6日病逝，令人痛惜！

如今，当我执笔写此文时，神州大地，腊月将至，天民离开人间已20年了。每当我阅读他的作品，想起他那首咏梅的诗，就引发对他的思怀。他是郁达夫之子，又是郁达夫研究者，他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