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梅兰芳及其他

鲁迅曾有好几篇文章说到梅兰芳，有人说这是对梅兰芳的人格侮辱，并由此而涉及鲁迅的人格，据说连梅兰芳本人也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房向东先生的鲁迅研究专著《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中，有《“男人扮女人”之外》一文说到这桩历史公案。他的此类文章在报上陆续发表之时，曾请我谈谈看法，说是或“捧”或“骂”均可，那时候，我遵嘱专门选定“谈谈”的恰恰就是有关鲁迅与梅兰芳的这一篇。我赞成房向东说的鲁迅之“骂”梅兰芳，并非与梅兰芳有什么过隙，无非是借梅兰芳说事，却不赞成他的一个观点：鲁迅借以批判的是所谓的“太监文化”。我注意到，房向东将此文收入他的专著之时，曾根据我的批评作了一些文字处理，却依然保留“太监文化”之说。

在我看来，鲁迅之评论梅兰芳，在其骨子里想说的，有这样两层意思。其一，是关于艺术的雅与俗的问题。他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一文中说：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泼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然而梅兰芳对记者说，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鲁迅主要批评的是将梅兰芳“罩进玻璃罩”的士大夫，同时也带及被“罩进玻璃罩”的梅兰芳，因为他接受了这种“雅”，而且认为“雅”得还不够，“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此处所表达的思想，与他的批评将艺术卷进“象牙之塔”，将“小品文”变成“小摆设”和“士大夫的清玩”正相一致。

其二，则是相当形象和准确地体现了鲁迅的反“中庸”。鲁迅有《论照相之类》一文，分为《材料之类》、《形式之类》与《无题之类》三个部分。他在《无题之类》这个部分中，说到“北京特有”的一种现象：即“照相馆选定一个或数个阔人的照相，放大了挂在门口”，只是好景不长，“其人阔，则其像放大，其人‘下野’，则其像不见”———这有点像如今的请“阔人”题词，其人仕途看好，其字高悬；其人“出事”，则其字悄悄消失———然而，他注意到，“要在北京城内寻求一张不像那些阔人似的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照相，则据鄙陋所知，实在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他说，“惟有这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在中国是永久的。”接着，鲁迅发表了这样一通议论：

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假使我用了这“无”字还不算什么语病。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外国没有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调采色，弄墨水的人们跋扈。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

鲁迅的这篇文章，写于1924年11月11日，发表于1925年1月12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九期。在此八九年后，即1933年3月30日，鲁迅在《最艺术的国家》一文中，更进一步的挑明了他所说的这种“艺术”的真实内涵：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

……

鲁迅此文最后一句感叹：“呵，中国真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

从前后时隔八九年的这两段极其相似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这样几点：一、鲁迅表面上说的是梅兰芳及其“男人扮女人”的艺术，其实却是讽刺所谓“中庸”；二、鲁迅讽刺的这种“中庸”之“可贵”，就“在于两面光”，也就是朱熹所谓的“不偏不倚”，孟子所说的“一乡之人皆称愿”的“阉然媚于世也者”，孔子所厌恶的“乡愿”，倒恰恰不是孔子所谓的中庸；三、时隔八九年，鲁迅的意思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可见，他对这种“中庸”的“艺术”早已胸有定识。我之所以不赞成房向东先生的“太监文化”之说，其原因也在于此：在这两篇文章中，鲁迅自己都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了———《论照相之类》说的是“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最艺术的国家》说的是这种“男人扮女人”与“太监”的区别，“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他自己都已说得那么明白，岂能再将批判“太监文化”之功绩强加于他？

其实，同样的意思，不同的表述，也见诸鲁迅别的文章，例如，鲁迅曾经写过《我来说“持中”的真相》，文章说：

有某人挖苦叶名琛的对联“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大概可以作为中国人“持中”的真相之说明。我以为这是不对的。

夫近乎“持中”的态度大概有二：一者“非彼即此”，二者“可彼可此”也。前者是无主意，不盲从，不附势，或者别有独特的见解；但境遇是很危险的，所以叶名琛终至于败亡，虽然他不过是无主意。后者则是“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了，然而在中国最得法，所以中国人的“持中”大概是这个。倘改篡了旧对联来说明，就该是：

“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此处所说的“持中”，乃是“中庸”的另一种说法。此处所说的“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则与“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的“似男似女”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处所说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则有点像房向东先生所谓“太监文化”中的“太监”了，而鲁迅也明明白白地说“作为中国人‘持中’的真相之说明。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发表于1924年12月15日《语丝》周刊第五期，与鲁迅说“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的《论照相之类》的发表时间极为相近。二者之间，无疑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鲁迅反对的“中庸”，大多不是孔子说的那种以“无过无不及”为主要特征的中庸，而是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中逐渐流变的以“不偏不倚”为主要特征的“中庸”，这一点，可谓确凿无疑。如果细加分析，还可梳理出不同的层次。

一是以“中庸”掩盖立场，表面不偏不倚，貌似公允，其实自有所偏。鲁迅之所以一直强调“男人扮女人”的“艺术”与“太监”不同，也正是这个意思———太监确实是无性的了，但“男人扮女人”的“艺术”之高明，就在于男人明明是有性的，却能做得“两面光”，这就有相当的欺骗性。同样的意思，也体现在鲁迅对于“正人君子”或“叭儿狗”的本性之揭示上。例如，他在《论“费厄泼赖”不能缓行》中这样评论“叭儿狗”：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于跟在脚后跟。

显然，鲁迅说的不是狗，而是某种“不偏不倚”的“正人君子”，尽管表面上“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尽管“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其实，却只是“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被“贵人豢养”，看到穿破衣服的穷人，却是会叫会咬的，一点也不公允。

二是以中庸掩饰卑怯，不敢得罪任何一方，不敢有自己的立场。同是处世中庸，在这一点上，却与前者稍有不同。1925年3月16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徐炳昶在给鲁迅的信中说：“人类思想里面，本来有一种惰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鲁迅于3月29日给徐炳昶的信中，对此作了如下回复：

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

这种对于“遇见强者，不敢反抗”的“卑怯”的“粉饰”，颇有点像阿Q式的精神取胜。那些“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的人，当他们“在狼面前是羊”之时，往往就用“中庸”二字“聊以自慰”。

三是以中庸掩饰自己的退却，以守为攻。这与“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有联系却又有区别。那段话还是鲁迅在回复徐炳昶时说的：

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

所谓“穷寇莫追”，所谓“以德报怨”，所谓不打“落水狗”，这些被人理解为“中庸之道”题中应有之义的言词，大致都是在这种境况中冒出来的，这在那些原先“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的人来说，便是一种“以守为攻”的策略。所以，鲁迅说：“‘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当然，这已经涉及与“中庸”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即“忠恕”，暂且带住。

鲁迅之反中庸，当然不仅是一个理论或学术问题，他的反中庸，自始至终，都是与现实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就以前面说的《最艺术的国家》一文为例，那篇文章说了四种“扮演得十分巧妙，两面光滑”的社会现象，除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从这一方面看过去是抵抗，从那一面看过来其实是交涉”；除了“一面做实业家，银行家，一面自称‘小贫’而已”；除了“一面日货销路复旺，一面对人说是‘国货年’”而外，着重说的便是当时“仿宪政国家”的所谓的“选举”，鲁迅如此写道：

照文法而论，这样的国民大会的选举人，应称为“选举人者”，而被选举人，应称为“被选之举人”。但是，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因此，他们得扮成宪政国家的选举的人和被选举人，虽则实质上还是秀才和举人。这草案的深意就在这里：叫民众看见是民权，而民族祖宗看见是忠孝———忠于固有科举的民族，孝于制定科举的祖宗。此外，像上海已经实现的民权，是纳税的方有权选举和被选，使偌大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这虽是捐班———有钱的为主，然而他们一定会考中举人，甚至不补考也会赐同进士出身的，因为洋大人膝下的榜样，理应遵照，何况这也并不是一面违背固有文化，一面又扮得很像宪政民权呢？

瞿秋白在论述鲁迅的反自由主义时说：“旧势力的虚伪的中庸，说些鬼话来搀杂在科学里，调和一下鬼混一下，这正是它的诡计。”在论述鲁迅的反虚伪的精神时说：“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而鲁迅对于这种所谓“中庸”的关注度确实也相当之高。以至连他写小说也调侃“中庸”，例如，他在《幸福的家庭》中写道：“他一面想，这既无闭关自守之操切，也没有开放门户之不安：是很合于‘中庸’的。”翻译外国的作品，也联想到“中庸”，例如他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说厨川白村“所指摘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着中国”，此中说的“中道”，正是“中庸”之别称。而只要翻翻他的著作，几乎字里行间，都有那种反“中庸”的气息。我想，这还是因为他在给徐炳昶的信中说的那个意思：

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