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79.蓝鼎元与《鹿洲全集》
蓝鼎元是清初理学家，著名循吏。以讲习程朱正学为职志，又喜经济之学，通达治体，涉猎广泛，素有用世之志。他不仅是一位知名学者，也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和深明治乱的政治家，曾随堂兄蓝廷珍入台平定朱一贵事变，筹划军机，参赞政务，对台湾的各项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提出了许多经理台湾的策略与建议，被誉为“筹台之宗匠”，为清代台湾的稳定、开发和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蓝鼎元一生笔耕不辍，著述宏富，《鹿洲全集》汇辑了其八种主要著作，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
《鹿洲全集》四十三卷，（清）蓝鼎元著。
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号鹿洲，学者称鹿洲先生，福建漳浦人。清初理学家，著名循吏。其父蓝斌，县学秀才，早年去世，主要靠寡母许氏做女红维持生计，家境贫困。蓝鼎元自幼勤学，究心性理，博览诸子百家，除了熟研诗文外，尤其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十七岁时，曾从厦门泛舟出海，南至南澳，北至舟山，考察福建、浙江沿海岛屿、港湾形势，大有收获。康熙四十三年（1704），翰林陈汝咸出知漳浦，蓝鼎元的才华受到陈汝咸的赏识，被招致门下，学问大进，拔童子试第一。后进士沈涵督学福州，蓝鼎元亦受知门墙，招入使院，从游三年，被誉为“国士无双，人伦冰鉴”。康熙四十六年(1707)，福建巡抚张伯行在福州设立鳌峰书院，延召九府一州学行兼优者读书讲道，纂订先儒著作。蓝鼎元应召参加，表现优异，又被张伯行赞为“经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两年后，蓝鼎元因思念家乡的祖父母和寡母，选择辞职回家，奉养亲人。张伯行十分不舍，再三下书征召，都被他婉言辞谢。此后十一年，蓝鼎元皆在家闭门读书，刻苦自学，静待用世之机。
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爆发朱一贵事变，蓝鼎元跟随其堂兄、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入台平乱，筹划军机，襄赞政务，文移书檄多出其手。事平后，又参与招抚降众与逃亡百姓，绥靖番社，并借机对台湾的各项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提出了许多经理台湾的策略与建议，不少被清政府所采纳，因此被后人誉为“筹台之宗匠”，为台湾的稳定、开发和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雍正二年(1724)，蓝鼎元以优贡被选进京，入太学。三年（1725），受命校书内廷，参修《大清一统志》，又为庆祝清军平定青海献上《青海平定雅》三篇，《临雍颂》《清河颂》《日月合璧五星连珠颂》各一篇，使其声名远扬，才华得到众多大臣和学者的交口称赞。五年(1727)，因大学士朱轼举荐，蓝鼎元得到雍正帝召见，条奏经理台湾、漕粮海运、凤阳民俗土田、黔蜀封疆等时务，受到雍正帝的嘉奖，遂授广东普宁知县，旋又兼理潮阳县政。其在普宁、潮阳任内，积极捕捉盗贼，惩治豪强，平反冤狱，破除迷信，整顿风俗，振兴教育，厘除杂税，使两地的社会治安趋于稳定，陋俗为之一变。但因其秉性亢直、不徇私情而违逆了上司楼俨，遭到挟隙报复，被罗织罪名，革职下狱。八年（1730），广州知府知其蒙冤，以延修府志之名将其保释出狱。后两广总督鄂尔达钦佩蓝鼎元的才识，将其聘入幕府，并向朝廷具折奏明其受诬始末。十一年（1733），蓝鼎元再次得到雍正帝的召见，因奏对称旨，被任命为广州知府。惜到任才一个月即因病逝世。
蓝鼎元博学多才，涉猎甚广，著述宏富。其主要著作有《鹿洲初集》《女学》《东征集》《平台纪略》《棉阳学准》《鹿洲公案》《修史试笔》《潮州府志》等。
《鹿洲全集》四十三卷，收录了《鹿洲初集》《鹿洲公案》《棉阳学准》《女学》《东征集》《平台纪略》《修史试笔》《鹿洲奏疏》等著作八种。其中：
1.《鹿洲初集》二十卷，是蓝鼎元的文集汇编。卷一至卷三，书；卷四至卷六，序；卷七至卷九，传；卷十，记；卷十一，论；卷十二至卷十三，说；卷十四，考；卷十五，赋、檄、铭、箴、赞、略、事录；卷十六，读传、书后、跋；卷十七，寿文；卷十八，告文、祭文；卷十九，哀辞；卷二十，行状、墓志铭、墓表。
2.《鹿洲公案》二卷，记述了蓝鼎元任普宁、潮阳知县时审理的二十四个真实案例，谳析疑狱，钩致出奇。
3.《棉阳学准》五卷，是蓝鼎元讲学棉阳书院的著作，主要论述了蓝鼎元的理学思想和书院教育思想。
4.《女学》六卷，是蓝鼎元编纂的女子教育书籍，略仿朱熹《小学》之体例，采辑经传格言、史传及《列女传》《女诫》诸书而成，开章总括其要，后分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编，章区类别，间缀论断。
5.《东征集》六卷，是蓝鼎元从兄征台时所作，收录了其为蓝廷珍代拟的公檄、书信、露布及其游历台湾所作的游记，较为准确的记述了台湾的山川险要与风土民情，并对清政府经理台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
6.《平台纪略》一卷，详载清军入台平定朱一贵事变之始末，可与《东征集》相互补充、发明。
7.《修史试笔》二卷，是蓝鼎元欲修《宋史》之前的试笔之作，选取唐至五代忠节、经济突出的名臣三十六人为之立传，间附评论。
8.《鹿洲奏疏》一卷，是蓝鼎元向雍正皇帝所上的奏疏辑录。包括“履历奏条”、“经理台湾”、“台湾水陆兵防”、“漕粮兼资海运”、“风阳民俗土田”、“黔蜀封疆”等六条。
《鹿洲全集》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理学、史学、文教、交通及地方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立论宏远精妙，注重学以致用，鲜明反映出蓝鼎元治学的严谨，知识的渊博与见识的通达，具有较大的学术与社会政治价值。同时，蓝鼎元的文笔亦颇具特色，张舜徽称：“其为文气势雄厚，开阖有力，深得阳刚之美。一生虽不以文名，而其文多可诵者，亦以其蕴蓄于中者不同也。”（《清人文集别录·<鹿洲初集>条》）该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蓝鼎元的学术思想、政治主张与生平事迹。主要如下：
蓝鼎元论学有两大特点：一是笃守朱子学而不稍改，力辟释、道、心学等异端；一是注重实用，留心实际，强调明体达用之学，力戒无用之空谈。譬如，在论述理学的基本范畴“道”时，蓝鼎元说道：
圣贤之道，原非高远，不外纲常伦纪、日用常行之事。（《棉阳学准·同人规约》）
道本在人伦日用之间，未尝有出于知能行习之外。随处检点，察实扩充，则可驯致于圣贤之域。（《鹿洲初集》卷五《王滋畹历试草序》）
俗士狃于见闻，以科名利禄相矜高，与之言圣人之道，则骇为狂且愚，不知道非高远，即在人伦日用之间。臣忠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居室，朋侪洽此，一举一动，皆有当然不易之则，夫谁能出吾道之范围乎！饥而食，渴而饮，人人皆然也，而食所当食，饮所当饮，即道也。……圣贤未尝难学，人人皆可以勉而能，而特不许浮伪者之矫托于其间。（《鹿洲初集》卷六《送谢古梅太史还闽序》）
在蓝鼎元看来，“道”并非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神秘之物，而是日用伦常之事的规律与准则，与每个人直接相关，并且可以借由学习来把握。而学者在了解道理之后，又须将其用于治心修身、经世理物等实事上。因此，他批评释、道之学将一切归结为虚空，“以窈冥昏默、虚空影响言道，似人生纲常伦纪之外，别有凭虚仿佛之一物，是以终日言道而无可捉摸，言悟道而归于惝晃”。（同上）并指出如此“则善恶可以不分，是非可以不较也。儒者宗之，必至于轻伦常，忘廉耻，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而天下无励行之儒”。（《棉阳学准·闲存录》）
对于儒者的为学与修养工夫，蓝鼎元强调居敬与穷理二者相辅相成，交修并进，缺一不可。他说：
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有交修并进，而无先后者也。居敬则此心有主，必穷理以充之；穷理则此心有物，必居敬以纯之。敬至而穷理始精，理明而居敬愈固，二者缺一不可，而分为两事者亦非也。”（同上）
同时，为了避免学者因主敬而流于虚寂，蓝鼎元还强调了主敬与主静的区别，提出主敬须以天理为准则，以无欲为内容，贯穿于动静之中，不可舍敬而言静。故曰：
居敬非窈冥昏默，如异端坐禅入定之谓也。随时随处，以天理为准绳，无斯须之敢忽，无一毫之敢肆。静而处暗室屋漏之中，罔弗敬也；动而应天下国家之务，罔弗敬也。（同上）
儒者所谓静，以无欲为主，无欲则心不妄动，是故为主敬，为存诚。异学所谓静，以无事为主，必绝物息虑而神乃全，是故为虚空，为寂灭。虽主静似同，而静之实不同也。（同上》）
蓝鼎元对于朱熹提倡的格物致知工夫亦很重视，积极肯定即物穷理的重要作用，并将其视为分辨正统与异端的基本原则。所谓“异学求心而不求理，是以其流为清静寂灭。圣学格物穷理，以致其知，是以泛应曲当，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棉阳学准·闲存录》）在格物的方法上，蓝鼎元十分重视读书博学，将其作为明理求道的基本途径。他说：
读书不熟，则圣贤之精意不出。惝怳游移，终于蒙昧而已矣。若经传正史之外，子集百家，典章故实，虽毕世不能穷也，必句句而记诵之，所得能几何哉！涉猎多，则神智日益。如珍馐罗列，厌饫之后，亦归无有，而晬面盎背，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同上）
由此可见，蓝鼎元所主张的读书的内容与对象是十分广泛的，不仅是儒家经典与正史，子集百家、典章故实等各种有益的知识与学问都包括在内。因为读书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只有涉猎越多，才能所得越多，进而产生增益神智的效果。所以他教育学生要“沉浸于《四子》、《六经》以正其本，讲究性理先儒诸书以清其源，熟读紫阳《纲目》，《左》、《国》、班、马以下诸家之史，周、秦、汉、唐、宋、明以来诸家之文，泛滥乎诸子百氏之著述，以广闻见”。（《棉阳学准·同人规约》）
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蓝鼎元亦注重直接的经验与见闻，主张通过实地的考察研究来认识各种知识与物理，并以此检验已经掌握的知识与道理。譬如，蓝鼎元在台湾诸罗县亲眼目睹了海中火山的奇景之后，不仅对其进行了观察和记录，还不禁感慨道：“天下事之不可解，非寻常所能测度，类如斯已。未曾经目见耳闻，自以为予智莫己若，直夏虫不足与语冰耳。君子所以叹学问无穷，而致知格物之功，又当兼阅历验之也。”（《东征集·纪火山》）在常年驰驱四方的过程中，蓝鼎元每到一处便留心考察当地的山川形势、风土民情与政教利弊，记载其所见所闻，不仅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记录与论述。如《鹿洲初集》中所载有关贵州、福建、广东三省及下辖府、县《总论》、《图说》与诸志《总论》、《小序》皆简明扼要，议论精彩，且于各地山川形势、治乱之由、经理之要言之凿凿，对于治国施政与史志撰写都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蓝鼎元主要生活、政务都在乡村基层，故其十分重视守令的职责与作用。在他看来，守令作为基层政府的主官，地方上的各类事务皆由其负责，与民众的关系最为密切，既有利于官员施展、锻炼才能，又能够直接改变一地的风俗与面貌。但守令所要处理的工作亦十分繁杂，还要面对来自上下各方的影响与干扰，稍有不慎，对民众的伤害亦极大。故曰：
天下之官，最难为者，莫如守令；最可为者，亦莫如守令。守令皆能其官，则唐虞三代之治如运掌然。守令之难为，难乎其称职也。守令之可为，以其与民最亲，德易遍而才得展也。德不足，才不长，督抚司道皆掣肘也，佐贰僚属皆旁挠也，吏胥皂隶皆为鬼为蜮，欲掩其目而穿其鼻也，势豪巨猾皆如虎如狼，欲箝其口而拊其背也。民繁事多，案牍山积，刑名之出入，钱谷之征催，盗贼之攘窃，稍一毫不尽厥心，而民之受害，不可言矣。（《棉阳学准·闲存录》）
关于乡村基层的治理，蓝鼎元首重“教”与“养”，强调官员要“以实心行实政”。他说：“虽以圣人治天下，亦不外教、养二端。是教、养者，守令之实政也。诚于教、诚于养者，以实心行实政也。”（同上）他还很重视保甲法的使用，强调将“用法”与“得人”结合起来，通过合理的用人来保证制度的执行，并寓教化于保甲之中，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正是由于蓝鼎元的诚心实意与措施得法，在短短一两年时间内，便将素称难治的潮普地区治理的井井有条，成为传统乡村治理的典范。
此外，蓝鼎元还对沿海、边疆与民族地区的治理问题特别关注，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譬如，对于贵州、云南、四川、两广之间土民杂居地区的民族冲突问题，蓝鼎元明确指出问题的根源不在苗民，而在土司，故一方面主张实行民族平等政策，“以为苗、猺、獞、黎均属朝廷赤子，当与汉民一例轸恤教化，惟在地方大小吏加意绥辑，使知孝弟礼让，奉公守法，自然不敢行凶杀夺”；（《鹿洲初集》卷一《论边省苗蛮事宜书》）另一方面要求严格约束土司的行为，削减不法土司的权力与土地，从而逐渐实现改土归流的目的。对于当时朝廷禁止福建、广东等地民众与南洋通商的海禁政策，蓝鼎元表示强烈反对，主张“南洋诸番不能为害，宜大开禁网，听民贸易，以海外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鹿洲初集》卷三《论南洋事宜书》）他通过分析指出，当时的海外诸国中只有红毛、西洋与日本三者可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而“南洋数十岛番，则自开辟以来，未尝侵扰边境，贻中国南顾之患，不过货财贸易，通济有无”，（同上）故与南洋诸国贸易并无危险。同时，福建、广东地区人多地少，耕地不足，沿海居民多靠出海谋生，若实行海禁，则广大民众将失去生计来源，甚至沦为盗贼，严重威胁社会的稳定。因此，蓝鼎元总结道：“今禁南洋有害而无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闽地不生银矿，皆需番钱，日久禁密，无以为继，必将取给于楮币皮钞，以为泉府权宜之用，此其害匪甚微也。开南洋有利而无害，外通货财，内消奸宄，百万生灵仰事俯畜之有资，各处钞关，且可多征税课，以足民者裕国，其利甚为不小。”（同上）
当然，蓝鼎元最为人们所重视和称道的还是其为经理台湾而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而这首先建立在其对台湾真实情况与重要性的充分了解和深刻认识之上。譬如他说：
统计宇内全局，则台湾为海外弹丸黑子，似在无足重轻之数，然沃野千里，粮糈足食，舟揖之利通天下。万一为盗贼所有，或荷兰、日本所据，则沿海六七省皆不得安枕而卧，关系东南半壁治乱，非浅尠也！（《东征集·与制军再论筑城书》）
又说：
台湾海外天险，治乱安危，关系国家东南甚钜。其地高山百重，平原万顷，舟楫往来，四通八达。外则日本、琉球、吕宋、噶啰吧、暹罗、安南、西洋、荷兰诸番，一苇可杭；内则福建、广东、浙江、江西、山东、辽阳，不啻同室而居，比邻而处，门户相通，曾无藩篱之限，非若寻常岛屿郡邑介在可有可无间。（《东征集·复制军台疆经理书》）
因此，蓝鼎元坚决反对当时盛行的“弃台守澎”的观点，认为一旦将台湾总兵移镇澎湖，则台湾危如累卵，大陆沿海地区皆受其害。在台湾的守备问题上，蓝鼎元认为台湾幅员一千五百里，山海形势复杂，仅靠七千余名官兵驻守显然有所不足，故“台兵宜增而不宜减，营宜增而不宜裁”（《东征集·论复设营汛书》）。他还进一步指出当时台湾守军过于集中南部，导致大片地区兵力空虚的弊病，主张在北、中、南三路合理布防，并在鸡笼、后垅等港添设水师，修筑炮城，以防备来自海上的威胁。为了解决增兵所带来的军饷压力，缓解土客矛盾，蓝鼎元提议在本地农民中招募新兵，命其在驻地屯田，“以牛种农具及一二年之食，至成田登谷之后，停止给粮，即以所垦官田俾世其业”，“且兵丁有父母妻子，必不肯受贼蹂躏，无有如前岁之临阵不勇，以孑然一身逃归内地者”。（《鹿洲奏疏·台湾水陆兵防》）
在行政管理上，蓝鼎元主张在台湾中、北部增设县治，以便对全台实施有效管理。譬如他提议在虎尾溪与大甲溪之间增设彰化县，又设淡水厅，管理淡水地区，还预言竹堑埔与淡水未来也将设县。鉴于当时朝廷严禁大陆官民携带家眷赴台，导致台湾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破坏了社会稳定，蓝鼎元主张放宽台湾的移民限制，“凡民人欲赴台耕种者，务必带有眷口，方许给照载渡，编甲安插。其先在台湾垦田编甲之民，有妻子在内地者，俱听搬取渡台完聚，地方汛口，不得需索留难。其余只身光棍，一概不许偷渡”，（《鹿洲奏疏·经理台湾》）以便台民能够各遂家室，安心生产。
在地方治安上，蓝鼎元认为除了实行保甲法外，还应借鉴兵农合一之法，积极团练乡兵，“训练乡壮，联络村庄，以补兵防之所不周。家家户户，无事皆农，有事皆兵，使盗贼无容身之所”。（《东征集·请权行团练书》）
在经济开发上，蓝鼎元反对“划界迁民”与限制垦荒的保守政策，主张鼓励全台的官员、百姓、兵丁都参与开垦荒地，并减免其赋税。如台北彰化县这种原先禁民开垦的番地，可以先“令各土番自行垦辟，限一年之内，尽成田园，不垦者听民垦耕，照依部例即为业主。或令民贴番纳饷，易地开垦，亦两便之道也”（《鹿洲初集》卷二《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而像台北竹堑埔这样的地方，“沃衍百余里，可辟千顷良田，又当孔道冲要，……但地大需人，非民力所能开垦”，便可号召全台文武官员“分地垦辟，各捐资本，自备牛种田器，结庐招佃，永为本衙门恒产”。（同上）如此，不仅可以为官员提供养廉资金，还可以恢廓疆境，怯番害，益国赋，足民食，可谓一举多得。同时，蓝鼎元还大力提倡桑麻之政，主张在台湾推广种植桑树、麻苎、木棉等作物，教导广大妇女从事蚕桑纺织，既可增加收入，又可改变游惰之习，养成勤俭之风。
在文化教育上，蓝鼎元主张兴学校，重师儒，广设义学，以振兴台湾的文教。譬如他提议“于府城设书院一所，选取品格端正，文理优通，有志向上者，为上舍生徒。延内地名宿文行素著者为之师，讲明父子、君臣、长幼之道，身心性命之理，使知孝弟、忠信，即可以造于圣贤。为文章，必本经史古文、先辈大家，无取平庸软靡之习。每月有课，第其高下而奖赏之，朔望亲临，进诸生而谆切教诲之。台邑、凤山、诸罗、彰化、淡水，各设义学，凡有志读书者，皆入焉。学行进益者，升之书院，为上舍生，则观感奋兴，人文自必日盛”（同上）。同时，蓝鼎元还很注重民间的道德教化与移风易俗，主张在台属四县及淡水等市镇村庄多人处设立讲约，“朔望集绅衿耆庶于公所，宣讲《圣谕广训》万言书及古今善恶故事，以警动颛蒙之知觉。……使愚夫愚妇皆知为善之乐，则风俗自化矣”。（同上）
在理番问题上，蓝鼎元根据自己对各处番地的实地考察，反对传统的汉番隔离政策，主张加强汉人与番人之间的交流融合，以招抚、开垦、征剿并用的方式治理番害。他说：“内山生番，好出杀人，然必深林密箐，可以藏身，乃能为害。若田园平埔，无藏身之所，则万万不敢出也。荆棘日辟，番患自消，是莫如听民开垦矣。番闻枪炮之声，则惊逃数日，不敢复至，此可以番和番，招徕归顺。招徕既久，渐化渐多，将生番皆熟，是又为朝廷扩土疆，增户口贡赋也。”（同上）此外，蓝鼎元还要求官府严厉打击“社商”、“通事”、“社棍”等人盘剥、欺压、教唆番人的不法行为，以保护番人利益，改善汉番关系，“使番黎安居循法，乐役趋公”。（同上）
综上可见，蓝鼎元的治台主张涉及行政、经济、军事、文教、司法、风俗、民族等各个方面，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治台思想体系，不仅为当时台湾的稳定与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为后人治理、经营台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乾隆帝就曾称赞蓝鼎元“所论台湾形势及经理台湾，其言大有可采。……蓝鼎元之语，适与朕意相合”（《清高宗实录》），并告诉李侍尧等人治理台湾时可参考蓝鼎元的《东征集》。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省，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上任时仍将蓝鼎元的相关著作视为重要的施政参考，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亦足证蓝鼎元经世之长才。
《鹿洲全集》最早有清雍正十年（1732）刻本，此后又有清同治四年（1865）广东纬文堂刊本，清光绪五年（1879）蓝谦重印刻本，清光绪六年（1880）蓝王佐再补刊本，闽漳素位堂印本等。1995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蒋炳钊、王钿点校的《鹿洲全集》，又增补了蓝鼎元所撰的《鹿洲藏稿》、《鹿洲诗选》两种，使《鹿洲全集》所录达到10种，颇便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