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羞谈王道”

鲁迅

孔子与孟子，对于“法先王之道，行仁义之化”，都有一种“当仁不让”的使命感。无论是孔子的“德治”，还是孟子的“仁政”，从根本上说，也都旨在使权势人物能够称王天下，故孟子又称其为“王道”。变“仁义之化”而为“仁政”，变“先王之道”而为“王道”，或许就是孟子对儒家思想的重要贡献。

在孟子那边，王道就是以仁（义）服人，霸道就是以（实）力服人。他说过：“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

有关“王道”的论述，可以与孟子比肩的是荀子。在《荀子》一书中，有《王制》篇专谈王道，包括王者之政，王者之论，王者之事，王者之制，王者之法，王者之所；还有《王霸》篇专谈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但荀子与孟子稍有不同，他所谓的王道，还得有以实力支撑；他所说的仁义，还得有法制的保证。在他看来，讲礼义者称王天下，此为王道；讲信用者称霸诸侯，此为霸道；讲阴谋权术者自取灭亡，此为亡国之道。

细察有关“王道”的论述，可以看出，儒家所说的“王道”，与“仁政”基本一致，区别只在于“王道”似比“仁政”的涵盖面更为广泛，在执政之前打天下，称为“王者之师”；在执政之后治天下，叫作“王者之政”，对于民众的教化，称为“王者之化”。儒家所谓的“霸道”，并非后人所理解的横行霸道之“霸道”，更不是“暴政”的代名词。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使齐“称霸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还连称“如其仁”呢！后世之变法图强，以及所谓的“弱国无外交”之类，也都具有霸道的色彩。

这一点上，孟子与孔子稍有不同。孟子与他的学生公孙丑曾有一番对话。公孙丑说：管仲辅佐国君称霸，晏子辅佐国君扬名，管仲和晏子还不足以效法吗？孟子不以为然地说：“你真是个齐人，只知道管仲、晏子”。（参见《孟子·公孙丑上》）齐宣王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相当强调王道与霸道之区别。在他眼里，春秋“五霸”全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在孟子身上就有明显的反映。

无论是“王道”还是“仁政”，其实也都是为了牧民、畜民、治民，即使是富有民本思想的孟子，从根本上说，也旨在使权势人物能够称王天下。所以，在老百姓那边，日后所谓的“王道”与“霸道”似乎就没有多大的区别，故有“称王称霸”之说。

鲁迅对于“王道”的批判，集中在《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之中，这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中国的火》，第二部分《关于中国的王道》，第三部分《关于中国的监狱》。一、三两个部分，似乎与“王道”没有多大关系，其实不然。《关于中国的火》是对于《关于中国的王道》的铺垫，《关于中国的监狱》，是对于《关于中国的王道》的补充。他是从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交汇处来论说“王道”的。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如是说：

孔子和孟子确曾大大的宣传过那王道，但先生们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并且周游历国，有所活动，所以恐怕是为了想做官也难说。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因为要“行道”，倘做了官，于行道就较为便当，而要做官，则不如称赞周朝之为便当的。然而，看起别的记载来，却虽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非拖开不可；纣的军队也加反抗，非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不可。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虽然特别称之曰“顽民”，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但总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种什么破绽似的。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

孔子虽然未曾说过“王道”，但孟子所说的“王道”，既从孔子竭力推崇的“先王之道”而来，而孔子也曾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说的也正是以道德与礼义来使人心归服。所以，鲁迅说“孔子和孟子确曾大大的宣传过那王道”，称“周”为“王道的祖师”与“专家”，也就不算为过。“王道”的主要特点是以德服人。鲁迅这一段话说的有关周朝的两件事，却全与此相悖。一是“武王伐纣”，显然是动用了武力，不仅“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非拖开不可”，而且对于纣的军队之反抗，也“非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不可”。二是“周公东征”，平定“三监”及武庚之乱，所谓“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不但将殷的遗民“特别称之为顽民”集中迁移，还趁势征服“九夷”，用的也是武力。鲁迅所说之实例，并非凭空捏造，自有孔子所编定的《尚书》为据——他专门研究过《尚书》，并在《汉文学史纲要》第二篇中评说《尚书》中的《周书》之格调：“周多征伐，上下相戒，事危而言切，则峻肃而不阿借”——那里面的《牧誓》，便是武王伐纣的动员令，不仅鼓励战士勇敢杀敌，而且立下规矩：如果你们不勇敢作战，我就要把你们杀掉。那里面的《大诰》，就是周公东征的动员令，以“占卜”为由，借“上天”之命，发誓要像农民助掉杂草一样地除掉殷的顽民，还要“除恶务尽”。所以鲁迅说：“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武王伐纣，乃是执政之前的事；周公东征，却已在执政之后。看来，无论是“王者之师”还是“王者之政”，仅靠“仁义”二字，还是不足以“服人”的。难怪孟子说王道“以德服人”时，所举的例子只能是“七十子之服孔子”了。

王道之命运，在作为其“祖师”与“专家”的周朝尚且如此，在周之衰落之后，诸侯争霸，尽管孔子和孟子到处游说，“大大的宣传”，却是“天下莫能容”，几近到处碰壁，用司马迁的话说，叫作“仲尼菜色陈蔡”而“孟轲困于齐梁”。待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孔子果然走了鸿运，“王道”的凯歌似乎并未唱响。汉宣帝在听了太子所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之后，忿然“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而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这一番话，大致足以说明，无论“王道”，还是“霸道”，在权势者那边，都是“为我所用”之术，无论是“循吏”，还是“酷吏”，也都是“为我所用”之人。所以，鲁迅又说：“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

与“仁政”紧密相连的“王道”，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王者之师，尽管不能只以“仁义道德”所向披靡，但正义与否确实也是战争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王者之政，尽管在中国历史上难得出现，但薄敛赋税、减省刑罚、慎用刀兵，确实也曾对社会经济发展，百姓休养生息起过一定的作用；“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伯”，虽然有些轻率，却也未必全然无理，按照《荀子》的说法，是“彼诚可羞称也”，他还列举“五伯”之首齐桓公的种种不仁义之事，诸如先前“杀兄而争国”，尔后贪图享乐，生活腐化，以至于“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等等。朱熹则在《孟子集注》中引董仲舒之说：“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

引发鲁迅撰文评说中国的“王道”，其直接原因有二。

一是日本文人中里介山氏的大作《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说，周汉都有着侵略者的资质。而支那人都讴歌他，欢迎他了。连对于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讴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对于支那人的执迷不悟之点，愤慨得非常。对此，鲁迅回答：“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就像“感谢火神之类，并非连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证据。如果给与一个暗示，说是倘不讴歌，便将更加虐待，那么，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还可以使人们来讴歌。”对于异族的“火神”如此，对于本族的“火神”也是如此。鲁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佐证说：?

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每当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时候，我一面佩服着陈氏的精通王道的学识，一面有时也不免想，真该是讴歌三民主义的。然而，现在是已经太晚了。

鲁迅说他“佩服着陈氏的精通王道的学识”，大概就是说陈氏不但深知所谓“王道”，其实往往就是权势者们用来自欺欺人的一块遮羞布，而且娴熟权势者们惯用让草民顺从他们的手段：给你一点颜色看看，让你知道利害懂得深浅，然后像讴歌“火神”一般地讴歌他们。

引发鲁迅撰文评说中国的“王道”的另一个原因，是上海《申报·北平通讯》报道的胡适博士在1933年3月18日在北平对记者的谈话，其中有一句话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胡适这番谈话与中里介山氏那封信的暗合，鲁迅认为“不过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觉得后者的谈话“好像是对于那信的答复”。胡适博士的“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由孟子对于“王道”的诠释，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脱胎而来，将此用到日本侵略者的身上，显然很不适当；此文出于胡适博士之口，更是匪夷所思。所以鲁迅说：“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给中国之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话的罢。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博士，该是不至于不知道的。”

中国的至圣孔子与亚圣孟子“确曾大大的宣传过那王道”，居然沦落成了日本文人为日本军队侵略中国的行为张目的理由以及中国文人为日本人称王“支那”经营“王道乐土”所献的计谋，所以，鲁迅又说：

儒士和方士，是中国特产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但可惜的是这两件在中国终于都没有。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孟子生于周季，所以以谈霸道为羞，倘使生于今日，则跟着人类的智识范围的展开，怕要羞谈王道的罢。

同样作为对于“王道”（或“仁政”）之“补充”的，是中国的监狱，这是胡适博士为之张目的“王道”的一个亮点：既是所谓“文明式的监狱”，也是“政府要行仁政了”的监狱。然而，“牛兰夫妇，作为赤化宣传者而关在南京的监狱里，也绝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么效力也没有。这是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监狱的精神的缘故。有一位官员诧异的说过：他自己不吃，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岂但和仁政并无关系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于监狱有益的。”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都是对于拿“王道”作为遮羞布的权势者的揭露。如果这篇文章有什么不足之处，那么，我以为就是说孔子与孟子宣传“王道”的原因：“先生们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并且周游历国，有所活动，所以恐怕是为了想做官也难说。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因为要‘行道’，倘做了官，于行道就较为便当，而要做官，则不如称赞周朝之为便当的。”其实，那个时候，周朝已经名存实亡，如果只为做官，恐怕不会有司马迁说的“仲尼菜色陈蔡”和“孟轲困于齐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