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海抗倭史乱礁中的“非虚构”叙事
——评曾纪鑫《抗倭名将俞大猷》
林 祁
重读曾纪鑫先生的长篇历史人物传记《抗倭名将俞大猷》，犹如翻阅一部“说不尽的明史”，而就在明史的夹缝中，不期而遇传奇的抗倭英雄俞大猷，走近他的题词“虚江啸卧”，我们怎能不也“啸于斯，卧于斯”[1]？有亭记曰：“虚江为谁，都督俞公别号也……公为秀才，即喜诵范文正公‘先忧后乐’之语，慨然慕效之，啸卧岂自暇逸乎哉？”当年的“啸卧”绝非当下的“躺平”。那抗倭的时代能“躺平”吗？“啸于斯、卧于斯，流芳百世肇于斯。”虽然此啸此卧已成金门八大景之一，可惜我们似乎很久不见此景，甚至渐渐忘却这不可忘却的纪念！但，作为一名有使命感的史学作家，曾纪鑫引领我们“啸卧”明史，让俞大猷从抗倭的惊涛骇浪中呼啸而出，“龙吟虎啸，雄风猎猎，为由盛转衰的明朝中晚期，注入了一股强悍的活力”[2]。
俞大猷（1503—1579年），字志辅，号虚江，晋江（今福建泉州）人，抗倭名将。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率部平倭，身经百战，屡立战功。《明史》说：“大猷负奇节，以古贤豪自期。其用兵，先计后战，不贪近功。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所在有大勋。”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功勋卓著的大将，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有过七次受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的坎坷经历。为什么？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与杜甫一样“泪满襟”的曾纪鑫虽没写诗，却力图以“文化诗学”（即新历史主义[3]）还原历史，再现历史，实现一种现场的精神守望：为什么提及抗倭英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戚继光，俞大猷只是作为陪衬而已。其实，在那抗击倭寇的艰难岁月，“世言继光如虎，大猷如龙”，俞大猷不仅与戚继光并列，甚至还在戚继光之上……遍读明史，曾纪鑫断言：俞大猷文武双全，在大明王朝三百年间，能与他相匹的，可能只有一位王阳明。[4]可为什么重要的抗倭史料对俞大猷的事迹要么不记，要么少记，个别地方甚至有所歪曲？
一、大格局：抗倭与海禁
新历史主义指出：历史充满断层，历史由论述构成，特别是福柯谆谆告诫我们：应透过各种论述去还原历史，历史并不是对史实单一的记载或单纯的纪录。新历史主义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历史实行一种综合性解读，进行历史—文化的转轨，将被形式主义和旧历史主义所颠倒的传统重新颠倒过来。长期研读历史的曾纪鑫也力图做一番“颠倒”，越过正史关于俞大猷的描述，采用新历史主义的叙事笔法，突破儒史学者在善恶、功罪、是非的二元思维限制下有限看取俞大猷的视域，营造一种实事求是、史实的断层发现（事件断层和意义断层）、价值重估的现代语境以全新解读俞大猷。[5]
新历史主义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文学研究，更指出文学与历史之间不存在所谓“前景”与“背景”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它强调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认为文学隶属于大的文化网络。它着重考察文学与权力政治的复杂关系，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参与意识形态的塑造。
曾纪鑫面对历史人物俞大猷这样一位抗倭名将，必须首先从抗倭史的“大格局”进行考察：“在叙写俞大猷抗倭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倭寇的起源、入侵、祸患及御倭战争进行一番简要的回顾与概述。”[6]
倭寇，是中国人、朝鲜人对劫掠、侵扰中国及朝鲜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的称谓。“倭寇”一词，最早出现在404年高句丽开土王的碑铭之上，作主谓短语使用，“倭”指日本，“寇”指“侵略”，意谓“日本人入侵”。“倭寇”作名词使用，最早也见于朝鲜史料，1350年日本人侵扰固城、竹林、巨济等地，《高丽史》《高丽史节要》等记为“倭寇之侵，始地此”或“倭寇之兴，始于此”。中国史籍使用“倭寇”一词，比朝鲜稍晚，最早见于《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一洪武二年（1369）四月所记：“戊子，升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为指挥副使。先是，倭寇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沿海之地皆患之。德时守太仓，率官军出海捕之，遂败其众，获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但倭寇入侵中国沿海一带，绝非始于洪武二年四月。据《元史》记载，武宗至大元年（1308），“日本商船焚掠庆元（今宁波），官军不能敌”；延祐三年（1316），“浙东倭奴商舶贸易致乱”；至正二十三年（1363），“倭人寇蓬州（今广东汕头市西北），守将刘暹击败之”……只是《元史》称“日本商船”“倭奴”“倭人”而已，其实质与“倭寇”没有什么区别。
俞大猷墓（曾纪鑫 摄）
曾纪鑫发挥出学历史的专业本领，几乎是不厌其烦地考证了倭寇的起源、发展等。然后指出“本书所指倭寇，则指13—16世纪侵扰、劫掠中国及朝鲜沿海的日本海盗集团，他们由富于冒险、杀人越货的日本武士、名主、浪人、奸商、海盗及裹挟、附从的‘小民’构成”。这些人下海成为倭寇，至明朝规模扩大。“倭寇出没海岛中，乘间辄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明史》）
值得我们注意的史料，是嘉靖二十二年（1543），葡萄牙商船抵达日本开展贸易，传入西方的火器——铁铳。这一史料告诉我们，西方是如何通过海上贸易侵入东方的，现代文明从一开始就带有殖民的火药味。海禁似乎是一条捷径，但海禁同时也禁止了世界贸易、禁锢了现代文明的发展。
朱元璋采取“海禁”措施，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外交往来，并将“以守代攻”的策略写入《皇明祖训》。朱元璋的海禁政策不仅禁止私自出海捕鱼，禁止私自贸易互市，禁止私通外国，“走泄事情者，斩”，就连海外诸国生产的香料、货物等也严禁使用，“违者罪之”。其海禁不仅对外防倭，还可对内防止不甘失败的异己力量。海禁对后世影响深远，功罪难于评说。但，有海禁就会有反海禁者。而海禁与出洋不少都和泉州有关——
《抗倭名将俞大猷》一书中，特别写到俞大猷的故乡泉州及闽南，“海者，闽人之田也”，为了求生而下海一拼的举动连绵不断。笔者以为，福建当代的“走私”活动也始自明史吧？正想问问曾纪鑫，却见他写到这里，将沉重的笔锋一转：明永乐至宣德年间（1403—1435年），倭寇入侵次数比洪武年间略有减少。胜利带来的自信，使得海洋战略比过去有所开放，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可见开放的意义何其深远！
可以说伴随海洋战略的开放，抗倭便是不可避免的。“俞大猷正是在倭寇开始猖獗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奉命走上抗倭前线的。”[7]作家笔下的“大人物”恰是在中日交流及世界交流史的“大格局”中走上历史舞台，“不辱使命，化险为夷”的。从这部《抗倭名将俞大猷》著作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曾纪鑫如何在“大历史观”中如实展现俞大猷的“数奇屡踬”的。这种“大格局”与“小细节”的交互作用，使其史传真实且具有深度。
此书特意写道：与全国春节习俗不一样，福建莆田人过年在大年初四。人们惊异地发现，这里的春联是奇特的白额春联。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与倭患有关。四百多年前的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二月，六千多倭寇杀入兴化府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全城两万多人蒙难。幸存的老百姓为了纪念这一悲惨的历史，过年习俗为之一变。笔者以为这个细节意味深长。历史因传播而成为民俗，民俗因传播而成为现代史。从民俗中可见抗倭的意义源远流长。
二、非虚构：历史夹缝中的文本真实
德里达说，“没有文本之外的世界”[8]，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我们都透过这种结构再理解整个世界。
除了上文提及的对历史大格局的把握，曾纪鑫特别注重“边缘人物”，曾著有《从边缘影响历史的11个人》[9]，诸如另类思想家李贽等，其中就有“不该忽略的抗倭名将”俞大猷。李贽、俞大猷都是泉州人，都从边缘影响历史，何等艰辛而难能可贵！似乎历史比小说还要一波三折。曾纪鑫不搞“穿越”小说，只是如实道来，却振聋发聩，赢得读者“泪满襟”……
我们看到，抗倭总督胡宗宪先是重用俞大猷，却又亲自上疏朝廷，把俞大猷送进监狱。当锦衣卫陆炳营救俞大猷即将成功之时，胡宗宪接到了俞大猷的《狱中上书》，居然能幡然悔悟，当即致函朝廷让俞大猷戴罪戍边。曾纪鑫就在这种历史的复杂中写出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我们可以发现，嘉靖年间的抗倭将帅，从朱纨、王忬、张经、李天宠，到赵文华、胡宗宪，不是被朝廷处死，就是自杀身亡，一个个似乎都没有“好下场”。嘉靖年间，严嵩当权二十年，昏君误国，奸臣害民，“天厌大明”也就不言而喻。与上述将帅相比，俞大猷还算幸运：致仕时明神宗下旨褒奖他“为照本官，才猷兼茂，忠赤独怀。历仕三朝，身经百战。经营四十七年，斩馘二万五千余级。功在边陲，裒然为诸将之首。况操履清素，始终不渝，又有足称者”；后来他在家乡泉州府晋江县辞世时，朝廷追赠他为左都督。虽说结局不是兔死狗烹，但一生颇为坎坷。
因为俞大猷性格耿直，从不迎合权贵。他为人正派，胸襟坦荡，严于律己，“功则称人，罪则称己”，还经常代人受过，深受士卒拥戴。在指挥作战中即使冒着被误解被斥责被弹劾的危险也坚持他的战略思想。无论身处顺境逆境，他都恪守“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准则，哪怕朝野上下为他遭诬陷罢官甚至牢狱之灾而打抱不平，他都能淡然处之。但曾纪鑫为这样的英雄人物作传，却难以“淡然处之”也。
厦门文史专家李启宇在《宏观历史背景与具体史料的有机结合》一文中指出：“曾纪鑫将自己的新作《抗倭名将俞大猷》定为长篇历史人物传记，使自己处于一个相当困难的境地。”[10]难在哪里呢？难在扒开历史的缝隙，言别人所不曾言，甚至拨乱反正，为真实者立传。唯其难而见功力。李启宇认为曾纪鑫的成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注重历史背景的观察和记述，这也是曾纪鑫历史文化散文的主要特色；二是史料的选择和组合。[11]其言自然有理，但笔者更想借用当今流行的“非虚构写作”来强调其难。西方文学界将“非虚构”称为“第四类写作”，这种特殊的叙事特征首先以形式的突破而被誉为新的文学可能性。
“非虚构文学”这一术语首先产生在美国，近几年开始引发中国评论界重视。而与国内非虚构文学题材选取的角度不同，曾纪鑫将视角对准了明代那场难忘的抗倭战争。显然俞大猷的遭遇与传奇足以写“穿越”电视连续剧，或者仿金庸的武侠小说而惊心动魄。然而，曾纪鑫却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出发，力争还原历史的真实，最重要的是，通过文学性的细节，描述了俞大猷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对正义和公义的维护，塑造了一个“另类”的抗倭英雄形象，提供了新的认知可能性。
曾纪鑫为写好《抗倭名将俞大猷》，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到俞大猷的故乡及相关遗迹、景点，做实地考察和采访；通读了包括书籍、报刊、手稿、网络资料在内能够找得到的所有和俞大猷相关的资料。俞大猷集道德、事功、文章于一身的“三不朽”境界，其高尚的人格魅力，让作者心潮澎湃，这种激情融进了这部传记之中。作者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之上，进入历史的场景，进行合理的推演，在推演的过程中找到了写作的视角，把遮蔽的历史人物还原。关于俞大猷抗倭功绩被遮蔽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一是有关俞大猷的传记、研究资料甚少。二是出于各种原因，重要的抗倭史料对俞大猷的事迹要么不记，要么少记，个别地方甚至有所歪曲。如《筹海图编》为胡宗宪幕僚郑若曾所撰，对胡宗宪的功绩多有夸饰，而对受过胡宗宪诬陷的俞大猷，笔墨十分吝啬。比如著名的王江泾大捷、平望大捷等，夸大胡宗宪功绩，对俞大猷避而不提。再如《戚少保年谱耆编》，编纂者为戚继光长子戚祚国等子嗣，对其父多有溢美之词，而涉及俞大猷部分，往往忽略甚至低估。三是俞大猷除东南抗倭及北方献策、痛击俺答外，还在湖南、广东、江西、海南等地辗转任职，征讨安南，多次平息农民暴动，对当地的黎族、苗族、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起义，或征剿或招抚，惩办首恶，施以教化。俞大猷的平暴行为，自然被视为压制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而予以贬斥、打压。四是学校教材叙及抗倭，对俞大猷要么只字不提，要么蜻蜓点水。学生无从知晓俞大猷的抗倭功绩，一代又一代，慢慢地就被遮蔽了……
“新历史主义认为一切历史都是主观写就的，编纂者的个人偏见影响了他们对于过去的阐释和呈现，因此历史可以提供基本的历史事实，但是不可能提供真相、真实或真理。”[12]因此，新历史主义学者反对“历史即真实”这一话语，因为“在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家那里，历史不仅是一种文本，它更是一种话语，历史不再是简单的‘过去事件’，它更是文本作者性格和态度，更是读者对文本或过去事件的一种体悟”[13]。海登·怀特提出，我们应该“承认每个历史叙事都带有虚构成分，因为历史不仅是关于事件，而且也是关于这些事件所体现的关系网。关系网并不直接存在于事件之中，它存在于历史学家反思事件的脑海中”[14]，这也就是说历史学家运用了自己头脑中所承认的关系模式来参与历史事件的“编织”。正是这样，曾纪鑫“打通历史和文学的屏障”，并利用文本建构社会历史[15]，在其作《抗倭名将俞大猷》中展现了大背景下，被历史湮没的英雄人物的故事。他在书中解构了文本与历史、历史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颠覆了人们对于“历史即真实”的既有认知，进而展现文本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体系。俞大猷一生最大的功绩在于抗倭，他几乎参加了有明一代倭寇最为猖獗时期的所有主要抗倭战役，而且屡屡得胜，战功卓著。他与戚继光一起，将永远被后人铭记。世人言：“俞龙戚虎，杀贼如土。”戚继光如虎，俞大猷如龙，难怪曾纪鑫叹言：在大明王朝三百年间，能与俞大猷相匹的只有一位王阳明。由是观之，新历史主义批评被视为一种语境主义的文学研究方式。不同于先前将历史留作背景资料，只让文学走向前台的所谓旧历史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反过来让历史登台亮相。
三、一座桥：从历史走向文化诗学
《抗倭名将俞大猷》一书中记载，俞大猷年幼时立愿要在家乡濠溪边修一座桥，以利两岸父老乡亲。直到隆庆三年（1569）六十七岁那年，升任右都督的他，才有了修桥资本，捐出薪俸，请堂弟俞良猷督建了一座六墩七孔石桥。濠溪古桥，迄今完整保存，桥头还生长着枝繁叶茂的大榕树。曾纪鑫对此感慨万分，他说，俞大猷早已指挥数万乃至数十万大军，重权在握，若克扣军饷或瞒报丰厚的战利品取用九牛一毛，建造一座石桥或一座豪宅，易如反掌。但是，廉洁自律的俞大猷并没有这样做，也许连这样的念头也不曾有过！
这是一座平凡的桥，却有着极其不平凡的寓意。它的意义至少有三点：
第一，沟通古今，将桥那头真实的俞大猷与桥这头渴望回归历史的我们连接在一起。
俞大猷是16世纪中人，那时的人有更多观念的桎梏，那个世纪人的真实和20世纪相去甚远，我们也正在离开上个世纪而远去。所以当今更需要一种有历史感的理解。当我们思索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时，如果说，俞大猷在故乡建构的那座石桥具有接通古今的象征意义，那么，俞大猷的传记还为我们留下一座血肉之躯，具有从历史通往文化诗学的表征寓意。
第二，沟通故乡与外域的关系。虽然俞大猷一生中并不曾离开中华大地，但离开故乡甚至被贬往北方却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他身在外，故乡的精神却不曾离却。这种来自闽南乡土的力量，给了屡遭逆境的俞大猷无限胆识。
关于俞大猷练胆的故事，曾纪鑫写了一个精彩的细节：俞大猷胆量过人的故事“墓穴分饼”。
这则故事本身寓意丰富，人鬼不分，虚实相间以及向死而生的精神，给予我们不少宝贵的启示。这些生动细致的描写，不仅增添了文章的趣味性、可读性，也不露声色地寓意了俞大猷勇猛顽强性格的来源，即来自故乡的“原风景”。似乎人生在世不离开故乡不能实现抱负，不遭遇远方难能成长。哲人说，人生的第一印象决定人的一生，从俞大猷的一生我们足可验证此论。“原风景”为日本汉字，笔者直接搬过来用在抗倭英雄身上，意在说明英雄不忘“初心”的故乡情结。生于斯、长于斯，闽南故乡对这位抗倭英雄的影响是终生的、决定性的。直至最后在故乡留下的“六墩七孔石桥”，不也是俞大猷一生的写照吗？
诚然，这是一座实体桥，但我们却通过它来探究死去人物的活的意志。在没有生命的地方寻找生命，这是一个悖论。我们力图让死去的人物重新开口，叙述他们自己的故事。显然，这是一座通往“文化诗学”的语言之桥。
第三，通往“文化诗学”的语言之桥。
新历史主义批评从文本分析到语境分析，进而走向“文化诗学”。事实上，新历史主义批评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学对于历史的反作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学与历史的相互作用和互动效果。当年在给《文艺复兴中的形式力量》写的导论中，格林布拉特就以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埃塞克斯叛乱前夕对《理查二世》的激烈反应，来例证“文学与历史的相互渗透性”。保罗·弗莱对此的评论是:所以文学也伤害! 文学具有一种影响到历史进程的话语介质。简言之，文学影响历史的进程，一如历史影响文学。 这果然是文有所为。这里面新历史主义的洗礼，当是功不可没。换言之，即便文学日益在边缘化，即便文学影响历史的命题其实空洞，文学见证历史的本能，自有一种“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英勇。
显然，曾纪鑫很有一种想跟死人说话的欲望。虽然他知道死人不会说话，但依然确信能够同他们重启一场对话。虽然他及我们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但是自己的声音就是死者的声音，因为死者设计留下了他们自己的文本踪迹。这些踪迹让他们自己出现在活人的声音里面。曾纪鑫引领我们寻找这些历史踪迹，即便是最细微最乏味的，也包涵着逝去生命的若干残篇。还有一些似乎是处心积虑，充满了让人听到的强烈意志，正如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所为：“坚持看好颠覆性观念和实践的潜能——包括他们自己批判性文字中的内容，以促进社会剧变。”新历史主义要我们回归真实世界固然是事实，但必须承认，这一回归受制于语言。“正是通过语言，真实世界构造了自身。”[16]享有观念史学家头衔的福柯也是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曾纪鑫正是通过这部“非虚构”长篇历史人物传记，引领我们通往“文化诗学”的语言之桥。这座桥是有声音的，是抗倭英雄以其“虚江啸卧”喊着躺成的桥，风里雨里，啸声永恒。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5年第1期，作者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授）
注：
[1]俞大猷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离开金门，金门人一直感念他的功绩与恩德，称他为“俞佛”。二十年后，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门人杨宏举在旁，建了一座纪念亭，并撰《虚江啸卧亭记》。
[2][6][7]曾纪鑫：《抗倭名将俞大猷》，宁波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第36页、第68页、第83页。
[3]首先使用新历史主义这个词的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英文系的教授史蒂芬·格雷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1982年的《文类》杂志第一期专刊打出这个旗号。之后通常用这个词来形容当前文艺的动向。葛林伯雷则使用另一个词是“the poetics of culture”，即“文化诗学”。
[4]曾纪鑫：《抗倭名将俞大猷》，宁波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封面语录。
[5]参阅桑大鹏、于红新：《心性与人格的重新发现——曾纪鑫长篇历史人物传记〈抗倭名将俞大猷〉传主俞大猷形象之诠释学分析》。
[8][13]周山，覃建军：《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三个问题》，《求索》2010年第7期，第207-208页、第26页。
[9]曾纪鑫：《从边缘影响历史的11个人》，九州出版社2016年8月版。
[10]李启宇：《宏观历史背景与具体史料的有机结合——读曾纪鑫〈抗倭名将俞大猷〉》，《黄石日报》2021年4月19日。
[11]杨天松：《历史文化散文题材的拓展——评曾纪鑫长篇历史人物传记〈抗倭名将俞大猷〉》，选自杨天松：《被照亮的历史·曾纪鑫历史文化散文研究（1999-2020）》。
[12]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第 4 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597页。
[14]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174页。
[15]王玫、李阳：《新历史主义文论再研究》，《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119-123页。
[16]陆扬：《论新历史主义批评》，《人文杂志》2020年第8期，第79-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