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国”、“挂剑”留美名

———读春秋时代的吴国公子季札

司马迁的《史记·吴泰伯世家》，记述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其中季札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

季札，姬姓，名札，出生于公元前576年（鲁成公十五年），是吴王寿梦的儿子。先秦时期，人们常在名字之前冠以伯（孟）、仲、叔、季，以表示兄弟之间的长幼之序（如“仲尼”，就是人们熟悉的孔子“孔老二”）。札排行第四，故而称季札，后受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又有“延陵季子”之称。

虽然季札的年纪最小，但无论品行还是才情，都被公认为最好的。寿梦因此想传位给他，但季札认为不妥，他恳切地对父亲说，礼有旧制，不能因父子感情而废先王礼制。此话有理有据，寿梦不能不听，便按常规立长子诸樊为储。诸樊执政后，想立季札，被他婉言谢绝，只得立二弟余祭。诸樊死后，余祭继位，还想立季札，以实现父亲生前的遗愿，但仍为季札所推辞。余祭不得不立三弟余昧。余昧在二哥死后做了四年国君，“欲授弟季札”。这一次，季札不仅婉拒，而且迅速离开都城，退隐于山水之间，躬耕劳作。

季札生活于春秋时代的中后期，那时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大权旁落，诸侯争霸，为的都是一己之利。就连同一个家族，也时常因权利分配不均而发生残酷的内斗。例如上面说到的吴国，季札因谦让出走，余昧的王位就传给了儿子僚，但公子光（此人即阊庐，也作阊闾，他的儿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夫差）心怀异志，派刺客专诸杀了僚，夺取大位（著名的京剧《鱼肠剑》演的就是此事）。对于社会上这种利益纷争的现象，当时的民谚做了生动的概括，即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季札却反其道而行之，一再“让国”，这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

才华横溢的季札虽然不贪恋权位，但深知身上的责任，因而积极从政，是春秋时代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多次奉命出使，处理棘手问题，都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出使齐国时，他会见大臣晏平仲（晏婴），对他说，“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能未息也。”即告诉晏子，齐国政局将出现变化，你要赶快交出权力与封地，没有了这两样东西，就可以免遭灾难。晏子听了他的话，茅塞顿开，立即通过陈桓子（即田桓子，齐国田氏家族的首领之一，其妻为齐景公的姐姐），把权力与封地交出来，结果在后来齐国栾、高的动乱中得以躲过一劫。

出使郑国时，季札见到了著名的政治家子产，两人一见如故。季札对子产说，“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札。不然，郑国将败。”告诉他，郑国国君无道，过不了多久，大权就会到你的手上，希望你谨慎从政，以礼持国，否则就要失败。这番肺腑之言，给子产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后也证明季札的预言非常准确———子产果然执掌郑国的大权。

出使卫国时，季札会见了众多知名人士，如蘧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他对这些人说，“卫多君子，未有患也”。这个分析也得到了事实的验证，即卫国虽然小而又弱，且处在大国的夹缝中，但因为有许多贤臣与能人的辅助治理，一直平安无事。

出使晋国时，季札的任务是“以观诸侯之变”。他明察秋毫，洞若观火，会见晋国卿大夫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时，对未来作了明确的预言：“晋国其萃于三家乎？”即晋国的最后将由三家分治。离开前，他又找晋国旧公族的代表人物叔向谈话，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要他认清形势，想想该如何保护自己，千万不可当晋公室的殉葬品。季札对三家分晋的预先判断，最终被证实。这样富于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即使放在今天，也令人叹服。

公元前485年（鲁哀公十年），楚国出兵进攻陈国。季札奉吴王之命前往救援，已经年过九旬的他凭着自己在列国中的巨大威望，向楚国的领兵者子期将军传言———“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安民”，明确表示反对楚国以强凌弱的错误做法，接着他又进行了出色的调停，终于使这场战争得到平息，陈国也因此免遭灾难。

季札对文学艺术也有很深的造诣。《左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司马迁的《史记·吴泰伯世家》则全文照录。那是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季札到鲁国访问，他向主人提出，希望能欣赏一下周王室的音乐与舞蹈。为什么季札会有这个要求呢？原来，周成王曾把周天子的音乐赐给周公（“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国的国君是周公的后代，因而保存了这套音乐舞蹈。鲁国人听了季札的话，当即安排乐师演出。声乐方面，季札听了“国风”、“二雅”，以及“颂”。可以说几乎听遍了《诗经》。他不仅听，还不断发表评论。如听到《周南》、《召南》，他说，“美，始基之矣（教化刚刚开始奠基），犹未也（还没有完成），然勤而不怨”；听到《齐风》时，他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有大国之风，可作东海诸国的表率），其太公（指建国者姜尚）乎？国未可量也”；听到《卫风》时，他说，“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这大概是周公东征的音乐吧）？”听到《郑风》时，他说，“其细已甚（郑风烦琐过分），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听到《陈风》时，他说，“国无主（没有人民的拥护），其能久乎？”

季札还饶有兴趣地观看舞蹈。欣赏过程中，他像听歌一样，不断地谈看法。如看完《象箭》、《南籥》（籥，古代的乐器），他说，“美哉，犹有感（美中还有不足之处）”；看完《大武》，他说，“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看完《大夏》，他说，“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及之？”看完《招箾》（箾，古代舞者所执的竿），他说，“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焘（像天一样无所不覆盖）也，如地之无不载（像地一样无所不容纳）也，虽甚盛德，无以加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观。”（意思是这样的音乐舞蹈已经臻于完美，不需要再观赏别的了。）

季札对周王室音乐舞蹈的评论，虽然多的是赞美，但也有遗憾，乃至于忧虑与批判，可见他对文艺作品反映时代精神与人民愿望的功能，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

季札还是一个重信义的人。那一年，他出使晋国，途经徐国。徐国国君与他会见时，对他身上所佩带的宝剑甚感兴趣，很想客人能赠给他，却又不便开口。季札察颜观色，知道主人的心思，但由于接着要出使上国，必须有佩剑在身，没法将它献给徐国国君，不过他觉得，回程再送也未迟。然而待到出使完毕，又经过徐国时，徐君已经死了。季札听说后非常难过，他向故人表示了沉痛哀悼，并当场解下身上的宝剑，送给继位的徐国新君。随从的人员对此不明白，说是人都没了，您送给谁呀？季札回答，“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背）吾心哉？”即当时我从心底里已决定将这把宝剑送给徐君，怎么能因为他的故去而违背我当初的心愿？但此时徐国新君却说，先君没有留下遗命，宝剑我不敢收。季札听后，恭恭敬敬地把宝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便匆匆离去。徐国的老百姓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感动，称赞说，“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后世许多文人更是纷纷写诗颂扬季札的高贵品德。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陈情赠友人》一诗这样写道：“延陵有宝剑，价重千黄金。观风历上国，暗许故人深。归来挂墓松，万古知其心”。

公元前485年（鲁哀公十年），季札走完他的人生之路，享年九十二，安葬于申港（今江苏省江阴市）西南。传说他墓碑上的十个古篆字“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为孔子所书，称“十字碑”。上世纪抗战初期毁于兵燹。

季札与孔子同为春秋时代的人物，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小季札25岁，但孔子之所以对季札非常尊敬，主要不在于年龄比他大，而在于其高尚的道德和渊博的学问。虽然季札不属于儒家，但与孔子齐名，历史上有“南季北孔”之誉，甚至称他是“中国南方第一圣人”，对他的记述多为正面的赞许。当然，这并不排除对他也有负面的议论，例如东汉思想家王充的《论衡·书虚》，就记述过季札的一次失言。现将全文介绍如下：

延陵季子出游，见路有遗金。当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来！”薪者投镰于地瞠目拂手而言：“何子居之高，视之下，仪貌之壮，语言之野也！吾当夏五月，披裘而薪，岂取金哉？”季子谢之，请问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语姓名”，遂去不顾。

这段文字记述了季札以富贵者自许，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说了不尊重他人的话，结果遭到了鄙视，弄得很尴尬。季札真有这样的事吗？笔者持怀疑态度。这是因为，《论衡》此书的写作目的非常明确，即为了纠正与作者意见相左的一些认识错误（“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特别是批判孔孟之道，尤为着力。所谓“书虚”，就是解释儒家著作中一些没有根据的说法。季札虽然不是儒家，但他的思想倾向与儒家是一致的（近代有人甚至称他是“儒家的先驱”），因而在王充看来，季札与孔丘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故而批孔时也不忘捎带一下季札。上面的记述很可能就是这样被制作出来的。当然，这只是推论。退一步说，即便王充的记述并非杜撰，季札确实有过不尊重劳动者的话，但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向“披裘而薪者”作了道歉，人们也就不应该再揪住不放。

对于季札，还是司马迁说得好。他在《史记·吴泰伯世家》的末尾写道，“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热情肯定了季札的道德与才华。笔者以为，这样一位具有诚信、礼让、睿智、正直、善良等优秀品质的古人，历史上实不多见，很值得今人的敬仰与学习。