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中的琵琶

李学朴

敦煌壁画

敦煌壁画中的琵琶令人过目不忘。纵观壁画，有三种琵琶，即曲项琵琶、五弦琵琶和阮咸琵琶。

曲项琵琶，是由丝绸之路传到华夏的西域乐器之一，时间早在汉末。南北朝至隋唐更加盛行，成了敦煌常见乐器。它的特点是四弦四柱，梨形音箱，头部屈折度大，几乎呈直角，面上贴有彩绘骑象鼓乐图的捍拨，面板上端开有两个对称的凤眼。据珍藏于日本正仓院唐嵌螺钿曲项琵琶的实物资料查到，弦长97.26厘米，比现代琵琶的弦约长15厘米。隋唐时期，曲项琵琶常以独奏和领奏的形式出现。据记载，长安举行过琵琶演奏比赛，乐师在对搭的彩楼上独奏，声音十分有力。 露天演奏能有如此效果，说明当时的曲项琵琶有较强的音量。

五弦琵琶，传入中国时间稍晚于曲项琵琶，大约在六朝后期。保存较完好的唐嵌螺紫檀五弦琵琶，全长108.5厘米，弦约为66厘米。比现代琵琶的弦短了6.5厘米；梨形音箱比曲项琵琶略小；头部屈折度小，基本上与琴面平直；五弦五柱，每柱相隔一律，即半音阶排列，曲项琵琶的第一柱与散音（空弦音）相隔是二律，即全音，以下三柱才相隔一律。

敦煌壁画中的曲项和五弦琵琶有两种共同的演奏姿势，是斜抱（琴体朝左上方）和倒持（琴体朝左下方）。尽管画师笔下带有夸张和浪漫色彩，但没有脱离现实。由于这两种琵琶只有四、五柱，相当于现代琵琶的“相把”， 所以手指按住取音不必上下大幅度的移动，为左手承担琴体部分重量创造了有利条件。斜抱和倒持这两种姿势能使左臂放低，避免上举，从而达到省力持久的效果。这两种琵琶皆用拨子弹奏，以后才逐渐改为手弹。演奏姿势分“坐部伎” 和“立部伎”。坐部即席地坐奏，立部就是站立或行走。“立部伎”的倒持式是琵琶乐师更加常用的姿态。采用竖抱坐椅弹奏时，琴体的重量主要由大腿承担。

敦煌反弹曲项琵琶，以生动美妙的艺术形象著称，是唐代音乐、舞蹈和艺术的结晶。莫高窟中唐112窟壁画中，反弹琵琶舞女，将琴体斜上举，左手握琴颈，右手臂勾住琴底，琵琶背面向外，置于头部后面，右手小臂被琴体遮盖，只看到大臂和肘关节。她的两边是“坐部伎”的伴奏乐师，每边三人。从画面中可以看出：倒持琵琶相当于现代乐队的首席演奏者，其反弹舞姿非常优美且合乎道理。这是对艺术生活进行过细心观察的结果与再现。此时，弹唱者手中的琵琶既是乐器，又是道具。据实物考证：琵琶是用贵重紫檀木红木或乌木为背板制作的，重达3.5公斤多。专用于反弹的琵琶可能形体较小，重量较轻，是以轻质木料制作的。

阮咸琵琶，汉代称为秦琵琶，传说乌孙公主出嫁前，汉武帝令知音者参考其他弹弦乐器，造出一种能够骑在马上弹奏的乐器。琵琶应运而生。琵琶一词系由枇杷沿变而成的，东汉刘熙所著《释名》云：“枇杷，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到了东晋，“竹林七贤”中的阮咸最善弹秦琵琶，《晋书》中记：“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阮咸使用的秦琵琶被命名为“阮咸琵琶”。据说，阮咸死时，以一件琵琶殉葬。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人在古墓里挖到了一件铜制的正圆形乐器，经过考证，它是阮咸的遗物。后来，技巧高明的乐匠依其样式仿制了木制乐器——“月琴”。唐德宗时期，学者杜估为了怀念他，将月琴定名为“阮咸”。 以人名给乐器命名，在中外音乐史上也仅有阮咸一人。

敦煌壁画中的阮咸琵琶有多种形象，大多是圆形音箱，也有近似秦琴的六瓣梅花形，弦数不统一，有三、四、五弦的区别。共同点是直柄多柱，柱数较抽象模糊，这些特点说明南北朝至隋唐这段时间，阮咸琵琶已产生了分支，逐渐演变成阮、秦琴、月琴。秦琵琶的结构具有方便演奏的科学性，琴体轻，柱贴于直柄之上，利于左手上下移动换把和减小负重；多弦多柱使音域宽广，丰富了表现力。秦琵琶多用于指弹奏，用拨子的较少见。

古琵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