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把国宝捐给国家的一代收藏大家
在20世纪的中国人物谱上，张伯驹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身为贵胄子弟，曾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但张伯驹并非纨绔子弟，他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国画大师刘海粟在评论张伯驹时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姐妹艺术互通，而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醉心传统文化的贵胄子弟
张伯驹，字丛碧，河南项城人，生于1897年，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光绪三十年进土，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职。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南都督，但因镇压白朗起义不力而被免职。1915年袁世凯称帝，张镇芳是筹划者之一。1917年，张镇芳参与张勋复辟，任内阁议政大臣，为此获罪下狱。出狱后，张镇芳离开政界，全力投身于金融事业，担任盐业银行经理和董事长等职。
张伯驹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即能写诗，享有“神童”的美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毕业后，张伯驹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并由此进入军界。其后，他曾在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部任职，曾任过提调参议。由于他的身份特殊，与当时的达官贵人多有往来。张伯驹与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溥仪的族弟溥侗、袁世凯的三公子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公子”。
虽然跻身社会上层，但张伯驹从不趋炎附势，在同上层人物的接触和交往中，张伯驹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官场内情，使他看清了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他从内心厌倦军队生活，不顾双亲和众人的反对，毅然退出军界。
离开军队以后，张伯驹把兴趣转移到读书、陶冶性情的文化艺术活动之中。他利用家庭条件，在家藏的古典文史中广泛涉猎，刻苦攻读各种古书典籍。他喜欢和文人雅士们交往，经常和他们一起聚会，一起歌吟畅咏，填词作画。张伯驹学唱京剧并登台演出，鉴赏并收藏古董墨宝，开展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在张伯驹的父辈们看来，他这种做法纯属“不务正业”。张镇芳临终前握着张伯驹的手说：“你要支撑起这个家，照顾你的母亲啊！”张伯驹含泪应允。但父亲故去后，张伯驹仍然痴迷于文艺活动。张镇芳生前曾参与创办中国盐业银行，并为银行投资20万元，任董事长一职，张镇芳死后留下偌大一份家业，张伯驹对此却毫无兴趣。后来在母亲的百般相劝和苦求下，张伯驹才就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之职。母亲指望张伯驹继承父业和财产来振兴家业，实际上他只是挂了个董事长名，很少过问银行之事，而专爱书画、戏曲等艺术。
抗战胜利后，张伯驹曾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1947年6月，他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
张伯驹对政治很少关注，但有两件事却彪炳史册。一是“西安事变”期间，他敦促张学良将军联共逼蒋抗日。二是他在全国解放前夕，利用与华北“巢总”副总司令邓宝珊的个人关系，协助中共地下党进行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曾任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等职。
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一部《古文观止》，他读得烂熟。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他如数家珍。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张伯驹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他天资超逸，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张伯驹是个淡泊名利的超凡之士，所作之词多写人生感受、自然之景，感情细腻，自然超逸，为现代词家之楷模。张伯驹擅长楹联，著有《中国对联史话》、《素月楼联话》等楹联专著。
拜名家为师学京剧，演出精彩引起轰动
张伯驹曾说过，自己一生有两件最得意之事：一是京剧从师余叔岩，一是得晋陆机《平复帖》收藏。可见他对京剧的喜爱。
余叔岩在全面继承谭（鑫培）派艺术的基础上，以丰富的演唱技巧进行了较大的发展和创造，成为“新谭派”的代表人物，世称“余派”。余叔岩在收徒方面非常严格，其弟子仅有杨宝忠、孟小冬、李少春等数人。余叔岩教戏非常保守，就连很有成就的女弟子孟小冬，余叔岩也仅交给她“三出半”，即《促放曹》、《空城计》、《搜孤救孤》和《红鬃烈马》一折。余叔岩对张伯驹却是青睐有加。张伯驹跟随余叔岩学戏时已31岁，每日晚饭后去余家学戏，迎着晨曦回来，长达十年时间。余叔岩把平生所学皆传授给张伯驹，唯有京剧名段《太平桥》例外。这是为什么呢？余叔岩曾对张伯驹说过：“过桥一场，一足登椅，一足登桌，敌将一枪刺前胸，须两手持枪硬僵尸摔下。饰敌将者，检场者皆须在行，否则易出危险。”所以这场危险的戏未传授给张伯驹，可见余叔岩对张伯驹的爱护。
为了弘扬京剧事业，1931年张伯驹还同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冯耿光等组织成立了中华国剧学会。张伯驹痴迷京剧，水平很高，1937年张伯驹40岁生日之际，他在北京福隆寺街的福全馆发起了赈灾义演《空城计》。张伯驹饰诸葛亮、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继仙饰马岱、陈香雪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 。群星闪耀，盛况空前。张伯驹饰演《空城计》的主角诸葛亮的消息传出后，不仅轰动了北京城，而且轰动了全国。除了北方的张氏友好纷纷送礼拜寿，主要为听戏以外，不认识的人也都想法去拜寿听戏，甚至远在上海的张氏戏迷也远道专程来听这出戏。福全馆中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当时媒体用杜甫的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来形容盛况。
“天下第一藏”张伯驹
我国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在评价张伯驹时说：“论收藏，张伯驹先生当属中国第一，论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他更是如此，尽管他离开我们已有20年，我们都将永远不能忘记他。”
张伯驹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古代书画。他自30岁开始收藏古代书画，不惜一掷千金，虽变卖家产或借贷。他收藏字画，开始是出于爱好，后来则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目的。张伯驹曾慨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千金一掷，魄力过人。……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张伯驹不惜代价、甚至置性命于不顾以求保藏文物珍品，既是出于爱国至诚，也是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刻认识与由衷的酷爱。他慧眼识宝，所藏书画件件堪称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经张伯驹手收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的，便有118件之多，被人称为“天下第一藏”。
张伯驹平生最得意的藏品，当属号称天下第一墨宝的《平复帖》和天下第一名画的《游春图》。《平复帖》是我国传世书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的手书真迹，距今已有近1700年，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篇鼻祖”。它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游春图》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游春图》画卷长二尺有余，运笔精到，意趣无限，素有“天下第一画卷”的美称。历代书画界都将其奉为极品，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此外，张伯驹收藏珍贵字画，还有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宋代黄庭坚的《诸上座帖》、宋徽宗赵佶的《雪江归棹图卷》，元代钱选的《山居图卷》等等，都是在艺术史上占有独立地位的重要文物。张伯驹和夫人潘素（著名画家）还先后收藏了李白、杜牧、黄庭坚、唐寅等人的手迹和其他珍贵文物，这批瑰宝历经烽火战乱，得以保全而未遭劫难，真是难得。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伯驹为保护文物，不使之流失海外，竭尽自己全力予以收藏。为不使我国传世最古老的隋代展子虔的一幅青绿山水画《游春图》被画商贩至海外，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卖掉房产，又向朋友转借，凑足240两黄金买回后收藏，张伯驹买《游春图》后，国民党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派人持自己的亲笔信找到张伯驹。来人说：“张秘书长来北平视察工作，听说你花费240两黄金买下了《游春图》，张秘书长愿出500两黄金，求兄让出。”张伯驹断然告诉来人：“请转告秘书长，说我张伯驹收藏东西，永不再转卖。”
清朝皇室后裔、画家溥儒收藏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张伯驹派人转告溥儒：千万不要让《平复帖》再流往国外；如若转让，自己愿意收购。但溥儒要价太高，张伯驹只好与其商议：自己提前报到为一预买人。1937年，溥儒的母亲病故，办丧礼急需钱，有心转让《平复帖》。张伯驹闻讯后四处筹措，潘素又将自己大量首饰卖掉，凑了4万银元，买下了这幅传世墨宝。张伯驹收得《平复帖》的消息传开后，几个懂行的日本人托人找到张伯驹说愿出30万大洋高价收买《平复帖》，被张伯驹拒绝，张伯驹和潘素说：“我们买它，不是为了钱，黄金易得，国宝无双，万一流落海外，我等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为了保护国宝，张伯驹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1941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张伯驹在上海乘车上班之时突然遭人绑架，绑匪索价300万元（伪币）。此时的张伯驹虽有偌大家业，可是为了收藏真迹古画已囊空如洗，他深知绑匪的目的是要敲诈他的名墨字画，他悄悄地关照潘素，宁可自己死在魔窟，也决不允许变卖所藏的古代书画来赎身。绑匪扣押张伯驹8个多月，未见其心志动摇。绑匪无奈之下，只好写一封信给潘素说，如果从即日起七日之内不拿出40根金条来赎身，请做好收尸准备，届时张伯驹的棺木将放置在家门前。潘素见信泪如泉涌，深感问题的严重，于是便奋不顾身，走街串户，求亲告友，四处筹措，终于感动了一些亲朋好友，大伙解囊相助，最后终于凑足40根金条，将张伯驹赎出，而古代书画却一张未动。张伯驹、潘素夫妇置生命于不顾而痴心保护祖国文物的高尚事迹，被世人广泛流传，赢得一片赞誉声。
对自己耗费毕生心血保护字画，张伯驹、潘素并不视为一己所有，而是看作全民族的文化遗产。自上世纪50年代起，张伯驹和潘素陆续收藏30年之久的书画各迹捐献国家，表现了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张伯驹、潘素将珍藏八件书画极品捐献给国家，它们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宋范仲淹的《道服赞》卷、宋蔡襄的《自书诗》卷、宋蔡襄的《自书诗》卷、宋黄庭坚的《诸上座》卷、宋吴琚的《诗帖》卷、元赵孟 的《草书千字文》。这些古代书画极品，如今都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国家奖励张伯驹夫妇20万元人民币，被他们婉拒。他们所捐献的字画名迹是中华民族的国粹，是无价之宝。1956年，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给张伯驹、潘素夫妇签发了褒奖状。
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张伯驹还将自己珍藏的另一件稀世珍品——李白的《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李白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大诗人之一，然而他的诗名掩盖了他的书法。宋徽宗宣和年间敕令编纂的《宣和画谱》写道：“（李）白尝作行书，字画尤飘逸。”李白这幅《上阳台帖》上的诗文为：“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太白。”李白的书法苍劲雄伟，又不乏姿媚挺秀，一如李白豪放、俊逸的诗风。真是诗如其人，书亦如其人。张伯驹通过统战部部长徐冰将此帖转呈毛泽东，并在附言中写道：“现将李白仅存于世的书法墨迹《上阳台帖》呈献毛主席，仅供观赏……”毛泽东收到此帖，观赏数日，十分喜爱，后嘱中央办公厅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毛泽东特意交代中央办公厅给张伯驹代写感谢信一封，并附寄一万元人民币。
张伯驹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令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这是张伯驹一生遵循的收藏的信念，他也用一生实践了这个诺言。张伯驹、潘素夫妇无偿捐献国宝的消息见诸报端后，人们无不赞赏他们的爱国壮举。他们的行动也带动着他人捐献。这一消息不仅轰动了大陆，就连台湾各方人士都很关注，尤其为当时侨居法国巴黎的大画家张大千所瞩目。张大千曾对人说：“吾老友张伯驹兄日前捐赠故宫博物院的珍品价值连城，然他分文不取。”在爱国方面，张大千和张伯驹、潘素是一样的。1951年，张大千把他珍藏的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南唐董源的《潇湘图》、北宋刘道士《万壑松风图》等珍贵名画，以及一些敦煌经卷，低价卖给国内（相当于半卖半送，像《韩熙载夜宴图》这样的无价之宝仅卖2万美元），现在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在观赏《张伯驹赠毛主席七十晋八
张伯驹收藏的中国现存最古的绘画——展子虔《游春图》
坦然面对坎坷的后半生
谈到张伯驹的后半生，不能不提到给了身处逆境的张伯驹以安慰和照顾的陈毅。在建国初的一次文物展览会上，陈毅与张伯驹一见如故，从此结为朋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陈毅夫人张茜还常把国家“特供”部门供给陈毅家的食品，分一部分给张伯驹带回去。陈毅的友善与豪爽，让张伯驹感到一种内心的畅快。他觉得，共产党的官员跟国民党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张伯驹还邀请陈毅来家中切磋棋艺。
1958年，张伯驹被划为右派分子。陈毅专门请张伯驹吃饭，陈毅说：“像你这样一个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都捐给国家的人，还能是右派吗？我想不出，我向你道歉。”陈毅特意为张伯驹书写“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条幅。20年后，著名画家刘海粟问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张伯驹坦诚地说：“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
1960年，陈毅的老战友、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两人见了面，陈毅对他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境遇不太好，吉林省能不能给安排一下工作？”于毅夫当即答应下来。于毅夫回吉林后，与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谈及此事，并嘱他安排一下。宋振庭得知张伯驹、潘素夫妇都是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立即指示吉林省文化局速拍电报给张伯驹，又安排了吉林艺术专科学校负责人赴京相请。1961年底，张伯驹和潘素到吉林工作。第二年，张伯驹出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1963年，周恩来和陈毅到吉林视察。陈毅当着周恩来的面对宋振庭说：“张伯驹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交给你很放心。”宋振庭一直对张伯驹执弟子礼，两人情意甚笃。
张伯驹如鱼得水，充分施展出自己的艺术才华，将自己对文物的收藏、整理、鉴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全部地毫不保留地贡献出来，使当时吉林省的文化和博物馆事业出现了非常可喜的景象。他一方面对馆藏文物书画作品重新进行整理鉴定，传授年轻同志文物知识，培养业务骨干；另一方面，为丰富博物馆藏品数量，他组织人力，抽调人员对历代书画、文物进行寻找和挖掘。
1965年，张伯驹将自己非常钟爱的《百花图》以及所剩的其他古代书画共计30多件藏品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今吉林省博物院）。《百花图》是南宋女画家杨婕妤的作品，为素绢本，画卷长3.24米，分为17段，每段画一种花卉或景物，画笔精丽，书法俊秀。这幅画卷被认为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被历代宫廷和大收藏家视为绝代珍品。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握住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了。”张伯驹在谈到《百花图》时曾说：“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 但是他还是依然把它捐献了出去。如今，《百花图》是吉林省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1966年“文革”爆发后，宋振庭被打成吉林的“文化界黑司令”，受到批斗。此后，张伯驹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隔离审查了8个月后，被迫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但公社拒绝收下年迈的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张伯驹夫妇。1970年，张伯驹夫妇只好从吉林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原来的地方已经被别人占上了，只留了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一没有户口，二没有工作单位，经济上没有来源，张伯驹夫妇只好靠出卖家中剩余物资度日，最后连家具也卖了。当时陈毅也备受迫害，已病重住院。张伯驹知道陈毅的处境也不好，因此回北京后没有去打扰他。可是陈毅还是从别人那里听到了张伯驹的消息，叫张茜辗转问候，令张伯驹夫妇倍感亲切。
1972年1月陈毅逝世后，张伯驹大哭一场，含泪书就一副长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张伯驹把这副长联送到陈毅住处后，感到有些顾虑，怕这副对联弄不好还会给张茜惹来麻烦。他诚恳地对张茜说：“我写这副对子，主要表达一下我对陈老总的敬意和哀悼，为‘安全’起见，就不一定挂出来了吧。”然而张茜的态度却非常坚定，她说：“我现在没有什么顾虑了！陈毅同志去世了，我更没有顾虑了！”张茜的话，让张伯驹非常感动。
正是这副挂在灵堂中的挽联，再一次改变了张伯驹的命运。临时赶来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毛泽东看到这副挽联后，称赞道：“挽联写得好，书法也很好。”毛泽东又询问张伯驹同陈毅的关系。张茜回答说，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她还告诉毛主席，张伯驹晚年遭遇凄凉惨苦，现在刚刚从东北长春回来，还没有工作和户口。毛泽东随即嘱托周恩来“过问一下，尽快解决”。周恩来又安排秘书同志去具体落实。不几天，张伯驹就被聘为中央文史馆的馆员，潘素也被聘为中国画院的画师。不久，派出所给他们送来了户口本。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文史馆为张伯驹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晚年张伯驹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张伯驹虽已年迈，但他仍精神矍铄，以忘我的精神工作着。他著书立说，筹划并组建韵文学会，举办各种书画展览，全力从事台湾回归祖国等公益事业。直到去世前夕，他仍不忘祖国的统一，高尚的爱国热情感人至深。
章伯钧之女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写道：“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机关下班食堂开饭的时候，我竟在单位的二门口，看见了张伯驹。他已是老态龙钟，非往昔丰采。手持拐杖，缓缓而行，身着宽大的丝棉衣裤，越发显得单薄。他老人家在这个时刻出现，我估计肯定是院领导请包括他在内的院外学者，参加什么座谈会。一个清水衙门请一群无官阶的文人开会，当然只有清谈，谈到肚饿为止。此刻，我觉得自己当请他老人家吃顿饭。哪怕是去斜对面的小面馆，我俩各吃一碗晋阳刀削面，也好。于是，我一边向张伯驹招手，一边朝他跑去。老人家好像没有看见我，只顾使劲地拄着手杖，迳直奔向自己的目标。顺着他奔走的方向看去，有个小伙子站立在大门口，扶着辆自行车。仔细辨认我才看出，那推车等候的青年是他的小孙孙。小孙孙伸手接过张伯驹的拐杖，一把将他扶上自行车的后架，叫他坐好，即蹁腿蹬车，驮着自己的爷爷，走了。我痴痴地立在院中，研究院领导乘坐的小轿车，一辆辆从身边掠过。不知为什么，我心里酸酸的。在张伯驹‘发挥余热’的夕阳情调里，含着一点伤感，一缕悲凉。”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1992年4月16日，潘素也因病医治无效而作古。有人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寂寞的孤峰，这样的人，为后人留下无数传奇之后，便再难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