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7-11 10:18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楚 欣

“让国”、“挂剑”留美名

———读春秋时代的吴国公子季札


季札雕像


司马迁的《史记·吴泰伯世家》,记述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其中季札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

季札,姬姓,名札,出生于公元前576年(鲁成公十五年),是吴王寿梦的儿子。先秦时期,人们常在名字之前冠以伯(孟)、仲、叔、季,以表示兄弟之间的长幼之序(如“仲尼”,就是人们熟悉的孔子“孔老二”)。札排行第四,故而称季札,后受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又有“延陵季子”之称。

虽然季札的年纪最小,但无论品行还是才情,都被公认为最好的。寿梦因此想传位给他,但季札认为不妥,他恳切地对父亲说,礼有旧制,不能因父子感情而废先王礼制。此话有理有据,寿梦不能不听,便按常规立长子诸樊为储。诸樊执政后,想立季札,被他婉言谢绝,只得立二弟余祭。诸樊死后,余祭继位,还想立季札,以实现父亲生前的遗愿,但仍为季札所推辞。余祭不得不立三弟余昧。余昧在二哥死后做了四年国君,“欲授弟季札”。这一次,季札不仅婉拒,而且迅速离开都城,退隐于山水之间,躬耕劳作。

季札生活于春秋时代的中后期,那时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大权旁落,诸侯争霸,为的都是一己之利。就连同一个家族,也时常因权利分配不均而发生残酷的内斗。例如上面说到的吴国,季札因谦让出走,余昧的王位就传给了儿子僚,但公子光(此人即阊庐,也作阊闾,他的儿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夫差)心怀异志,派刺客专诸杀了僚,夺取大位(著名的京剧《鱼肠剑》演的就是此事)。对于社会上这种利益纷争的现象,当时的民谚做了生动的概括,即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季札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再“让国”,这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

才华横溢的季札虽然不贪恋权位,但深知身上的责任,因而积极从政,是春秋时代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多次奉命出使,处理棘手问题,都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出使齐国时,他会见大臣晏平仲(晏婴),对他说,“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能未息也。”即告诉晏子,齐国政局将出现变化,你要赶快交出权力与封地,没有了这两样东西,就可以免遭灾难。晏子听了他的话,茅塞顿开,立即通过陈桓子(即田桓子,齐国田氏家族的首领之一,其妻为齐景公的姐姐),把权力与封地交出来,结果在后来齐国栾、高的动乱中得以躲过一劫。

出使郑国时,季札见到了著名的政治家子产,两人一见如故。季札对子产说,“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札。不然,郑国将败。”告诉他,郑国国君无道,过不了多久,大权就会到你的手上,希望你谨慎从政,以礼持国,否则就要失败。这番肺腑之言,给子产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后也证明季札的预言非常准确———子产果然执掌郑国的大权。

出使卫国时,季札会见了众多知名人士,如蘧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他对这些人说,“卫多君子,未有患也”。这个分析也得到了事实的验证,即卫国虽然小而又弱,且处在大国的夹缝中,但因为有许多贤臣与能人的辅助治理,一直平安无事。

出使晋国时,季札的任务是“以观诸侯之变”。他明察秋毫,洞若观火,会见晋国卿大夫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时,对未来作了明确的预言:“晋国其萃于三家乎?”即晋国的最后将由三家分治。离开前,他又找晋国旧公族的代表人物叔向谈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要他认清形势,想想该如何保护自己,千万不可当晋公室的殉葬品。季札对三家分晋的预先判断,最终被证实。这样富于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即使放在今天,也令人叹服。

公元前485年(鲁哀公十年),楚国出兵进攻陈国。季札奉吴王之命前往救援,已经年过九旬的他凭着自己在列国中的巨大威望,向楚国的领兵者子期将军传言———“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安民”,明确表示反对楚国以强凌弱的错误做法,接着他又进行了出色的调停,终于使这场战争得到平息,陈国也因此免遭灾难。

季札对文学艺术也有很深的造诣。《左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司马迁的《史记·吴泰伯世家》则全文照录。那是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季札到鲁国访问,他向主人提出,希望能欣赏一下周王室的音乐与舞蹈。为什么季札会有这个要求呢?原来,周成王曾把周天子的音乐赐给周公(“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国的国君是周公的后代,因而保存了这套音乐舞蹈。鲁国人听了季札的话,当即安排乐师演出。声乐方面,季札听了“国风”、“二雅”,以及“颂”。可以说几乎听遍了《诗经》。他不仅听,还不断发表评论。如听到《周南》、《召南》,他说,“美,始基之矣(教化刚刚开始奠基),犹未也(还没有完成),然勤而不怨”;听到《齐风》时,他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有大国之风,可作东海诸国的表率),其太公(指建国者姜尚)乎?国未可量也”;听到《卫风》时,他说,“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这大概是周公东征的音乐吧)?”听到《郑风》时,他说,“其细已甚(郑风烦琐过分),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听到《陈风》时,他说,“国无主(没有人民的拥护),其能久乎?”

季札还饶有兴趣地观看舞蹈。欣赏过程中,他像听歌一样,不断地谈看法。如看完《象箭》、《南籥》(籥,古代的乐器),他说,“美哉,犹有感(美中还有不足之处)”;看完《大武》,他说,“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看完《大夏》,他说,“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及之?”看完《招箾》(箾,古代舞者所执的竿),他说,“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焘(像天一样无所不覆盖)也,如地之无不载(像地一样无所不容纳)也,虽甚盛德,无以加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观。”(意思是这样的音乐舞蹈已经臻于完美,不需要再观赏别的了。)

季札对周王室音乐舞蹈的评论,虽然多的是赞美,但也有遗憾,乃至于忧虑与批判,可见他对文艺作品反映时代精神与人民愿望的功能,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

季札还是一个重信义的人。那一年,他出使晋国,途经徐国。徐国国君与他会见时,对他身上所佩带的宝剑甚感兴趣,很想客人能赠给他,却又不便开口。季札察颜观色,知道主人的心思,但由于接着要出使上国,必须有佩剑在身,没法将它献给徐国国君,不过他觉得,回程再送也未迟。然而待到出使完毕,又经过徐国时,徐君已经死了。季札听说后非常难过,他向故人表示了沉痛哀悼,并当场解下身上的宝剑,送给继位的徐国新君。随从的人员对此不明白,说是人都没了,您送给谁呀?季札回答,“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背)吾心哉?”即当时我从心底里已决定将这把宝剑送给徐君,怎么能因为他的故去而违背我当初的心愿?但此时徐国新君却说,先君没有留下遗命,宝剑我不敢收。季札听后,恭恭敬敬地把宝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便匆匆离去。徐国的老百姓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感动,称赞说,“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后世许多文人更是纷纷写诗颂扬季札的高贵品德。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陈情赠友人》一诗这样写道:“延陵有宝剑,价重千黄金。观风历上国,暗许故人深。归来挂墓松,万古知其心”。

公元前485年(鲁哀公十年),季札走完他的人生之路,享年九十二,安葬于申港(今江苏省江阴市)西南。传说他墓碑上的十个古篆字“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为孔子所书,称“十字碑”。上世纪抗战初期毁于兵燹。

季札与孔子同为春秋时代的人物,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小季札25岁,但孔子之所以对季札非常尊敬,主要不在于年龄比他大,而在于其高尚的道德和渊博的学问。虽然季札不属于儒家,但与孔子齐名,历史上有“南季北孔”之誉,甚至称他是“中国南方第一圣人”,对他的记述多为正面的赞许。当然,这并不排除对他也有负面的议论,例如东汉思想家王充的《论衡·书虚》,就记述过季札的一次失言。现将全文介绍如下:

延陵季子出游,见路有遗金。当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来!”薪者投镰于地瞠目拂手而言:“何子居之高,视之下,仪貌之壮,语言之野也!吾当夏五月,披裘而薪,岂取金哉?”季子谢之,请问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语姓名”,遂去不顾。

这段文字记述了季札以富贵者自许,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说了不尊重他人的话,结果遭到了鄙视,弄得很尴尬。季札真有这样的事吗?笔者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论衡》此书的写作目的非常明确,即为了纠正与作者意见相左的一些认识错误(“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特别是批判孔孟之道,尤为着力。所谓“书虚”,就是解释儒家著作中一些没有根据的说法。季札虽然不是儒家,但他的思想倾向与儒家是一致的(近代有人甚至称他是“儒家的先驱”),因而在王充看来,季札与孔丘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故而批孔时也不忘捎带一下季札。上面的记述很可能就是这样被制作出来的。当然,这只是推论。退一步说,即便王充的记述并非杜撰,季札确实有过不尊重劳动者的话,但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向“披裘而薪者”作了道歉,人们也就不应该再揪住不放。

对于季札,还是司马迁说得好。他在《史记·吴泰伯世家》的末尾写道,“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热情肯定了季札的道德与才华。笔者以为,这样一位具有诚信、礼让、睿智、正直、善良等优秀品质的古人,历史上实不多见,很值得今人的敬仰与学习。



为了纪念常州古城奠基人季札所修的嘉贤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