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在福州的政绩与诗文创作
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由洪州（今江西南昌）移知福州军州事，元丰元年（1078年）召判太常寺，后改知明州(今浙江宁波)。在福州时间虽短，但政绩卓然。
曾巩知福州后，首先以廉洁奉公作为仕宦的准则。
宋代，州府以上的官吏除享受固定的俸禄以外，还补给一定数量的“职田”（根据职务给予固定田产）。福州府官吏虽没有“职田”，却另有一大笔收入。原来，州府中有很大的一块菜园子，每年都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蔬菜成熟以后，便由衙役挑到市上去卖，卖得的钱全归州官所有。由于府里的蔬菜上市早、质量好，人们都争相购买。于是不费什么工夫，就可捞到一大笔钱。这样，有时一个州官仅菜钱收入就可达三四十万之多。
曾巩到福州上任之后，便到民间做了调查,了解到：州府卖菜，往往要排挤菜农的买卖，使他们的生意难做、收入减少，以致造成生活上的困难。曾巩愤慨于此，大声疾呼曰：“太守与民争利可乎？”他宣布福州府取消这项收入。州府不再收取菜钱，种植的蔬菜也很少拿到市面上去卖了。消息传出，当地老百姓都很高兴，菜农们更是欢欣鼓舞。从此以后，凡是来福州做官的，也都效法曾巩的做法，不再向老百姓身上榨取这部分菜钱而“肥”自己的腰包了。
福州自五代闽国崇奉佛教以来，兴建了大量的佛寺禅院，到北宋时已称誉东南。据北宋景德(1004-1007年)初年知福州的谢泌《咏冶城风物》诗云：“湖田翻种重收谷，山路逢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迷信的人为了追求“来生”幸福，把田产施舍给庙宇。寺庙田亩赋税比一般籍户轻得多，刁滑之徒为减轻或逃避赋税，就与寺院勾结，形成寺院田产日多，民间田产日少，赋税负担都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负担不起也遁入空门为僧。寺院的发展威胁着社会经济基础，更突出的是上层僧侣为着寺院有利可图，千方百计贿赂官府，谋求要职。由于当时主守禅寺，须得知州同意，由地方官直接任命。于是僧人们纷纷买通关节，巴结官府；有些官员也趁机敲竹杠而发横财，一时贿赂之风盛行八闽。
曾巩到福州后，知道其中弊端。为了取缔这种贪贿行为，他亲自前往寺院，让僧徒们互相推举选方丈，并将推选出来的公正贤明的僧人记录造册备报官府，然后按照次序，依次递补。曾巩当众却其私谢，以杜绝左右受贿。由于曾巩的清廉，这些贪贿的风气，不禁而止。曾巩采取各种办法，改变了主持僧由官府延聘的制度，而由他们推举能者担任，杜绝了钻营门路，废除了两所与豪门狼狈为奸、为非作歹的寺院，逮捕了一些企图逃税的奸民与不法僧侣，整治了佛寺禅院的歪风邪气。
曾巩曾说：“州县常困于文赎烦多，人民则苦于追赋之急。”因此一到福州任上，就和属县商议应办的事情，分别轻重缓急，预计完成期限，期限未至的不再催促；限期一到，不办的就治应有之罪；如讨约之期限和要办的时间不相当，则与该县另定期限；而先已立有期限的，即使有所追回，知州也不派人到县，县上也不再派人下乡。曾巩试用这种办法来尽力减少官府对人民的骚扰。开始时属县并不十分听从，曾巩则弹劾知县，于是各县莫敢轻慢，有事皆先期召集官吏预告。由于公文减少许多，人民得以过上宁静的日子。
曾巩在福州年余，因廉洁为官，奉公守志，从政有方，治安秩序逐渐安定。他在《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中说：“今山海清谧，千里宴然。里闾相安，粟米丰羡。”当时京师一带也盛传他的政绩。曾巩有一首《亲旧书报京师盛闻治声》诗，诗云：“自知孤宦无材术，谁道京师有政声。默坐海边何计是？白头亲在凤凰城。”《凤池寺》中写道：“经年闻说凤池山，蜡屐方偷半日闲。笑语客随朱阁上，醉醒身在白云间。溪桥野水清犹急，海岸轻寒去却还。为郡天涯亦潇洒，莫嗟流落鬓毛斑。”足见曾巩在福州任上心情是愉快的，而且也是有一定政声的。
曾巩在福州时继续写作，除奏状、制诰、劄子、书、表、祭文以外，抒情、写景的散文则有《道山亭记》流传下来。《闽都记》卷十载：“道山亭在邻霄台之东。”道山这个名称是程师孟所起。程师孟字公辟，吴县人，熙宁元年（1068年）知福州，在福州六月，开拓城的西南隅，又以余力浚河湟、建桥梁等，公余之暇，还多浏览吟咏，建道山亭于乌石山。曾巩《道山亭记》说：“程公以谓在江海之上，为登览之观，可比于道家所谓蓬莱、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道山亭记》着重描写闽地山水之奇险，风格极近柳宗元。清人陆文裕说：“亲自闽中，方知其工。”在唐宋游记文中亦为突出的篇章。总的来说，《道山亭记》先写福建的地势，次及府治侯官，又次说到道山命名的由来，而终称颂程师孟治理闽都的政绩。曾巩在文中绝不替寺观铺张，立言得体。当时佛教、道教盛传闽中，至乌石山者非拜佛即访道，而少有读曾巩碑者。故南宋刘克庄《道山亭》诗中有“城中楚楚银袍子，来读曾碑有几人”之句。
曾巩在福州还写有《福州拟贡荔枝状并荔枝录》一文，阐述福（州）、泉（州）、漳（州）、兴化军（莆、仙）的荔枝种类、优劣等，凡三十四种之多，可谓善于调查研究与描述的简明之作。
曾巩在福州除上述的散文外，还有诗三十余首，其有记地方名胜的，如《夜出过利涉门》：
红纱笼烛照斜桥，复观翚飞入斗杓。
人在画船犹未睡，满堤明月一溪潮。
利涉门是唐末时开辟的，其门在福州城内安泰桥北。《闽都记》卷二载：“唐天复元年（901年）王审知于子城外环筑罗城北永安门南涉利门。”诗人首句写晚间出城的景色，次句仰视城楼之高，三句系近河所见，诗末以“明月溪潮”作结，读之有景色清幽之感。还有《大乘寺》一诗：
行春门外是东山，篮舆宁辞数往还。
溪上鹿随人去远，洞中花照水长闲。
楼台势出尘埃外，钟磬声来缥缈间。
自笑粗官偷暇日，暂携妻子一开颜。
《闽都记》卷十一载：“东山……去城十里，而近有狮子峰、榴花洞。唐永泰（765—766年）樵者蓝超逐鹿至洞遇异人与榴花一枝而返，复往遂失所在。”又云：“大乘、爱同寺在东山，梁大同六年（540年）置大乘寺，十二年（546年）置爱同寺。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合二寺为一，因名。”诗的第一、二两句点明出游的地点是东门外的东山（行春门是福州的东门），颔联写了当地的古迹，颈联写出楼台形势和远寺钟磬之声，末了以作者此游的心情作结。诗中两联对古迹与景色的叙述描写，情景结合，使人有飘逸之感。
此外，较有代表性的诗作还有《游东山示客》、《西楼》、《旬休日过仁王寺》、《昇山灵岩寺》、《北归三首》、《圣泉寺》诸诗。
《圣泉寺》一诗简括了福州的形势之胜：
笑问并儿一举鞭，亦逢佳景暂留连。
青冥日抱山腰间，碧野云含石眼泉。
蹑屐路通林北寺，落帆门系海东船。
闽王旧事今何在？惟有村村供佛田。
圣泉寺亦名圣泉院，旧名法华，在福州东郊。《闽都记》卷十一载：“唐景龙（707—710年）初，僧怀一始卜居寺西，苦远汲。忽一禽噪于地，因凿之，泉忽涌出。”首联写诗人偶尔问问健儿，举鞭而到圣泉寺，不意却是一处值得留连的佳境。颔联与颈联写圣泉寺的景色与形势，寺在半山之中，故有“青冥日抱山腰间，碧野云含石眼泉”的奇景，而上有寺院，俯瞰闽江，故以“蹑屐路通林北寺，落帆门系海东船”，概括了眼前的景物形势。末联说“闽王旧事今何在”，虽有一世英雄今安在之意，但“惟有村村供佛田”句却是带有对佞佛的辛辣讽刺。
历来为诗家所赞叹的《城南二首》及《西楼》等诗，写得轻快清新、雄放壮丽。其中《城南二首》描写了福州生机勃勃的晚春景色：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
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水满横塘雨过时，一番红影杂花飞。
送春无限情惆怅，身在天涯未得归。
又如《西楼》：
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
朱楼四面钩疏箔，卧看千山急雨来。
海浪、北风、雷声、忽雨，在一首短短的绝句中，诗人谱写了处于东海之滨的福州城一曲大自然气势磅礴的交响乐，而作者在西楼挂帘卧看、悠然自得的形象，更是栩栩如生。
曾巩在福州除了写江山形胜的风景诗外，还有咏物、送别、谢人、赠茶（如著名的《闰正月十一日吕殿丞寄新茶》）等篇。曾巩在福州的咏物诗中最有名的是《荔枝四首》。其一、二两首尽力描绘荔枝的色态，三、四首则分别写荔枝的畏寒特性和芬芳气味。其一：
剖见隋珠醉眼开，丹砂缘手落尘埃。
谁能有力如黄犊？摘尽繁星始下来。
一、二句写剖开荔枝和弃掉皮壳的愉快心情，后二句则描绘荔枝都采摘下来之不易。其二：
玉润冰清不受尘，仙衣裁剪绛纱新。
千门万户谁曾得？只有昭阳第一人。
一、二句形象地把荔枝的内看外观（色泽光耀）描绘殆尽。后二句概括地运用唐人杜牧《过华清宫》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把荔枝和这首名诗联系起来，使人感到吃荔枝之不易。
其下二首，一以“昭阳殿里才闻得，已道佳人不奈寒”来写荔枝不能耐寒的南国习性；另一首则以“解笑诗人夸博物，只知红颗味酸甜”来说明闽省荔枝之甘美香甜。作者自注：“白乐天咏荔枝诗云：‘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工部诗云：‘红颗酸甜只自知’，此皆巴蜀荔枝而已，不知闽越荔枝不酸也。”末首虽未道出闽南荔枝气味之美，但其甜酸甘味，却在无言含蓄之中，而使人意味之也。曾巩之《荔枝四首》为历来歌咏闽地荔枝的杰作。
曾巩知福州的时间前后仅一年，但他的政绩和诗文却广在八闽传诵，至今乃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