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87.高澍然与《㧕快轩文集》
高澍然是清嘉庆道光年间福建著名的古文家、方志学家。曾被聘为《(重纂)福建通志》《光泽县志》的总纂，为世人称誉。先后执教于玉屏书院、邵武书院，门下多贤俊。一生著作宏富，有十余种著述行世，号称闽省继朱仕琇之后能文于当世者、古文宗匠。其代表作《抑快轩文集》，集其古文创作之大成。其论学以去名利心为第一要义，以为古文之学贵载以气，反对负奇贵平易。其古文特色以平易近情、清微淡远著称。同时，留心当世之务，关注鸦片战争与台海形势，以书言天下事，留下不少经世篇章和珍贵史料。
《抑快轩文集》七十四卷，（清）高澍然著
高澍然（1774-1841），字时埜，号甘谷，晚号雨农。福建光泽人。祖父高经祖，郡庠生。父高腾，字鹤年，号九皋，晚易海樵，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举人，师事建宁朱仕琇，得其古文义法。曾任福鼎训导，后以弃老告归，教授乡里。光泽“数十年遂为名县，其振而兴起者，由高氏。”（《(光绪)光泽县志》卷十六《高腾传》）著有《九皋草堂文》、《彀音初集》、《汉学咫闻》等。
高澍然“自幼生而敏特，学为文不随人见”。（《(光绪)增修光泽县志》卷十五《高澍然》）年十四，丧母，居倚庐，久之以庐为书室。受教诸经，又从叔父学许慎《说文解字》。嘉庆六年（1801），中举。十年（1805），礼部会试未中，授内阁中书、摄侍读。仅半年，因父病逝而辞归，遂不复仕。年五十，以“抑快”名其轩，而赋以自警。道光九年（1829），闽浙总督孙尔准及《福建通志》总纂陈寿祺聘修《福建通志》，乃前往省城福州纂修。十四年（1834），陈寿祺卒，高澍然接任总纂一职。十五年（1835），辞职往厦门主讲玉屏书院。不出几个月，回归故里，掌教杭川及邵武二书院。十七年（1837），以为故里前志芜杂体例不善，倡修《光泽县志》。历二十年书成，为天下识者所称誉，皆谓高出以往诸志。二十一年（1841）卒，享年六十八。
高澍然人品与文品并重，生平嗜好甚寡，视世俗无足动其心。性厚而挚，以急公好义、乐善好施闻名当地。他还临事明决，勇于有为，处事当理而无私，众人皆服他。在乡邑，倡修文廟、邑志、修城墙、建义仓，凡有义举事无大小非他不决。故闻讯他病逝后，市贾乡农无不叹息流涕，奔走相告曰：“一邑之栋梁折矣。”（“光绪本”《抑快轩文集》补录《先考雨农府君行述》）同年，同邑人士和门生筹金建祠奉请以乡贤崇祀。
高澍然以古文家著称于清嘉庆道光年间的福建文坛，少时即时时喜为古文自娱，尤推崇韩愈、李翱之文。“出入必挟以行，朝夕案上皆韩文”。（“光绪本”《抑快轩文集· 张绅序》）潜心研究韩文三十年之久，精通其义旨和要领。著《韩文故》一书，为世人所赞，深受陈寿祺、谢章铤、陈宝琛、陈衍等人的赞赏。他所业古文，质正则直言，绝人攀跻。当时求文者踵至，他择而应之。其论学以去名利心为第一要义，谓“名利心不去，主敬穷理皆无当也。”（“光绪本”《抑快轩文集》补录《先考雨农府君行述》）执教厦门玉屏书院三个月，慕名前来受业者日众，以致学舍不能容，人称“经师人师兼至，如高夫子者，百年来所未有。”（“光绪本”《抑快轩文集》补录《先考雨农府君行述》）辞归时，诸生皆远送泣下。在当地杭川、樵川二书院主讲时，往来奔走，亲督不倦，一时贤俊皆出门下，如余潜士、丁汝恭、梁维韬、张际亮等。福建台湾道观察使周凯善古文及诗，为人严简，从不轻许人。然品鉴高澍然文章，叹曰：“今之宗匠”。（“光绪本”《抑快轩文集》补录《先考雨农府君行述》）来谒执礼甚恭，论文论诗甚欢，后倾资为其梓行《韩文故》一书，并为之作《序》。陈衍亦高度评价曰：“吾乡之号称能文于当世者，至明始有一王遵岩，至清始有一朱梅崖，继之者雨农。”（清抄本《抑快轩文钞·陈衍跋》）建宁张绅称其：“独立尘埃之外，有以自得，故懽愉恬适之趣，足于中而溢于文也。”（“光绪本”《抑快轩文集·张绅序》）
高澍然一生著述宏富，主要有：《春秋释经》十二卷、《诗音》十五卷、《韩文故》十三卷、《易述》十二卷、《诗考异》三十卷、《论语私记》二卷、《河防三编》各一卷、《福建历朝宦绩录》四十卷、《闽水纲目》二卷《图》一卷、《李习之文读》十卷、《抑快轩文集》七十四卷、《悬霤山房制艺》十二卷、《（重纂）光泽县志》三十卷、《（重纂）福建通志》二百七十八卷等等。
《抑快轩文集》汇集了高澍然一生的古文创作散篇，十分可惜的是，一直未曾刊刻行世，稿本全佚，仅存传钞本。高澍然常将古文抄录成册就教于师友，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将文百余篇送呈建宁的张绅审正，张绅删订存三分之一。高澍然又删其半合为一集，呈陈寿祺质正。道光十四至十五年（1834—1835），新录著述二册，呈周凯审阅。曾汇集古文二册，送上李兆洛指正。故民间以不同的传钞流传存世。福建著名学者、藏书家谢章铤于同治至光绪年间就先后抄录三种，其中以同治十年（1871）抄录的三十卷本为最早；以光绪十三年（1887）抄录的七十四卷本（以下简称“光绪本”）为最全，也最具有文献价值，最能反映《抑快轩文集》的原貌。谢氏对《抑快轩文集》得以传世有着很大的功劳。
《抑快轩文集》七十四卷，分为乙、丙、丁三编。乙编四十八卷，丙编十六卷，丁编九卷补录一卷，系高澍然晚年所手订，其子高孝敭补录一卷。卷前有张绅《序》、陈善《序》、周凯《序》三篇。全书共收文524篇，有赋4篇、论7篇、说6篇、辨6篇、序150篇、记44篇、书75篇、颂3篇、行状5篇、事略2篇、传56篇、墓志铭墓碣墓表55篇、碑6篇、书后14篇、题跋26篇、像赞12篇、誄4篇、哀辞4篇、铭7篇、祭文18篇、杂著17篇、议1篇、书事2篇。涵盖了作者古文创作的各种文体类型。
据《抑快轩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完成时间考证，此集当编于道光二十年（1840）至二十一年（1841）之间。至于为何只有乙、丙、丁三编而无甲编？作者及家人不见提及。谢章铤对此曾推测道：“抑快轩文分乙、丙、丁三集而无甲，舍人曾著《春秋释经》《诗音》《论语私记》《韩文故》《李习之文读》诸书，殆欲列为甲集，故文集无甲也。”（谢章铤《课余续录》）另一说法则认为：高澍然编选文集时，自谦地以为自己的古文水平只够入乙、丙、丁等，不可入甲等。
《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朱仕琇传》称：“福建古文之学自仕琇，其后再传高澍然”。作为继朱仕琇之后闽嘉道间创作古文的主力作家，《抑快轩文集》集中反映了高澍然的文学思想和成就，他继承朱仕琇的古文之道在于以正身养气为先的道统，多次反复强调古文之学应当去人己见，存为道心，发为道气。“古称文以载道，贵载以气，不徒载以辞，辞可袭取，而气不可伪也。”（《增修光泽县志》卷十五《高澍然传》） 而气得所养才能充裕，醇厚冲和。假使名利心胜，则中不足，对穷理论学皆无当。高澍然还进一步阐述其论学应当去名利心的思想：“去名利心不尽有时而发，君子之决裂尤甚于小人，去名利心在能轻外，轻外在能重内，重内在能立志，志内者外自轻，故狂者必简，简之极至于有天下而不兴焉。”（同上）他的好友周凯在《抑快轩文集·序》中赞叹他的文章为：“古文正宗也，真气存其中而养之者素也。”并认为高澍然之所以学养深厚是“基于伦常身心之地，通于天地民物之大，经以六经四子之书，以直其气；纬以诸子百家之说，以疏其流；然后浴乎左史以取法入乎，韩李以求醕游乎欧”。
高澍然对古文治学方法也颇有自己心得。首先，“初学古文时若无师承，日与古人往复，久之恍然有见于，所谓浩然之气者。”（“光绪本”《抑快轩文集》补录《先考雨农府君行述》）其次，与诸家名宿、贤达能文者多交游、多切磋交流。因此他与张绅亦师亦友，所有46岁前的著述文章均交予他存删取决。此外，同邑的何长载、何长诏，闽县的陈寿祺、仁和的陈善，桐城的姚莹，富阳的周凯等也常与之书信往来。每录新旧作，即呈正求教。《抑快轩文集》卷十八至卷二十二就收录了不少此类的书札，如：《答陈恭甫先生书》《与姚石甫书》《答周观察芸皋先生书》等等。
高澍然治文反对负奇而贵平易。他对其得意门生、来自金门“负奇气”的林树梅谆谆教诲道：“奇施于诗可，施诸古文则不可。诗之途宽，随所由皆可名。…古文则曰唯其是尔。是者，道也，固至平至庸也。平，固充满而不亏；庸，故和易而各足。饰则谓，执则离，过则不可常，何奇之足尚哉。”（“光绪本”《抑快轩文集》乙编卷六《赠林生树梅序》）他自己的古文也以平易蔼如、浅淡理实见长。周凯《抑快轩文集·序》称：“世人第见其淡而淡之中，至味存焉，人第见其浅而浅之中至理实焉。”陈善《抑快轩文集·序》中评其古文特色为：“文不矜才，辨不尚奇，特所言皆平易近情，而清微淡远之旨，淳茂渊雅之志，时流露于吐纳嘘噏之间。”
高澍然的《抑快轩文集》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奠定了他在明清古文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其文献价值也不容忽视。
高澍然虽然生平淡泊名利，家居不仕，但依然留心当世之务，每有所闻忧喜见于色，与所认识的卿大夫往往以书言天下事，撰写了不少经世文章。比如他对当时人才匮乏问题表达自己的担忧之情，在《与姚石甫书》、《上侍郎姚文僖公书》中分别指出：“夫天下之患莫大夫有弱形”，“顾今天下所亟须者独人才耳，而才之乏莫甚于今穷。见今之学者，大都志科第而己，迨授之以政非，委成胥幕，即猎取声誉，无补于治。”（“光绪本”《抑快轩文集》补录《先考雨农府君行述》）希冀他们为国自爱，以成就天下人才之望。高澍然尤其关注鸦片战争战事，当听闻逆夷屡屡侵犯海滨，朝廷内外议和声不绝，忧愤长叹，写下《御英夷八议》一文，上书军府，提出抵御英夷侵犯的八大方略，主张立足于战，反对议和。指出：英夷“譬猛兽在山，惟有驱而远之，搏而毙之己耳。”（“光绪本”《抑快轩文集》补录《御英夷八议》）其爱国热忱跃然纸上，其御敌方略对当政者不乏有用之策。可惜不久，他未竟壮志，于世长辞。
高澍然还十分关注台海形势，行文中有不少涉及台湾的人和事。如《夏金二岛志序》，指出厦门、金门在扼要台湾的战略地位；《书<蛤仔难纪略>后》对谢金銮所著的有关描绘台湾东北一带形势的《蛤仔难纪略》一书，大加宣扬等。诸如此类的还有《拟张中丞平海碑》《赤崁从军记》等等。此外，他还为与台湾有关的人物作传。如《觉罗满公传》《孙文靖传》《台湾总兵林亮传》《台湾府杨廷理传》等，这些对研究清末福建、台湾的局势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参考。
《抑快轩文集》中还有一些与鸦片战争有关的名人书信可补史阙。如分别写给孙尔准、梁章钜、林则徐、常大淳、陈化成的书信有：《谢制府孙尚书书》《答梁方伯书》《上林尚书书》《与常观察书》《谢陈水师提督书》，可资填补鸦片战争史研究资料的某些空白。除此之外，高澍然与省内外贤达名仕们的交往，《抑快轩文集》也留下大量书信、序、传记，为研究他们的生平思想、作品提供了参考。
《抑快轩文集》虽没有刻本，但其钞本尚有不少行世，流布甚广，仅福建师范大学陈庆元教授经眼的就有九种之多。实际上，除了上述收藏于福建省图书馆的七十四卷“光绪本”外，还有以下几种：（1）《抑快轩文集》三十卷，清同治十年（1871）谢氏赌祺山庄抄本（以下简称“同治本”），藏福建师大图书馆；（2）《抑快轩文稿》一卷，清谢氏赌琪山庄抄本，藏福建省图书馆；（3）《抑快轩文集》三十卷，清光绪年间闽县陈氏抄本，藏福建省图书馆；（4）《抑快轩文集》七十三卷，清光绪年间闽县陈氏抄本，藏福建省图书馆；（5）《抑快轩遗集钞》一卷，清闽县陈氏抄本，藏福建省图书馆；（6）《抑快轩文集》三十卷，清周凯评注本，藏福建省图书馆；（7）《抑快轩文钞》一卷，清润经堂抄本，藏福建省图书馆；（8）《抑快轩文选》一卷，民国五年（1916）何振岱批选本，藏福建省图书馆；（9）《抑快轩文集》七十四卷，清光绪抄本，藏南开大学图书馆；（10）《抑快轩文集》三十卷，清抄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
现藏于福建师大图书馆的“同治本”是目前见存的最早抄本。卷前有道光元年（1821）张绅《序》、同治十年（1871）谢章铤《序》两篇。是书收文229篇，相较于“光绪本”七十四卷本不及其半。谢章铤曾云：“此本大抵为中年之作”。（“同治本”《抑快轩文集·谢章铤序》）又言：“此本旧藏恭甫先生，后为雪沧所得，予从之转写。”（同上）该钞在“总目”之末，还过录了陈寿祺、李彦彬、李彦章、陈善、翁吉士、郭应辰、杨浚等人的读记。如“道光十年春福州陈寿祺读”。“同治己己荷花生日侯官杨浚所得，中元节后装补完善繙读一遇。”“同治辛末谢章铤谨雪沧移写并校记竈前三日记”。 （“ 同治本”《抑快轩文集·题记》）卷末钤有谢章铤的“江田生”“赌棋山庄”两枚印章。文中有谢氏朱笔校点。高澍然在《答陈恭甫先生书》一文提及：“于是复删其半，合后作汇为一集，即去秋呈正本也。”（“光绪本”《抑快轩文集》乙编卷十九 《答陈恭甫先生书》）由此可见，陈寿祺所藏本当为高澍然将张绅所删定的古文，自己又删一半，合后来所作汇为一集，呈陈寿祺质正。后由杨浚所得，谢章铤又从杨浚处转钞而来。因此，该钞虽不及光绪本量多，但有《赠程氏三子序》《与陈恭甫先生书》《答朱犹与书》三篇重要篇章不见于“光绪本”七十四卷本。因此，从版本学研究角度，是书对研究《抑快轩文集》版本流传考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了抄本外，《抑快轩文集》于民国时期出版过铅印本。民国五（1916）年，由陈衍编选三百篇，名为《抑快轩文钞》，但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才排印出版。后黄曾樾遵师陈衍之嘱，又辑得一百六十多篇文，仍命名为《抑快轩文集》，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在永安结集出版。1998年，福建省文史馆以“光绪本”为底本，由陈庆元教授整理，另附《抑快轩文集补录编目》于后，收入《福建丛书》第二辑之二，由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出版。从此，使更多学人得以窥见高澍然古文作品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