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超凡脱俗的遗诏

遗诏，即皇帝临终前颁发的诏书。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相当漫长，皇帝多，诏书自然也多，但能给后世带来影响的，则少之又少，而汉文帝的那份遗诏堪称独一无二。

汉文帝，即刘恒，生于汉高祖五年（前202），乃刘邦的儿子，为薄夫人所生，高祖十一年立为代王。由于他对自己的身份有正确的认识，行事低调，不为人注意，得以躲过权倾一时又极其歹毒的皇太后吕雉的迫害。诸吕势力被消灭后，他在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大臣的支持下，继承皇位。执政期间，以仁德治天下。对内，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对外，睦邻友好，化干戈为玉帛，开启了“文景之治”的时代。

后元七年（前156）六月，汉文帝“崩于未央宫”，他的人生因此画上了句号。司马迁的《史记·孝文帝本纪》，除了介绍这位皇帝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活动及所取得的成就外，还将他临终前的遗诏原封不动地转载下来。笔者读这份遗诏，感到它所体现的思想、观念，非同寻常，印象似乎比汉文帝一生的业绩还来得深刻。

那么，汉文帝的遗诏究竟说了什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首先，它谈到了人的生死观，其见解充满超凡脱俗的科学精神。

汉文帝指出，“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意思是，世间万物，蓬蓬勃勃，欣欣向荣，但任何物种，包括人，最终都免不了死。由生而死，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谁也无法改变，应该坦然面对，没有什么可悲哀的。可是现在，世人普遍存在的观念是，喜欢生而厌惧死，死了就厚葬，铺张浪费，导致家业的破产，而加重服丧的程度又损害身体。汉文帝坦言，这种风气他是很不赞成的。

两千多年前，当科学尚不发达、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思想还笼罩在超自然力量的阴影之下，汉文帝对人的生死就有了如此准确而豁达的认识，并直抒胸臆，批评当时盛行的某些错误观念与行为，这太不容易了。反观当今社会，科学知识已经相当普及，有些人却还像汉文帝当年所说的那样，“嘉生而恶死”，相信鬼神，企望来世，做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这种对比说明，时代虽然不断前进，但有些人的观念却停留在遥远的从前；而个别古人，思想超越时空，其某些行为至今仍值得后人的学习。

谈完生死观，汉文帝对自己作了评价。他说，“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即自己当了皇帝，却不能给老百姓以帮助，感到非常惭愧。司马迁对此不以为然，唱了“反调”，他认为，汉文帝“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欢”，是个很有作为的皇帝。那么，究竟谁说得对呢？历史表明，汉文帝执政23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轻农民的负担，使他们的生活相对稳定，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史称“天下宴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可见，遗诏说“无以佐天下”，并非事实，而是一种自谦，与多数封建帝王的骄横跋扈、自以为是，恰好成了显明的对照。

汉文帝接着说，“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意思是，我死了，全国各地要长久地服丧，这就使天下的人为我悲哀，长辈不能给子女操办婚嫁，还因此寝食不安，中断对鬼神的祭祀。种种所为，加重了我的“不德”，天下人该会怎样说我呢？

可以看出，此时的汉文帝，内心是非常不安的。但他不愿这样下去，而想表达自己对死的坦然以及反对厚葬的态度，因此他告诉天下的老百姓：“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他说自己很渺小，却能够登临帝位，列于天下诸王之上，而且多年来社会安宁，没有兵戎相见的事发生。这显然是靠上天的保佑，也是托百姓之福，应该感恩才是。他还说，自己是个才疏学浅的人，常常担心有损于先帝的遗德，并害怕在位的时间长了，不能善始善终，有负天下人的希望。现在，终于有幸活到天年，并能受供于祖庙。对于这样的死，还有什么可悲哀的呢？

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汉文帝临终前的这种心态，的确难能可贵。实事求是地说，他在治理国家方面，是有贡献的，而历史也给予比较突出的正面评价。当然，他也有一些不足与过错。例如，对才华出众的政论家贾谊，缺乏应有的认识，没能重用，甚至连认真征求意见都没有。此事直到唐代晚年，著名诗人李商隐还在提及，批评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对佞臣邓通，又过于宠信与照顾，轻率地允许其自行铸币，导致“邓氏钱，布天下”。尽管汉文帝可能不认识到他有什么具体的失误，但从遗诏看，他没有飘飘然，而是表现出谦逊与满足，可见他有一定的自知之明。

评价自己的一生之后，汉文帝对丧事作了具体的安排。

　遗诏指出，各地接到通知后，丧事举办三天过即无须身穿孝服，也不要禁止婚嫁、祭祀以及一切饮宴活动。亲属子孙应当服丧者，不必光着脚，绖带（麻布带子）也不要超过三寸。不要用丧布装饰车马和兵器。不要组织百姓到灵堂哭。至于应到灵堂哭丧的亲属子孙，只要早晚各哭十五下就行。祭礼结束后，禁止擅自哭丧。下葬之后，“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服完即可宣告结束。以上所述，如果还有一些没有提到的，就参照此诏书的精神执行。现将诏书布告天下，让万民都知道我的意愿。

显然，汉文帝与历史上的帝王不一样，他不唯典籍，不唯祖宗，更不摆皇上老子的谱，而是决心改革服丧三年的旧制，实行一系列简化措施，这种行为很不简单。因为丧制是老祖宗所定的，《礼记》就有“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的记载，要动它是需要有勇气的，特别是在一个强调以“礼”治天下的社会，做到这一点就更不容易了。

除了对丧事的具体布置，汉文帝的遗诏还重申有关营造“霸陵”（灵寝）的指示———“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原来，一生俭朴的汉文帝对这件事早有明确的交待，即“治霸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不烦民”。意思是，他死后，以山为墓，不要另行造坟，而且所有的下葬品，均应是普通的瓦器，不得用贵重的金银铜锡装饰，以免因浪费而给百姓造成负担。对于先前的这些安排，他要求子孙与臣民不得擅自更改。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知道，封建统治者不仅生前享尽荣华富贵，还非常重视身后的陵寝（嬴政十三岁即位，就将营造秦陵的任务交给李斯主持）。根据视死如视生的原则，帝王的墓葬极其考究，内中的陈设非常奢华，生前拥有的，死后几乎都要移入地下，还要增加新的。因此，中国现存的一些贵重文物，相当多来自考古发掘的古代坟墓。尚未发掘的，如秦始皇陵与唐高宗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其所深埋的珍稀宝贝，据有关专家估计，更是难以胜数。汉文帝在位时励精图治，国库殷实，人民生活相对富足，想把陵寝搞得气派点完全有条件，也不会有人说三道四，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采取薄葬，此举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是很了不起的。

汉文帝以上的种种安排，可谓方方面面都顾及到了，但有件事仍让他放心不下，于是遗诏的末尾又加了一句———“归夫人以下至少使”。这八个字乍看很突然，与上面的交待似乎也没有多少联系，但细读之后发现，这是一个重要指示，即命令有关部门，一旦他死了，必须将后宫中的女性，从夫人至少使，一律遣送回家。（“少使”，为后宫中辈分最低的侍妾）。虽然此举不能高估为“解放妇女”，但它真实地反映了这位皇上仁慈的同情心。他知道，如果不亲自下诏让这些曾为自己服务过的侍妾回家，她们就只能一辈子孤独地老死宫中。汉文帝遗诏的这个最后指示，与历史上那些用活人殉葬的做法恰成强烈的对比，很值得称赞。

综上所述，汉文帝的遗诏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一份帝王文书，它的意义超越时空，尤其是在如何对待生死，如何评价自己，如何安排身后事等方面，其思想境界不仅胜过了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为今人提供了借鉴之处。司马迁不惜篇幅，全文照录，说明他看到了其不同凡响的重要性。笔者读后感触良多，很想从《史记》或其它志书上再读到能与之相提并论的遗诏，但至今未能如愿。从这一点说，汉文帝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值得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