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走边读苏东坡”专栏·
苏轼的东京梦华录
开封，即北宋的汴京，素有“八朝古都”之称。其实，开封之名始于汉朝，早于汴京。北宋在此定都，故又称“东京”“汴京”，也保留“开封府”之称。元朝定名“汴京”，直到民国期间才改名或恢复叫“开封”。
开封是苏轼声名鹊起、放飞梦想之地，也是他文采风流、精忠报国之地，还是他困守围城、难以突围之地，更是他囚禁百余日、备受屈辱之地。
一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八月秋闱，21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首战告捷，双双获选。按照宋朝规定，府试以后还要经过中央礼部的考试和皇帝的殿试。所以，府试只是苏轼初试锋芒的热身赛，接后的两场考试和后来的一场制科考试，才是这位才子应试才华一而再、再而三的完美展露，有如他在京城连放3颗卫星，让世人仰望惊叹其璀璨光芒。
嘉祐二年（1057）春闱大比，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交卷。梅尧臣是本场考试的详定官，最先读到，大为激赏，立即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阅示。欧阳修一气读完，拍案叫好，他老人家提笔欲将之名列榜首，忽然转念一想，这样出色的文章，必是自己学生曾巩所作，如果把曾巩取为第一，岂不有私情之嫌吗？于是“忍痛割爱”，让该文屈居第二。尽管这样的阴差阳错，苏轼没能成为状元，但过后欧阳修对苏轼的评价比状元之名更甚：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
可喜！可喜！”
第二颗卫星放在同年三月，仁宗皇帝亲临集英殿，主持策问。这一年的殿试被后世称誉为“千古第一龙虎榜”，同科进士有三人日后名列“唐宋八大家”：苏轼、苏辙、曾巩。还有张载，世称“横渠先生”，理学创始人之一，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历代传颂不衰；程颢，成为宋代心学、理学的奠基者。他们个个意气风发，开启嘉祐二年（1057）传奇。
第三颗卫星最为耀眼。嘉祐六年（1061），朝廷举行制科考试。制科是由皇帝特别下诏并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设立的一种考试。终两宋 300 多年，开制科 22 次，入等者才 41 人。因此，制科出身，自然大大荣耀于进士及第。据说，当时不少学子文士跃跃欲试，相国韩琦笑道：“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言下之意，你们的才华怎么可能比得上苏轼兄弟。韩琦话传出后，弃考者十之八九。苏轼果然不负众望，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入三等，苏辙考入四等。其实，苏轼的三等就是名列榜首，因为自北宋开制科以来，一二等皆虚设，从未有人摘取。
仁宗皇帝亲自主持制科考试。气宇轩昂、才华出众的苏轼兄弟，给仁宗留下深刻印象。殿试结束，仁宗兴冲冲地回到后宫，边更衣边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选拔了两个宰相之才。”皇帝的慧眼与金口玉言为苏氏兄弟后来的仕途埋下伏笔。
之后，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签判（正八品）官职。从此，他怀着致君尧舜的理想，步入仕途。
汴京于年轻的苏轼，是一个多么华美的都城。
二
宋神宗临朝后，面临积贫积弱的国情，深感屈辱，决心富国强兵，起用了锐意变法、雷厉风行的王安石。苏轼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反对变法的一边。在王安石眼中，学霸出身的苏轼不过是一介书生，虽然才华横溢，到底缺乏从政经验，然而书生空论，有时也会产生不小的影响，所以他一再阻止神宗重用或亲近苏轼（神宗曾两次想让苏轼到身边工作，都被王安石劝阻）。而王安石麾下群小，开始攻讦诬陷苏轼。苏轼只好自请外放，离开了京城这个是非之地。
苏轼的外放仕途，从杭州通判，到密州太守，又徐州太守，履职三地，皆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斐然，深受当地百姓爱戴。而后调任湖州，苏轼按惯例写了一份谢恩奏章。就是这份奏章，给他惹下弥天大祸。今天阅读这篇奏章，确实挺刺眼，且摘录两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一词从神宗一心变法以来已成为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代名词，李定、李宜之等自居坚定的变法派勃然大怒，认定苏轼公然以污辱性的词语指称朝廷官员，还自诩“老不生事”，对朝廷含沙射影，居心叵测。他们处心积虑，又从苏轼的四卷本诗集中搜索出一系列“罪证”，不断上奏，弹劾苏轼，致使神宗下旨：“将苏轼谤讪朝政一案送交御史台根勘闻奏。”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日，到任湖州才三个月的苏轼被捕。
御史台是北宋最高监察机构，因衙署内遍植柏树，树上常有乌鸦栖巢，阴森恐怖，被称之“乌台”“柏台”，苏轼一案又称“乌台诗案”。在近两个月的审讯中，苏轼在精神与肉体上都经受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被迫写下两万多字的供状。御史台认定苏轼攻击新法、谤讪朝政罪名成立，只等神宗御笔一挥，便可结案。此后苏轼在囚笼里等待最后判决。儿子苏迈每天给父亲送饭，父子约定，每日只送肉与青菜，若有凶讯，则改送鱼。一日，苏迈遇急事，托朋友代为送饭，朋友不知父子间约定，无意中送去一条鱼。苏轼见鱼，大惊失色，悲从中来，用颤抖的手给苏辙写下两首绝命诗，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世未了因。
相传这两首诗传到神宗手中，神宗也为之感伤，加上曹太后与朝中不少士大夫为苏轼说情，皇帝最后决定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官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
在“柏台霜气夜凄凄”的130天之后，苏轼终于出狱。正月初一那天，苏轼在御史台差役押送下，迎着节日热闹的爆竹声，冷冷清清地前往黄州贬所。此刻不知是否对王安石的《元日》一诗触景生情：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但他频频回首繁华汴京城，一定百感交集。东京梦华，曾是他的无限向往之地，却成了他的伤心欲绝之地。
三
苏轼贬居黄州，自诩“东坡居士”，无心于政坛得失，却筑就了诗文高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坛领袖。但世事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五年之后，皇太后当家，变法派失去权势，朝廷重新启用反对变法的主角司马光主政。据说太后担心司马老夫子推辞，就派人去宣读任命后直接把老夫子押送到他的办公室。太后自然想起了苏轼，于是那七八年间，苏轼的官职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变换：五月任命登州太守，到官五日，以礼部郎中诏还；在朝半月，升为中居舍人；次年三月，升为中书舍人；九月，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之后，又外放又返京，又兼皇帝侍读，迁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总之，汴京城又成了苏轼的荣耀之地。
政坛就是这么奇怪，当你日思夜想谋个官位时，那个官位往往不需要你；当你根本不想官位时，组织才找你去担任。
苏轼的官职不断变换升迁之时，苏辙也接连升官。弟弟的性格比哥哥温和低调，对立面少，官位比哥哥更高，最高时任门下侍郎、尚书右丞，位列执政，即是仁宗皇帝预言的宰相。兄弟俩对大宋朝廷可谓鞠躬尽瘁、肝脑涂地。举个有趣的例子，苏轼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一职，是为皇帝起草诏令的大秘书。他的名气似乎比职位还大，那几年间大约起草颁发了 800 道圣旨，现在都收在苏轼文集中，篇篇皆铿锵有声、缜密妥帖、简练明确。尽管是公文写作，也尽显文采风流。圣旨文字往往引经据典，他更是随手拈来。后来，有个姓洪的接任这个职位，对自己文才颇自负，他问当年跟随苏轼的老秘书，他比苏轼如何？老秘书答：“苏轼写得并不见得比大人美，不过他永远不用查书。”
瞧瞧，这就是学霸的功底。
重返汴京的那些年，苏轼尽管忙得焦头烂额，但也享受了天伦之乐，特别是能与弟弟相聚厮守，似乎努力实现“风雨对床”的约定。文人秉性难改，他还经常与“苏门六学士”谈诗论文，搞搞笔会。
但此时受宠有加、大权在握的苏轼，头脑十分清楚，已经感觉到政坛暗流汹涌，时局难以把握，他想逃离官场，但根本不可能。看来古今政坛这一点相似，一个人当了官，就如骑在虎背上，只能任其奔驰。苏轼唯一能做的，只有不停地要求外放，争取当个封疆大员，躲避朝廷的矛盾焦点。
已然见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又深刻经历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境地的苏轼，汴京于他只剩下围城的感觉了——难以攻入又难以突围。
四
笔者 21 世纪初第一次造访开封，当地朋友领我参观的第一站是“天下第一塔”——开封铁塔，说它是开封的地标，是八朝古都唯一留下的历史古迹——不看铁塔，等于没来开封。
其实铁塔并不是铁打铁铸，乃是铁色琉璃砖所建，只是颜色如铁而得名。它始建于北宋皇祐元年（1049），是1961年国家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导游介绍，自有铁塔以来，开封城经历了 37次地震、15次洪水、18次飓风、9次雨患，地面建筑损毁无数，铁塔却安然无恙。开封段的黄河是中国最高的悬河，高出地面10米，相当于铁塔的第4层。
2022 年寒露季节，我与妻自驾至开封。导游说，不到清明上河园，等于没有来开封。如有时间，还可以走走开封府、包公祠，至于铁塔，现在旅行者很少光顾了。
张择端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死后1000年，竟然有人把他尊崇为伟大的城市建筑设计师，铸造成铜像，矗立在清明上河园的醒目位置。
当年大宋东京的繁华成就了《清明上河图》，今人竟从中发现，这卷长图简直蕴藏着北宋京都的生活全貌，如按原物1∶1的比例复原，就可以把汴京城的真实生活一一展现出来，于是21世纪初诞生了一个人造景区清明上河园。景区居然一炮打响，2010年荣膺5A级旅游景区，同时获得“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与“开封市纳税百强企业”等荣华录誉称号。是哪一位高人活生生让“名画”蝶变为“名园”？
游人可以到园区穿越一天宋朝生活，走过彩虹般的拱桥，走过巍峨的城门，走进热闹的勾栏瓦肆，听到的、看到的甚至触摸到的都是宋朝气息。如果走累了，可以乘一叶扁舟，飘荡汴河，欣赏两岸风光。
清明上河园的重头戏是夜晚的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70分钟，A座票298元）。这是将8首经典宋词和那卷经典古画串联起来，700 名演员参与演绎的北宋印象与东京繁华。那晚，我终于找到了寻觅已久的苏轼。8首宋词8场实景，苏轼独占其二其他 6首是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辛弃疾《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与《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周邦彦《少年游·井刀如水》，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
演出的第三场是苏轼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内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墙内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
多情却被无情恼。
苏轼擅长豪放，亦不失婉约。这首《蝶恋花》婉约得意境朦胧，却清新秀丽，撩拨青春美好，又让人惘然若失。年轻演员们的舞姿、歌声与笑声，在画面感极强的场景中表露无遗，让人感觉1000年前的青春与情感，与今天息息相通。
演出的终场曲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同样缠绵悱恻。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离合悲欢，此事古难全”，一咏三叹，余音袅袅，萦绕水面，久久不散。那一刻，令人似乎眼睁睁地看着东京繁华烟消云散，一股失落与凉意从后脊背冒出。
这就是文学艺术的力量，更是苏轼的力度。
次日，我们又去了包公祠与开封府。前者重建于1984年，后者重建于2001年，皆堂皇厚重，却也是仿古建筑。但难得的是园内展示了不少文物，如包公祠里包公石刻像的拓片、包公留下的家训等，特别是一座《开封府题名记》石碑，为北宋遗物，上面刻有北宋 183位开封府尹的姓名与上任年月，唯有包公名下出现了一条深深的指痕。这是后人观赏时指指点点，天长日久磨出的痕迹。元代诗人王恽为此题诗“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在开封府，见识了北宋留下的汴京城地图，细细观看，当年关押苏轼的御史台紧挨着开封府。
吾辈登高俯瞰，已经寻觅不到昔日森严的乌台，应是变成寻常百姓家了。遗憾的是，府园内外虽然大树参天，却寻觅不到一株古柏，更莫谈何见乌鸦。
颇有意思的是，今天作为优秀旅游城市的开封，让游客慕名前往并流连忘返的皆是仿古建筑景区。它给了我一个启示，建筑可以因为地震、洪水、战火等天灾人祸而湮灭，但文化是不朽的，只要真正用心传承民族文化，仿古建筑并不是没有生命力。
此行，我们又去看了开封铁塔——它可能是唯一见过苏轼的著名建筑。铁塔开建后的第七年（北宋嘉祐元年，即 1056 年），苏轼第一次来到汴京。从此，年轻的开封铁塔就开始陪伴与注目着本朝的这颗文曲星，从冉冉升起到瞬时陨落；但天上的那颗文曲星，永远属于闪烁着的苏轼光芒，耀眼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