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八闽文教之先 传华夏文明之光
——写在《七闽人师阮弥之》新书发布之际
阮诗玮
2024年4月19日，恰逢农历谷雨。作为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象征着大地复苏、万物生长，预示着农作物将在阳光和雨水的充沛滋养下茁壮成长。在这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时节，在洋溢着浓浓书香、充盈着文化气韵的福书轩，各路贤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七闽人师阮弥之》新书发布，可以说是顺天时、揽地利、拥人和。
《七闽人师阮弥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为了这个高水平文史研究成果的如期问世，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民盟省委会、福建人民出版社、省历史名人研究会、姓氏源流研究会阮氏委员会的广大同仁们鼎力支持、通力协作。本书主编为省文史馆原馆长卢美松老师，阮忠豪、徐心希、陈常飞、吴远帆、杨济亮等多位学者参与了各章节编撰。正是大家的学识与汗水，为《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注入了灵魂，使这本书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和内容的可读性，又有文化的感染力和历史的穿透力，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史佳作。
新书发布座谈会
我本人也姓阮，与阮弥之一样都是陈留阮氏后裔。弥之公早在南朝就带领族人来到福建，我的先祖阮严公则于唐朝末年保皇眷入闽，此前其第三子阮能已携七子随王审知兄弟入闽，我是能公第五子的后代。
到福州工作后，我才得知晋安前屿的闹市之中藏着一座历史悠久的祠堂——忠惠阮公祠，其中供奉的先贤阮弥之曾任昌国郡守。当时的昌国郡首府就在今天的福州。阮弥之勤勉施政、造福一方，颇得朝廷认可，深受百姓景仰。
后来，我多次前往阮公祠调研。通过勘察史迹、查阅文献和座谈交流，我有了两个感想：
第一个感想是阮弥之不应仅受阮氏族人祭拜，其杰出贡献值得广大福建人民传扬。阮弥之于南朝刘宋时期奉政入闽。彼时福建虽由中央王朝直辖了五六百年，但仍属有待开发的蛮荒之地，这从“七闽”二字就能体现出来。“七闽”与我们熟知的“八闽”不同。所谓“八闽”源自宋朝时福建设置的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南剑州及邵武军、兴化军八个同级行政机构，“七闽”则指更早之前生活在福建地区、以蛇为图腾的七个闽越部族。在阮弥之的年代，福建偏居东南，域内仍有不少闽越土著，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远不及中原地区，甚至不如当时作为中原王朝边疆的越南。
阮弥之的治闽功绩突出体现在“教化”上。他既“教稼穑”，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授给闽越土著，又“兴学校”，在乌石山麓开设学堂，传播儒家文化。而这两样正是当时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急需的。阮弥之开设的学堂占地三十余亩，有房二十多间，并邀请江左名士前来讲学，可能是福州乃至福建历史上最早的、成规模的官办学校。在他的教化下，闽地不再“行经万里，不见汉地”，优质农作物品种得以广泛种植；闽地从“俗未知学”向“家有诗书，市无斗嚣”转变，文明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他所开创的文教传统影响全闽并流传千年。因为阮弥之在“教化”方面的突出政绩，他去世后刘宋朝廷赐予“忠惠”谥号，并官设“春秋两祭”。在福建历史上，配享“春秋两祭”的仅有三人，另外两人分别是汉闽越王无诸和五代闽王王审知，可知阮弥之功绩之显赫。后世乾隆皇帝也充分肯定阮弥之的贡献，钦赐重建忠惠阮公祠，乾隆二十四年（1759）闽浙总督钟音题赠“闽瓯师表”牌匾。
《七闽人师阮弥之》主编卢美松发言
阮弥之不仅是有史记载的阮氏最早入闽的开基祖，更是开八闽文脉先河的福建“文教始祖”。他的事迹值得当代福建人去探究、去整理，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弘扬。所以，多年前我就有意识地鼓励、组织文史专家们开展阮弥之研究，以期填补相关领域的空白。《七闽人师阮弥之》就是这项研究工作结出的一颗硕果。
第二个感想是忠惠阮公祠不应仅是阮氏族人的祠堂，还应是全体福建人民共同享有的文化遗产。忠惠阮公祠最早建在乌石山。阮弥之去世后，福州人民感念他的功绩，在那里建了一座“七闽人师庙”。明朝中期，庙宇搬迁到晋安区前屿村，成为现在的忠惠阮公祠。清乾隆年间，阮公祠重建。目前的阮公祠基本沿袭了重建后的整体格局，主体为一通三进的砖木结构古建筑，祠堂及周边保留的区域约600平方米。
阮公祠
阮公祠是区级文保单位，文物、典籍基本保存完好。然而，相对于阮弥之的历史地位和阮公祠的重大价值，现有的保护力量实在是捉襟见肘。特别是2020年调研时，我发现阮公祠周边正在开发房地产项目，祠堂门外一片狼藉，一口历史久远的古井被建筑垃圾填埋，一块刻有“七闽人师”的青石碑不见踪迹。祠堂内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出现构件油漆脱落、文物受潮发霉等情况。为此，我先后三次组织民盟省委会政研室及有关领域专家前往阮公祠调研，同时组织撰写了两篇信息和一篇提案，建议有关部门将忠惠阮公祠列入省级文保单位，加紧修缮、恢复祠堂及周边的历史风貌，并将其打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
我们的建议得到了包括福州市委书记在内的多位领导的批示肯定，相关保护工作也陆续推进、步入正轨，忠惠阮公祠也已升格为市级文保单位。我们在《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封面看到的、庄严典雅的古建筑，正是修缮之后的忠惠阮公祠。在这本书“立庙崇祀”一节，我们所看到的几张照片就是阮公祠的内外景致，以及存留至今的一些史迹文物。《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也将成为研究阮弥之，研究阮氏族人在福建以及全国和世界各地扩散迁徙，研究福建历史变迁和文脉传承的重要著作。
阮副主席向省文史馆等单位赠书
现在，《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正式出版了。每每翻开书本，我都不禁放飞思绪，感觉三十几年来关于阮弥之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仿佛就在昨天一般，历历在目；觉得自己一次又一次地与先贤们进行了跨越时空的对话，并同参与书籍编撰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思想碰撞。
《七闽人师阮弥之》这本书的成功问世，我认为至少具有以下三项重大意义：
一是奠定“阮弥之学”的研究根基，为闽都福州的历史文化长廊增光添彩。阮氏作为历史上的“世家大族”，可谓人才辈出，代表人物如“建安七子”之阮瑀、“竹林七贤”之阮籍、阮咸等。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底蕴深厚，名人英杰更是数不胜数。然而关于阮弥之这位对福州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世人一直知之甚少，甚至许多阮氏族人都鲜有了解。这主要是因为阮弥之所处时代距今久远，且彼时福建作为开发中的“边陲蛮地”，对中原王朝影响有限。这就使得阮弥之虽然功高，但声量有限。关于阮弥之的记载，散见于《资治通鉴》《宋书》《水经注》等古代文献，以及《三山志》《八闽通志》《福州阮氏宗谱》等地方史料。而关于阮弥之在福州任职的三至五年时间，各方记载均比较简略。这些片段式的文史资料与存留至今的几处古迹，都是折射阮弥之伟大人生的“零星碎片”。
《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第一次较为完整地把这些“碎片”组装起来，通过“串珠成链”的方式，再现了阮弥之极不平凡的一生，让这位一度淡出公众视野的历史名人形象逐渐清晰起来，也让福建唐代之前的开拓史和教育史更加鲜活。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是系统科学研究阮弥之的开山之作，为将来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闽都福州的传统文化研究和历史名人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二是创新姓氏源流研究方式，为传承姓氏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新思路。《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所述，远不止阮弥之本人，而是将这位颇具传奇和神秘色彩的历史名人作为关键节点，串联起阮氏从殷商时期在岐山和渭水之间建立阮国，到迁居河南陈留郡成为“中州士族”，再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后进入福建，以及向全国和世界各地迁徙繁衍的比较全面的历史脉络。这种新颖的叙述方式既赋予姓氏研究宏大的史诗感，又使其具有清晰的“方位感”和鲜明的着力点，使相关历史文化知识更具吸引力和可读性。
我认为，姓氏源流研究的根本任务，是传承弘扬各个姓氏文化中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七闽人师阮弥之》显然也以此为使命。通读该书，不免被阮氏先民所代表的华夏先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感动，被以阮弥之为代表的中华先贤们为国尽忠、为民尽责、为友尽义的事迹感动。他们展现出来的，是炎黄子孙“天下一家”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文化的强大韧性和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这些都是中华文明长河流淌数千年而从未断流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并要求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七闽人师阮弥之》在包容中探究历史、在守正中寻求创新，通过阐述阮弥之等阮氏名人的事迹和精神，萃取尊祖、睦族、守业、修身等优良的家风家训，激励我们立言、立行、立德、立功，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作出我辈的应有贡献。
三是增进海峡两岸血脉亲情，并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助力。台湾的主要民族是汉族，台湾姓氏绝大多数传承自祖国大陆，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阮氏作为中华姓氏大家庭的一员，同样在台湾开枝散叶。《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较为全面地整理了元代之后，特别是明清两朝福建、广东等地阮氏迁居台湾的历史，记述了20世纪台湾阮氏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筹建阮姓宗亲组织、开展春秋两季祭祀、编修台湾阮氏宗谱等事迹。这些都是海峡两岸血缘相亲、文缘相承的真实写照。《七闽人师阮弥之》的出版，既为海峡两岸阮氏共同的历史记忆增添了一抹亮色，也为两岸人民的血脉联结增添了一份见证。未来我们还可以探索推动海峡两岸共同开展阮弥之研究，持续深化闽台族谱对接和姓氏源流合作研究。相信这些工作将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助上一臂之力。
《七闽人师阮弥之》一书还详细记载了阮氏迁入越南的历史。阮姓在中国仅有百多万，在越南却有近4000万，占越南总人口近40%。越南阮姓的主流也是中国的陈留阮氏。我国浙江、福建、广东一带的阮氏与越南阮氏有非常密切的历史渊源，比如阮弥之主政福州前后，曾担任交州刺史，管治今越南一带。一直到20世纪末，越南阮氏后裔还不时组织前往忠惠阮公祠祭祖。可惜的是，经历法国的殖民统治，以及近现代以来一轮又一轮的文化“去中国化”浪潮，越南阮氏与中国阮氏的联系日益淡漠，年轻的“90后”、“00后”越南阮氏甚至不知道或否认自己与中国的联系，这显然不利于我们推行“一带一路”倡议。该书通过详实的史料，将中华阮氏进入越南的路线和时间进行了清晰梳理，有助于中越两国人民修复历史联结、增进民心相通。
除越南外，该书还记载了中华阮氏迁居古琉球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情况。这些内容所描绘的，是阮氏族人以及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的华夏后裔们建立起来的、联通全球的“亲情网络”。用好这些“网络”，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将会更有抓手，我们所不懈推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能水到渠成、事半功倍。
诚如谷雨是万物竞发的开始而非丰收的季节，《七闽人师阮弥之》的出版也只是在阮弥之研究方面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由衷希望广大文化界人士继续推进相关研究，讲好包括阮弥之在内的福建历史文化名人故事，推动姓氏文化、宗族文化、家风家训等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继续扩大对闽学、福文化、闽都文化、侯官文化、朱子文化、海洋文化等的挖掘整理与理论构建，助力福建打造文化标识体系、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以文史研究的磅礴力量，为促进文旅事业繁荣、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蓄势赋能。
（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4年第3期,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