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77.黄虞稷与《千倾堂书目》

黃虞稷为清代江南屈指可数的大藏书家，经过黄氏父子两代人的努力，千顷堂藏书至八万余卷。几十年的埋首书卷，广览群籍，学问博洽，著述宏富。所撰《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以明一代著作为主, 兼附宋、辽、金、元艺文，著录明人著述一万二千余种，为明人艺文最完备的一部重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评曰：“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 对我国古代的目录学的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成为研究明代文献的必备之书。

《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清）黄虞稷撰。

黄虞稷（1629—1691），字俞邰，号楮园。原籍福建泉州晋江县。黄虞稷出身于藏书世家。其父黄居中，字明立，号海鹤。明万历十三年（1585）举人，官上海教谕，后为南京国子监监丞，遂全家徙居金陵。晚年，朝廷任命其为贵州黄平州知州，他以年迈婉拒，辞官不赴。黄居中一生好学不倦，喜聚书，修脯所入，衣食所余，均用于购书。他苦心孤诣，朝夕访求书籍，到晚年藏书更富，特建“千顷斋”来珍藏毕生所收书籍，“所居‘千顷斋’藏书六万余卷。”（《(重纂)福建通志》卷二一四）所藏的书籍、图画、金石极为丰富，多为当时学者所称道。而到了晚年，黄居中更是闭门谢客, 潜心阅读和校勘图书，终生以书为伴。钱谦益在《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中描述黄居中：“寝食坐卧，宴居行役，未尝一息废书也”。黄居中著作也很丰富，有《千顷斋集》《文庙礼乐志》《文徽》《论世录》等，并著有《千顷斋藏书目录》六卷。清兵入北京后，悲恸而卒。

黄虞稷从小受到父亲的濡染，自幼博览群书，深研经史。16岁入县学。清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因遭母丧不与试，后补为诸生。黄虞稷继承父志，慎守先世藏书，整理先父六万余卷遗藏，并继续收藏，广搜博采，多方裒集增益，黄氏的“千顷堂”藏书不断增加。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千顷斋藏书“至八万余卷，与山阴祁氏澹生堂、钮氏世学楼、禾中项氏倦圃、曹氏埒。”（《（民国）福建通志》总卷39）黄虞稷也成为江南屈指可数的大藏书家。后来他将其“千顷斋”易名为“千顷堂”。

黄虞稷经过几十年的埋首书卷，广览群籍，学问博洽，经左都御史徐元文举荐，以布衣入翰林院，食七品俸禄，任《明史》纂修官，分撰《明史》的“艺文志”和“列传”部分。在编纂过程中，他以自己的《千顷堂书目》为底本，利用史馆的有利条件，博采诸家书目，去其繁杂，辑其未备，详加考订，纂成《明史·艺文志稿》。明史总裁王鸿绪依据他的《艺文志稿》进行删改、增补，砍掉宋末、辽、金、元四代附载著录，自编为《明史稿艺文志》。其后张廷玉又按此稿校订，改编成后来的流通本《明史·艺文志》，可惜黄氏《明史·艺文志稿》早已失传。

康熙二十九年（1690），黄虞稷转随徐乾学赴洞庭东山包山书局修《大清一统志》。三十年（1691），以劳疾卒于任上。

黄虞稷殁后，藏书也随之星散散佚，大多为江浙藏书家所得。丁丙感叹道：“俞邰于崇祯末流寓金陵，家富藏书，至今遗籍流落人间，得者视同球璧。”（丁丙辑：《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四）谢章铤也感慨：“缥囊十万尽尘埃，读曲谈诗亦异才。千顷堂前半秋草，问奇谁记晒书台。”（谢章铤《赌棋山庄稿本》）

黄虞稷诗文著作甚多，除了修纂《明史艺文志》《大清一统志》《千顷堂书目》外，还著有《我贵轩》、《朝爽阁》、《楮园杂志》、《蝉窠》诸集，可惜大都亡佚。

由于黄虞稷一生致力于治学和聚书，醉心图书的收藏和整理，在其父“千顷斋”丰厚的家藏上，又搜求典籍上万卷，广为采录史馆及丁雄飞、龚蘅圃等大量公私藏书，最终撰成《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评曰：“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

《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全面反映了黄虞稷“千顷堂”的藏书概况，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私人藏书目录。其主要著录的是明代的著作，同时附载宋、辽、金、元四代著述。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每一条目下记载作者爵里、字号、科第，有的还略载该书内容。

从内容上看，《千顷堂书目》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部之下另置小类，形成一个上下有序、归类明确的分类结构。其中卷一至卷三为经部，下分易、书、诗、三礼、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孟子、经解、四书、小学十二类。卷四至卷十为史部，下分国史、正史、通史、编年、别史、霸史、史学、史钞、地理、职官、典故、时令、食货、仪注、政刑、传记、谱系、簿录十八类。卷十一至卷十六为子部，下分儒、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艺术、类书、释、道十三类。卷十七至卷三十二为集部，下分别集、制诰、表奏、骚赋、总集、文史、制举、词曲八类，总计五十一类。全书收录了上至明代十六朝帝王将相的著作，下至文人墨客平民百姓的野史杂记，总计著录明人著作达14000余种，附载宋、辽、金、元四代著作2400余种，其目录之富，体例之严，冠于明代以后诸家目录。

《千顷堂书目》作为反应明代目录学最高水平的书目之一，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首先，在明史研究上的文献价值。《千顷堂书目》收录的明代著述宏富，其中明代艺文最齐全。由于作者有入明史馆的特殊经历，著录的书籍也就不限于自家所藏，范围愈加扩大，故而采摭颇为繁富。收录了上至明代帝王将相的著作，下至文人平民的野史杂记共计一万二千多种，可谓网罗无遗、收录丰富。成为研究明史颇为详备的直接资料和考察明代著作情况的指南。

其次，黄虞稷在每一类明代人著作的后面又补收宋、辽、金、元时期的同一类著作作为附录，形成了为正史补艺文志之风，填补了我国史志目录继续发展中的一项空白。这种补充前史缺失的试探，开启了清代学者补修史志的工作，先是杭世骏重编《金史》,厉鹗补注《辽史》,后来卢文弨从《千顷堂书目》中摘出宋代艺文书目，编成《宋史·艺文志补》和《补辽金元艺文志》各一卷，从此补史艺文志独立成书。与此同时, 钱大昕也补撰了《元史·艺文志》四卷，吴骞补编成了《四朝经籍志补》一书，前后共补正史所缺的艺文志二十九余种。正因为补史艺文志的工作的兴盛，因而给书目编纂工作提供了不少可贵的经验和方法，也给使用者极大的便利, 使古籍目录大增光彩。

其三，《千顷堂书目》在分类编目上的成就十分显著。在分类方法上，黄虞稷沿袭传统的分类法，但在类目的设置上不拘泥于形式，有自己的独创，并不一味苟同，而是敢于突破。同一类著作编排有序, 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有增有减，有分有合。这一特点在别集类中更为突出，表现在同类型的著作以作者的科第先后为序编排，随后再按外国作家、少数民族、中官内监、妇女、方外僧道、女冠等相继展开，给人系统清晰的感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宋元以来，词曲的创作进入了鼎盛时期，黄虞稷又增设了词典类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些类目的开设不仅符合了我国文学发展的趋势, 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而且也使目录学这一古老的学科注入了新的内容。

其四，在著录方面，《千顷堂书目》中每一书下均著录书名、卷数、作者略传, 偶或涉及成书次第、内容解说，并考订成书年代，扼要不繁，体例也颇为完善。而某些条目下还有小字记注，小注的内容主要记作者姓氏爵里、科第等等。如卷九《大明会典》下的叙录，仅仅百余字就概括了明朝纂修的过程，并考订是书纂辑的源流。虽然《千顷堂书目》只是记载书目，没有解题，但因为其书名下的小注内容丰富，不拘一格，字数不限，涉及到著者与著作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来说，也起到了解题的一些作用。这不但为读者提供了必要的资料，也反映了文献学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导思想。

总而言之，晋江黄氏父子的千顷堂藏书为我国古代文献的流传，特别是明代著作的留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为闽籍学人在古代文化的传承历史中添加了浓重的一笔。黄虞稷在目录的分类、体例和编制上，有其独特之处，在吸取前辈书目优点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自己对作品的创新。虽然偶有错误，但《千顷堂书目》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对我国古代的目录学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成为研究明代文献的必备之书。

《千顷堂书目》在问世以后的两百多年中，仅有抄本形式流传。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卢文弨、吴骞、杭世骏等人据黄氏原稿抄校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抄本以及刘喜海东武刘氏味经书屋精抄本。直到民国二年（1913），南浔张均衡始据湖州陆氏十万卷楼藏抄本和汉唐斋残抄本互校，刊刻于《适园丛书》第二集之中，从此《千顷堂书目》才有刊本得以广为流传。后来张均衡又获吴骞校本的迻录本，于是对初刻本尚未尽善之处修补增订，然而由于版片的限制，另据吴氏辑录的五百多条补充条文录成但未付梓。今此增订稿藏于国家图书馆。目前的通行本是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瞿凤起、潘景郑整理的《千顷堂书目》，颇便读者阅览与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