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文化社区——北京琉璃厂

王玉龙

琉璃厂商业街

荣宝斋

北京有条著名的文化街，称琉璃厂大街，因元代这里开设官窑而得名。清代赴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大多住在这一带，由于出售书籍和笔墨纸砚的商贩店铺渐多，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琉璃厂位于和平门外，以南新华街为界。街道全长690米，宽不足10米，最窄处只有六七米，商铺林立，全部经营书籍碑帖、古玩字画、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尚有店铺近两百家。这些店铺多为百年老店，且各具特色，如“荣宝斋”的纸、“戴月轩”的毛笔、“一得阁”的墨、“来熏阁”的古书、“萃珍斋”的瓷器等，它们的牌匾均出自名家手笔。其中不但有何绍基、祁寯藻、孙贻让、翁同龢、陆润等清代大家的题匾，也能见到梁启超、华士奎、徐悲鸿、郭沫若等近代名家的题匾。置身琉璃厂，欣赏店铺字号那一块块字体优美的匾额，足以使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以至于此地被很多游客誉为“博物馆街”。

地名源于元代

“琉璃厂”，曾为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始建于元代。辽代这里是南京城燕下乡海王村。金代兴起，将辽南京拆掉，按照北宋汴梁都城和皇宫的规格，建筑“中都”，范围包括现宣武区大部分，东城墙在今和平门以西的粉房琉璃街、麻线胡同一带，北城墙在今中西胡同一带，海王村则在中都城东郊的位置。

此地曾有一座著名的寺院——延寿寺，建于何时，已难查考。延寿寺占地极广，今琉璃厂东街及其以东一带曾是寺址，现在的延寿街就因此寺而得名。后来，该寺在佘家胡同东口仅存一隅，且近几十年来数次改建，昔日巨刹已荡然无存。据《辽史·圣宗纪》记载，兴宗耶律宗真元年（1031年），为招待北宋使节，曾在延寿寺观看“击鞠”。《燕云录》记载，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宋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父子被俘，押解到金中都后，赵佶夫妇就被囚在延寿寺，从汴梁所掳获的车辇等物也存在这里。赵桓夫妇则被囚于愍忠祠（即法源寺，遗址尚存，在今牛街往东）。

元灭金后，曾经一把大火烧了金中都，但临近金中都的延寿寺幸免于难。关于元代在海王村设琉璃厂，《琉璃厂沿革考》一文记载：“元代建都北京，名大都城。设窑四座，琉璃厂窑为其中之一。分厂在三家店，派工到西山来取制琉璃瓦器之原料，由水路运至海王村之琉璃窑以备烧制。缘元代由此地至西山水道畅通，可以用船只启运也。”也有记载称，当时有一条河道南北方向纵贯海王村。海王村附近有厂桥、青厂潭、韩家潭、臧家桥、潘家河沿等与水有关的地名沿用至今，可以想见，这一地区古时一定河道畅通。

明初，“琉璃厂”是管理机构的名称，属内官监和工部营缮司。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建筑了外罗城，琉璃厂变成了城里，这时已形成一些街道，但仍然地旷人稀。直至康熙年间，琉璃厂窑由官办交由民办，官府设窑厂监督，同时征收窑厂附近官地上民间盖房的间架税。当时窑厂监督汪文柏《庚辰秋琉璃厂监造屋宇册随笔书怀》记：“外城是官地，架屋许多人，所以琉璃厂，衡宇如鱼鳞。”至此，琉璃厂成为居民密度较大的市区街道。

读书人的圣地

至于琉璃厂何时成为书籍、字画、古玩的聚集之地，并没有具体时间上的考证。清代官员张尹在乾隆五年时作《登厂阜记》，称：“琉璃厂者，京师雅游之所。东西两厂门中去一里许，无杂物，悉列书籍、图书及鼎彝诸古玩器，以属于观门之外。”可见，乾隆初年，琉璃厂已成“百货云集”，“图书充栋，宝玩填街”的游览观光地。与此同时，琉璃厂的窑厂也依然在继续生产黄、绿两色琉璃瓦以及金鱼缸、琉璃片（镶嵌窗户所用的彩色玻璃）等。如此算来，这条文化古街至今已有300年的历史。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即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今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迁到琉璃厂旧址。辛亥革命后，开辟了和平门，出现了南新华街。北京师范大学旧址（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北院至今还有一座砖砌水塔，上面镶砌着琉璃方砖，写着“官琉璃窑厂”五字，这里就是原来的窑区。1953年，师大扩建校舍时施工挖土，发掘出大量琉璃制的残砖断瓦和几扇磨制瓷釉的大石磨盘。

琉璃窑厂不复存在，琉璃厂文化街却一直延续至今。琉璃厂真正成为文人墨客聚集地，是从乾隆年间开始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因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在乾隆主持下，向全国征书长达7年，成千上万的文人学士汇集京城。内阁大学士、清代著名书法家翁方纲在《复初斋诗集》中记载官员编撰情况：“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江浙书贾奔辏辇下。书坊以五柳堂、文粹堂为最。”可以说琉璃厂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四库全书》的编纂也促进了琉璃厂的空前发展，各地书商纷纷携带大量古籍典章，来到琉璃厂售卖，使琉璃厂书肆达到鼎盛时期。与此同时，琉璃厂附近居住了当时大批著名学者、文人。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的“阅微草堂”就在虎坊桥路东珠市口西大街24号，至今尚存纪晓岚故居。此外，著名学者孙星衍曾住在琉璃厂南夹道（今万源夹道）；著名诗人龚自珍曾寓居南横街；乾隆时礼部侍郎齐召南曾居贾家胡同；著名诗人王士祯住琉璃厂火神庙夹道；著名戏曲家李渔也在琉璃厂附近的韩家潭营建一座庭园，取名“芥子园”，后来改为官僚私寓，清末又成为广东会馆。

因琉璃厂紧邻前三门大街，交通便利，很多外地进京的官员、商贾也都把同乡会馆修建于此。琉璃厂附近的各省、州、县的会馆，占全北京会馆的70%以上。来会馆寄宿或短期居留的人，除京官、商人外，来京赶考的举子最多。数以千计的举子，直接促进了琉璃厂书店和文具店的繁荣。

其时，居住附近的文人学士自然成了琉璃厂的常客。《琉璃厂沿革考》载：“清代藏书家旅居北京，无不往游琉璃厂，盖搜集善本，罔不求诸厂肆也。”一时间，琉璃厂不但书肆林立，门庭若市，而且珍本、善本、孤本、秘本之类，奇货可居。此外，文房四宝、字画、古玩、梨园、灯市也相继聚集于此。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曾统计清末到民国三十年前后，琉璃厂先后经营的书肆约213家，常年保持者至少70家，此地一度成为读书人心中的圣地。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各家店铺的匾额，几乎都出自名家之手。

百年老店屹立不倒

清末社会动荡不安，琉璃厂几经变迁。清代著名藏书家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记载，除“老二酉堂”外，原有的店铺几乎全不存在，仅剩三四十家。光绪以后，琉璃厂变化更大，据孙殿起所记，清末到辛亥革命后，曾在琉璃厂开设过字号的，前后约220家，可见变化之大。

最大的一次动荡是庚子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不论宫廷和私人所收藏的书籍文物，都遭到空前浩劫。

日、美、法、俄，还在琉璃厂买去大量中国古籍、县志及有关资料。据伦明的《追忆何厚甫》记述，书商何厚甫“尝从内监手得宋本《备全总效方四十卷》……厚甫殁，其子介文友堂售于日本，得七千金。”美国通过燕京大学“哈佛燕京社”从琉璃厂买走大批中国地方志。

琉璃厂的一些古玩商还勾结智化寺的僧人，将正殿藻井盗卖到美国，勾结清代理王后代，将理王府的正殿整个拆下来偷卖到美国。至于古铜器、瓷器、书画之类，经琉璃厂流到外国去的不可胜计。

民国初年，局势渐趋稳定，琉璃厂才再次恢复旧貌。

即便如此，琉璃厂还是保存下了多家屹立不倒的百年老店，其中以荣宝斋为最。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南纸店，开业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店主姓张，浙江人，居官京师，以俸银开设此店。清代武侠小说《永庆生平传》中就有关于“松竹斋”的故事。

光绪二十年（1894年），松竹斋经营不善，入不敷出，聘请京师名士庄虎臣出任经理，改名“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庄虎臣出身捐班（由捐纳财物得官者），与京城文人墨客有广泛联系，也因此拓展了荣宝斋在书画等方面的经营范围。除了荣宝斋，还有宝文堂书店、韵古斋、一得阁等。相传，谢松岱从南方进京赶考，虽然落第，但见考试时研墨占去了考生们许多宝贵时间，很有感触。经过反复摸索，他研制出墨汁的生产工艺，便在琉璃厂置办了一座二层小楼，开设了一家前店后厂的文具店，大受欢迎。谢松岱亲自书写了一副藏头联，以表心迹：“一艺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心”，并题写店名“一得阁”。自此，一得阁的声誉不胫而走，蜚声京城。这块牌匾，150年来一直保存完好，悬挂至今。

琉璃厂繁荣再现

琉璃厂所以出名，还与每年春节期间，老北京人喜欢到以琉璃厂为中心的厂甸逛庙会的习俗分不开。明末《帝京岁时记胜》记述：“（琉璃厂）每年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编笙歌，宝马香车游仕女。”

过年期间，东西琉璃厂的众多店铺都张灯结彩，一直休息到初六。店铺休息期间并不上护窗板，而是挂出“窗户挡儿”。一般店铺的“窗户挡儿”大多是画在绸布上的《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故事，而南纸店、字画店则都是争奇斗胜地挂出名人字画。此时，行商摊贩也到东西琉璃厂一带摆设书摊、古玩摊。其中大部分是隆福寺、鼓楼前等地书摊临时到这里设摊的，叫作“赶庙”。

更多的商贩都是售卖各种小吃和各色玩意儿，如糖葫芦、艾窝窝、油酥火烧、灌肠、春卷、豆汁、焦圈，还有各色京派风筝、“牛喇叭”、“噗噗噔儿”、“倒流”等玩具，到处熙熙攘攘，人头攒动。这种热闹景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2001年后又得以恢复。

如今的琉璃厂，经过上世纪80年代末的整修重建，街道两旁，铺面店堂青砖灰瓦，砖雕彩绘古色古香，更具古代街市色彩，再次成为广集天下图书、字画、古玩、文房四宝之所在，也成为国内外游客感受老北京文化的必游之地。

琉璃厂大街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